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在3月16日這天，東京出版的政論新聞《時事新報》上，刊載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社論，題為《脫亞論》。文章提出，日本要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要拒絕與中國（支那）、朝鮮這樣愚昧落后的“惡鄰”為伍。

這篇文章在今天廣為人知，一般認為其作者是維新思想家福澤渝吉。不過關于這點，學界頗有爭議。更重要的是，和我們想象相反，它發表后影響甚微：直到1933年收錄于《續福澤全集》，它再沒被人提起過。日本學者重新發現《脫亞論》，并且把這篇2400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國家走向相互印證，是在二戰結束后的1950年代。而它成為討論焦點，被普遍認定為日本走向近代、走向殖民侵略的先聲，更晚至1960年代。

盡管文章被長期遺忘，但因“脫亞”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某種心路歷程，所以在沉睡幾乎百年后幽靈般蘇醒。它迅速成了一個符號，象征一個國家（日本）對其所置身的共同體（亞細亞，或者東亞）曾經的態度。而對《脫亞論》的重新“發現”和討論，則又表現一種特定時空中的歷史思考。

今年是2015年，距《脫亞論》發表，正好是130年。東亞近現代諸多轉折性事件，在今年都是整年紀念：中日甲午戰爭結束120周年，日俄戰爭結束110周年，二戰結束70周年。它們分別標志著東亞傳統宗藩體系的崩潰、日本確立東亞霸權，以及此霸權的終結。對這幾件事情的記憶，可以串聯起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東亞歷史。那么，我們對于自己所處身的國家和區域在這130年來的際遇，應該有怎樣的理解呢？

我想從“脫亞”的“亞”字說開去，先看看我們和這個“亞”，或者具體說是“東亞世界”，是怎樣一種連結。為什么我們是“東亞”？“東亞”對我們又意味著什么？

小時候學世界地理，都說世界有“七大洲”：亞、歐、非、大洋、南美、北美和南極洲。這貌似是個客觀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是攤開一張世界地圖，疑問就來了：其他大洲都邊緣清晰相對獨立，為什么歐洲和亞洲明明屬于一個大陸板塊，卻被分成兩個“洲”？是，烏拉爾山脈、高加索山脈、黑海和土耳其海峽這些“天塹”，構成了歐亞的分界，可第一，它們并不比喜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義，第二，也并未成為東西交往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橫跨歐亞”的大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很鬧心，時不時糾結于自己姓歐還是姓亞。

所以，與其說“亞洲”是一個天然的地理單位，不如說是人為的認知單位（當然嚴格說起來，其他“洲”也是）。制造這個亞洲概念的，是它的鄰居——歐洲。

“亞細亞”（Asia）一詞來自古希臘語，意思是東方。這個“東方”最早僅指希臘毗鄰的所謂小亞細亞地區，后來逐漸擴大，變成了涵蓋地球上近30%的陸地面積，超過60%人口的超大區域。在歷史沿革中，“亞細亞”曾被分為“近東”、“中東”、“遠東”等次區域，我們今天所說的“東亞”，就和 “遠東”有較大重疊。經過了上世紀后半期的去殖民化運動，“遠東”這個明顯帶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概念，在創造它的歐美知識界，被逐漸拋棄，代以似乎更為中性的“東亞”一詞。（今天“遠東”大概只在俄羅斯還作為官方概念使用。）可是較真的話，東亞（East Asia）從詞源上講，就是“東方的東方”的意思，屁股還是坐在西邊的。

住在東亞的人本對“東亞”不明就里。盡管早在16世紀，歐洲傳教士就帶來“亞細亞”這個新鮮詞，也沒人說：好吧，咱是“亞洲人”或“東亞人”了。東亞人接受、并自覺認同“東亞”標簽，也就是從《脫亞論》發表的那個時代才開始的。而這種身份的逐漸清晰，正是形成于和“歐洲”的互動。

在19世紀的歐洲，東亞或者亞洲已不再是個單純的地理存在。伴隨著資本和殖民擴張，這個地域被賦予時間性，成為一個歷史和文明概念。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大概是最早把各大文明區域納入時間序列的人。這位唯心論者把世界歷史歸攏到一個“絕對精神”自我實現的階梯過程，而各大文明在這個過程中占有不同的位置。他認為，中國和印度文明就像心智未開的兒童，近東文明（埃及、敘利亞）則像剛剛成長的少年，而且它們因為先天缺乏“自由意志”，所以停滯了，再長不大；希臘文明算是青年，而羅馬文明才標志人類歷史的成年。接下來，絕對精神在日耳曼世界的基督教文明那里達到最高峰。黑格爾認為，最終所有人類歷史都要沿著這個路徑達致“自由”，無一例外。

馬克思一生受黑格爾哲學影響，他繼承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時間性，但對他來說，物質生產才是最本質的歷史動力，因此人類歷史是個生產力不斷進化的過程。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迄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雖然最終它會被消滅，但其他生產方式也必然先要被資本主義取代。馬克思把最為典型的農業生產，命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其中由大規模灌溉需要而產生的“東方專制主義”統治模式，導致社會過于穩定而缺乏發展動力。相對于黑格爾的全然蔑視，馬克思對亞洲的態度比較復雜。一方面他抨擊歐洲資本主義對亞洲的殘酷殖民，另一方面則認為亞洲只有借外在沖擊才會發展出資本主義，并最終加速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滅亡。

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亞洲是專制、落后、愚昧、停滯的，反襯出歐洲的自由、先進、文明和進步。歐洲人對亞洲/中國從贊美轉為批判，雖濫觴于法國的孟德斯鳩，但19世紀前，還沒有誰把地理上的“亞洲”看作是人類“大一統歷史”中的初級階段，一個時間性的存在。此后，社會學鼻祖馬克斯?韋伯也分析了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宗教，以論證為什么“資本主義精神”只存在于奉行基督新教的國家。雖然韋伯沒有把亞洲作為時間概念處理，但和黑格爾和馬克思一樣，亞洲實際上是作為歐洲的反題（antithesis）來提出的。也就是說，亞洲存在的意義，在證明歐洲何以是歐洲。1885年《脫亞論》，很明顯繼承了黑格爾以降歐洲思想中的這一“亞洲反題”。

從那時起，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一批接觸歐洲思想的知識分子才開始明白：“哦，我們是亞洲人。”其實相對于“脫亞”之論，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建構一個以日本為軸心的亞洲共同體，以拒斥歐洲殖民的呼聲，倒是有著更大的市場。日本近代的“亞細亞主義”，以種族對抗、文明競爭為核心，勾勒出一個反東方主義的東方主義幻象。這一思潮隨著日本國內國際局勢的變化而逐漸走向政治舞臺，最終演變成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野心。但早期中國、朝鮮、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因其中鮮明的反抗意識，都曾受到過亞細亞主義的激勵。

二戰結束后，反殖民浪潮席卷全球。獲得獨立的新中國，堅定站在被侵害被壓迫的國家一邊，把自己的歷史命運和責任，自覺放在“亞非拉”民族解放的大框架下。此時，中國對“亞洲”的身份認同，既不是地理的、文明的、種族的，也不是意識形態的；“亞洲”是象征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標簽。

“亞洲”本來是別人眼中的他者。但東亞人拿來這個概念，反客為主，把他者變成主體認同了。日本近代的“亞細亞主義”和中國的“亞非拉”革命觀，標志著東亞人對“亞洲”概念的轉化和創造。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認定的“亞洲”也是以歐洲為反題的，當然,這里的歐洲同樣不是地理概念：前者的歐洲是種族與文明，后者代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這個漫長的轉化過程，在我看來，和所謂的“現代化”（日語中叫“近代化”）息息相關，它是內外合力的結果。不過，在歐洲中心視角的長期影響之下，《脫亞論》中“亞洲反題”式的自我認知，在所有東亞國家中都曾經很流行。有一種對《脫亞論》的簡化解讀，就是把現代化和脫亞等同起來。直到今天，很多人還習慣以“愚昧、封閉、野蠻、專制”這樣大而無當的帽子來否定歷史，其內在邏輯和“脫亞”一脈相承，甚至智識上更為懶惰粗暴。在今天，為數眾多的中國、日本、韓國知識人已意識到，“東亞”這一蘊含豐富可能性的歷史載體，應該超越和歐洲/西方相對的維度，超越近代130年的歷史。我們需要在更長的時間段、更廣闊的視野中，來檢視東亞（以及東亞中的每個國家）何以成為自己。因此，探討“發現”（甚至可以說“發明”）東亞的軌跡，就是從一個新的角度，探討我們的現代命運是如何發生和展開的，今天的身份認同（不論是國家、民族，還是區域），又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被塑造的。

“東亞”的概念雖屬外來，卻嫁接在這個區域內部資源上。而我們更熟悉的“中國”、“日本”、“朝鮮/韓國”的概念看似內生，其實有很強的外來性和互動性。下面一篇，就談談這些概念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