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許，一場舉世矚目的受降儀式正在停泊于日本東京灣上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進行著。

受降方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lián)、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和新西蘭派遣的代表團組成，投降方則為日本政府。在這次受降儀式中，代表中國簽字的是時任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上將，他是繼盟軍西南太平洋戰(zhàn)區(qū)總司令麥克阿瑟上將、美國代表尼米茲上將之后，第三位在受降書上簽下姓名的將軍，之后再由英、蘇、澳、加、法、荷、新等九國代表逐一簽名。按此簽字順序來看，足見中國在反法西斯戰(zhàn)場上所起作用的重要性。

那么參加“密蘇里”軍艦受降儀式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究竟有多少人呢？長久以來，有關爭議一直持續(xù)不斷。有說是五人，有說是六人，也有說七人、八人者，甚至更多。

其實通過現(xiàn)場拍攝的影像、照片和當事人徐永昌所寫日記、王之所寫回憶錄來看，我們可以確定參加這次受降儀式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一共有六人。他們分別是：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國防外事局局長楊宣誠中將、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朱世明中將、駐盟軍西南太平洋戰(zhàn)區(qū)總司令部首席聯(lián)絡參謀王之少將、軍令部第1廳第2處處長李樹正少將，以及國防研究院教育處處長王丕承少將。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這個六人代表團是如何產(chǎn)生的吧。

受降代表團的組成

按照常理，時任盟軍中國戰(zhàn)區(qū)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上將理應成為中國受降代表團的團長，但何氏因忙于準備在南京的受降儀式而無暇分身。繼何應欽之后最具聲望的，則是副參謀總長程潛上將，加上當時主導軍事委員會各中樞機構者多由湖南籍貫軍人所把持，他們也都紛紛表示愿意支持程氏來當中國代表團的團長。

有趣的是，就在程潛擔任團長似乎已成定局時，程潛本人卻因“公事繁忙連日通宵熬夜”而在參加商討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會議中睡著了。這時候，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搶先提名由他的山西同鄉(xiāng)——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擔任團長。徐永昌主掌軍令部七年，在任期間對國防建設、作戰(zhàn)動員、情報搜集、后方籌劃等方面都卓有貢獻，在軍中同樣頗具聲望。就這樣，在程潛“失聲”的情況下，徐永昌獲得了一眾反“湖南幫”軍政要員的支持，而成為代表團的團長。

團長確定了，接下來就該考慮團員的組成。為安撫“湖南幫”，徐永昌提名湖南籍的第1廳（作戰(zhàn)廳）廳長劉斐和原第2廳（情報廳）廳長、現(xiàn)國防外事局局長楊宣誠作為團員。楊宣誠對此表示同意，劉斐則以公事繁忙為由婉轉地拒絕，但同意派遣所屬第2處處長李樹正作為隨員出席受降儀式。

參軍處參軍朱世明長期擔任駐美武官，又一度在外交部情報司擔任司長，加上他已經(jīng)被內定為戰(zhàn)后的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理所當然地成為代表團的團員。在朱世明和楊宣誠的推薦下，曾在軍令部第2廳擔任科長和駐外武官的王丕承成為第二名隨員出席受降儀式。

此時代表團中還缺少一位專職的聯(lián)絡翻譯人員，于是長期在盟軍西南太平洋戰(zhàn)區(qū)總司令部擔任首席聯(lián)絡參謀的王之成為擔負這一職責的不二人選。

這六名成員都出自軍令部系統(tǒng)，陸軍軍官五人，海軍軍官一人（楊宣誠）。其中湖南籍三人（楊宣誠、朱世明、王之）、山西籍一人（徐永昌）、江西籍一人（王丕承）、甘肅籍一人（李樹正）。在學歷分布上，徐永昌畢業(yè)于陸軍大學，楊宣誠畢業(yè)于日本橫須賀海軍炮術學校，朱世明畢業(yè)于美國諾維奇軍校，王之畢業(yè)于美國西點軍校，李樹正畢業(yè)于西北陸軍干部學校和陸軍大學，王丕承則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這六人之中，竟無一位出自黃埔軍校者。

至此，代表團的團長、三名團員以及兩名隨員人選，全部確定。

中國代表團的簽字經(jīng)過

徐永昌率領的國內成員代表團于1945年8月16日在馬尼拉與等候多時的王之匯合，隨后在王氏引見下與盟軍西南太平洋戰(zhàn)區(qū)總司令麥克阿瑟會面。會談中，確定了中國是繼美國之后第二個在受降書上簽字的國家。

接著，徐永昌私下詢問長期跟隨麥克阿瑟的王之，問他出席受降儀式時應著何種制服。王之根據(jù)經(jīng)驗，認為麥克阿瑟“必著便服，不帶勛章”。但心思縝密的徐永昌卻認為出席如此重要的儀式必須注重軍人形象，因為這代表著國家的臉面。美國軍人自由慣了，中國軍人卻不能這樣。于是徐氏決定中國代表團的全部成員必須“著軍常服、佩帶勛表”。

徐永昌的這個決定，對由國內出發(fā)的團員和隨員來說影響不大，因他們經(jīng)常出席外事活動，本就準備有相關服裝。倒是王之因常著軍便服，沒有準備軍常服，他急忙在當?shù)貙ふ抑埔碌赀B夜趕制，這使他的軍常服與其余四位陸軍軍官的軍常服在顏色和質地上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隨員的李樹正和王丕承根據(jù)外事交際規(guī)定，而改著與他們匹配的上校官位制服，這導致在受降當天的照片中，中國代表團出現(xiàn)的是四名將官和兩名校官。

解決了服飾問題，徐永昌接著又要求王之在受降儀式上緊隨自己。因徐永昌不懂英文，需要王之隨時翻譯，徐氏又擔心在英文受降書上簽錯位置，要求王之隨侍在旁，到時候指明位置。如此種種，都顯示出徐永昌辦事嚴謹細致的作風。

8月31日，中國代表團在與英國、蘇聯(lián)兩國代表團匯合后共同乘坐一艘美國驅逐艦北上，并于9月1日抵達日本橫濱。

9月2日上午9時，參與受降儀式的各國代表團齊集東京灣上的“密蘇里”軍艦。首先由麥克阿瑟發(fā)表講話，各國代表團按照已經(jīng)內定好的簽字順序成縱隊列于其后。其中美國代表團僅尼米茲一人，隨后的中國代表按照官階次序，以徐永昌、楊宣誠、朱世明、王之、李樹正、王丕承的順序站于尼米茲左側。位于中國代表團左側的是由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弗雷澤上將率領的英國代表團，其后依次為普爾卡耶夫中將率領的蘇聯(lián)代表團、布萊梅上將率領的澳大利亞代表團、科斯格來夫上校率領的加拿大代表團、列克雷克上將率領的法國代表團、赫爾弗里奇上將率領的荷蘭代表團，以及伊西德少將率領的新西蘭代表團。

關于整個受降過程，已有不少相關報道或著作予以介紹，本文僅對涉及中國代表團的一些細節(jié)進行交代。

當盟軍代表麥克阿瑟簽字時，位列中國代表團第三站位的朱世明因被第二站位、身高達一米八九的楊宣誠阻擋視線而斜身于外，試圖看清外國友人的簽字過程，這使朱氏成為下面這張照片中比較引人注意的一位。

在美國代表尼米茲前往簽字臺簽名時，第四站位的王之離開中國代表團隊列，站到了美國代表團的位置。此時他已經(jīng)做好了隨同徐永昌前往簽字臺的準備，這使王氏成為下面這張照片中站位比較奇特的一位。

尼米茲代表美國簽完字后，徐永昌離開隊列前往簽字臺，王之緊隨其后。徐永昌隨后坐在簽字臺前，王之侍立一旁，他在快速閱覽受降書末尾的內容后，伸出右手在受降書上指出了需要徐永昌簽字的位置，徐氏隨即在此位置上用水筆寫下了“徐永昌”的姓名。事畢，徐永昌起身離座并返回隊列。

王之跟隨返回后，并沒有急著回到自己的站位，而是依舊停留在美國代表團的位置透過高大的楊宣誠右側繼續(xù)觀摩受降簽字的后續(xù)過程。至于原本站位有些突兀的朱世明，此時已經(jīng)返回原位，透過英國代表團站位松散的間隙繼續(xù)觀摩。

繼英國代表簽完名字之后，其余各國代表按照順序逐一簽字。但在輪到加拿大代表科斯格來夫上校簽字時，不知什么原因而簽錯一行，這導致后續(xù)簽字的法國代表、荷蘭代表和新西蘭代表不得不順位后簽，使得受降書上出現(xiàn)了一些小小的遺憾。

六位代表團成員的歸宿

受降儀式結束后，徐永昌率領大部分成員啟程回國報到，僅王之繼續(xù)留在盟軍西南太平洋戰(zhàn)區(qū)總司令部服務。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后，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徐永昌歷任陸軍大學校長、國防部部長，于1952年10月22日退役。1959年7月12日在臺北因病去世。

楊宣誠回國后出任北平市政府秘書長，于1946年7月31日以海軍中將的官位退役，1962年3月23日在臺北病逝。

朱世明于1946年3月作為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前往東京。1948年1月一度奉調美國擔任駐美聯(lián)絡技術代表團團長，一年后回任駐日代表團團長。1950年5月，蔣介石調朱世明回臺北擔任“國防部”常務次長，朱氏對此予以拒絕，繼續(xù)留居日本，直至1965年10月26日在東京病逝。

王之隨同麥克阿瑟進駐東京后，擔任盟軍駐日本總司令部的首席聯(lián)絡官。1946年回國后歷任國防部第2廳第2司（國外情報司）司長、國防部部長辦公室副主任、國防部新制軍官學校教育長、青島警備副司令等職。1950年起，王之一度響應參加蔡文治組織的“第三勢力”。1954年前往臺灣任參軍處中將參軍，直至1965年退役。此后王之移居美國撰寫回憶錄，于1993年正式出版，成為中國代表團六人中唯一一位寫下回憶錄的成員。

李樹正從1946年起歷任國防部第3廳（作戰(zhàn)計劃廳）第3處副處長、第2處處長、東北行轅第3處處長、徐州“剿總”參謀長、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等職，于1991年在臺北病逝。

王丕承隨朱世明前往日本，擔任駐日代表團軍事組組長，負責指揮中國派駐日本四國地區(qū)的憲兵。1949年奉命前往臺灣，曾任“國防部”物資司中將司長。1963年退役后移居美國，于2003年2月27日在洛杉機病逝，是中國代表團中最后去世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