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河南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引起了我們對氣候變化的普遍關切和憂慮。美國、加拿大嚴重的旱情和德國的洪災也表明了氣候危機的全球性。在這篇文章中，齊澤克從疫情和北半球氣候變暖問題出發指出，人類或許正面對通往萬劫不復的道路上的最后一個緊急出口。

那么在困境中我們該怎么做？本文首先質疑了生態主義者的一種常見說法，即認為應該認識到并接受人類在整個地球環境面前的渺小，學會謙卑。相反地齊澤克指出，要想挽救自己和瀕臨崩潰的環境，我們需要在承認自己的物種有限性的同時，作為馬克思所說的“普遍存在”對整個自然系統采取強有力的干預。一切自然物和人造物、資源和廢物都相互關聯著，構成一個難以把握的復雜混合體；目前我們已經錯過了“其他或許更容易的出口”，唯一剩下的辦法或許是某種類似“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案。

“戰時共產主義”是在對現狀的現實主義考量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全球合作和監管渡過環境危機，國家機構也要能在危機中維持基本的福利水平。世界首富的太空計劃暗示了他們對地球災難的預期。我們剩下的人也必須做好準備。

齊澤克

最新數據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疫苗接種（比例非常不均地）推廣之后，我們依然不能放松并恢復到舊的常態。

不僅疫情沒有結束（感染人數再次上升，新的封鎖還在等著我們），其他災難也正在迫近。2021年6月底，美國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的熱蓋現象（heat dome）——高壓脊困住并壓縮暖空氣造成的天氣現象，造成氣溫升高、灼烤這一地區——導致氣溫升至近50°C（122°F），讓溫哥華比中東還熱。

這種天氣病理現象只是一個范圍更廣的過程的峰值：在過去幾年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部和西伯利亞的氣溫經常超過30°C（86°F）。6月20日，世界氣象組織在北極圈內的西伯利亞維爾霍揚斯克（Verkhoyansk）氣象站記錄到了38°C（100.4°F）的溫度。俄羅斯奧伊米亞康鎮（Oymyakon）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冷的地方，它六月份的溫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31.6°C（89.9°F）。簡而言之：“氣候變化正在炙烤北半球。”

熱蓋誠然是一種局部現象，但它是全球模式擾動的結果，而這些模式顯然取決于人類對自然周期的干預。這場熱浪對海洋生物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已經顯而易見：專家表明，“‘熱蓋’可能殺死了加拿大沿岸10億只海洋動物”。“英國哥倫比亞的一位科學家說，這樣的熱量基本上能把蚌類煮熟：‘通常你走路的時候，海灘是不會嘎吱作響的。’"

天氣總體上正在變熱，而這一過程會在局部極端地區達到峰值，這些局部極端地區遲早會合并成一連串的全球臨界點。2021年7月發生在德國和比利時的災難性洪水是另一個臨界點，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災難并不是要在不久的將來才開始，它就在這里，不是在某個遙遠的非洲或亞洲國家，而是就在發達的西方中心。說白了，我們將不得不習慣同時應對多重危機。

熱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不計后果的自然工業開發為條件的，其影響也取決于社會組織。2021年7月初，伊拉克南部氣溫飆升至50°C（122°F）以上，同時電力供應全面崩潰（沒有空調、沒有冰箱、沒有電燈），使這個地方變成了人間地獄。這種災難性的影響顯然是由伊拉克夸張的國家腐敗造成的，數十億石油收入消失進了私人的口袋。

如果我們冷靜地查閱這些（以及許多其他的）數據，可以從中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對于每一個活著的實體，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來說，最后的出口都是死亡（因此德里克·漢弗萊[Derek Humphry]把他1992年的那本支持安樂死的書命名為《最后的出口》是恰當的）。最近爆發的生態危機展現了全人類的最后出口（集體自殺）的一個現實前景。在我們通往萬劫不復的道路上還有最后一個出口嗎？或者已經太晚了，我們只能尋找無痛自殺的方法了？

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

那么，在這樣的困境下我們該怎么做？我們首先要避免那種庸常的智慧，即認為生態災難是一場教訓，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中心，所以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限制個人主義、發展新的團結、接受我們在這顆星球上與其他生命共處的謙遜位置”。或者，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說的：“一個適宜人類居住的世界依賴于地球的繁榮，人類不是它的中心。我們反對環境毒素不僅是為了讓我們人類能生活和呼吸、不用擔心中毒，也因為水和空氣必須有不以我們自己為中心的生命。”

但是，難道全球變暖和其他生態威脅不需要我們對環境做出集體干預嗎？這將是對生命形式的脆弱平衡的強大到不可思議的直接干預。當我們說平均溫度的上升必須保持在2°C（35.6°F）以下時，我們是作為地球生命的總管理者，而不是作為一個謙虛的物種說話、并試圖采取行動的。地球的再生顯然不取決于“我們更小、更留意的角色”——它取決于我們影響巨大的角色，這是在那些關于我們的有限性和終有一死的討論背后的真相。

如果我們也必須關心水和空氣的生命，這恰恰意味著我們是馬克思所說的“普遍存在”，它可以走出自己、踩在在自己的肩膀上，并將自己視為自然總體的一個微小環節。逃向我們的有限性和必死性的舒適的謙遜是不可取的；這是逃脫災難的錯誤出口。作為普遍存在，我們應當學會接受環境中各種復雜的混合體，包括我們看做是垃圾或污染的東西，以及由于太大或太小、無法被我們直接感知的東西（蒂姆·莫頓[Timothy Morton]所說的“超對象[hyperobjects]”）。在莫頓看來，

生態性不是花時間待在原始自然保護區里，而是欣賞雜草從混凝土裂縫里長出來，也欣賞混凝土。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是我們的一部分……

……莫頓寫道，現實中充滿了“奇怪的陌生人”——一些“可知卻不可思議”的東西。莫頓寫道，這種奇怪的陌生性是我們可能遇見的每個巖石、樹木、玻璃容器、塑料自由女神像、類星體、黑洞或者狨猴的不可化約的一部分；承認這一點，我們就從試圖掌控對象轉向學會尊重它們的不確定性。浪漫主義詩人熱情洋溢地談論大自然的美和崇高，莫頓卻回應了它無處不在的怪異，他們在自然的范疇中包含了一切可怕、丑陋、人為、有害和惱人的東西。

疫情期間曼哈頓老鼠的命運難道不是這種混合體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嗎？曼哈頓是人類、蟑螂……和數百萬只老鼠的生活系統。疫情爆發期的封鎖意味著，由于餐館都關門了，靠餐館垃圾為生的老鼠就被剝奪了食物來源。這導致了老鼠的大饑荒：人們發現許多老鼠都開始吃它們的后代。餐館關閉改變了人類的飲食習慣，并沒有威脅到人，但這對作為我們的同志的老鼠來說卻是一場災難。

那么，在這種難以承受的情況下——難以承受是因為我們必須接受自己是地球上的許多物種之一，但同時我們又承擔著要作為地球生命的普遍管理者行動這一不可能的任務——我們能做什么、應該做什么呢？由于我們沒有走其他或許更容易的出口（全球氣溫還在上升，海洋污染正越來越嚴重……），似乎在最后的終結之前的最后出口將是某種一度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案。

2021年7月14日，德國萊希林根遭遇洪水，部分街道被淹。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在這里，我想到的是形勢本身所強加的一系列措施。當（不僅是一個國家，而是）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生存威脅時，我們進入了一種類似戰爭的緊急狀態，這種狀態至少會持續幾十年。哪怕只是為了保障我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也必須調動我們全部的資源以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安置幾千萬甚至幾億由于全球變暖而流離失所的人。

應對美國和加拿大熱蓋現象方法，不僅是幫助受災地區，而是要解決其全球性起因。并且正如伊拉克南部持續的災難所表明的那樣，需要一個能夠在災難條件下維持人民最低福利的國家機構，以防止社會崩潰。

所有這些都只能——我們希望可以——通過強有力且強制性的國際合作、對農業和工業的社會控制和監管、基本飲食習慣的改變（少吃牛肉）、全球醫療保健等來實現。仔細考慮一下，那么單靠代議制政治民主顯然是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的。一個能夠履行長期承諾的更強有力的行政權力必須與當地人民的自組織相結合，并與一個能克服各個國家的異議的強大國際機構結合。

在這里我說的不是一個新的世界政府——這種實體會給巨大的腐敗提供機會。我說的也不是廢除市場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市場競爭應對發揮作用，盡管這種作用要受到國家與社會的調節和控制。那么，為什么要用“共產主義”這個詞呢？因為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包含了任何一個真正的激進政權都應具有的四個方面。

首先，是自愿主義：需要采取的變革并不基于任何歷史必然性；這些變革將與歷史的自發傾向相悖——正如本雅明所說，我們必須拉下歷史列車的急剎車。接著是平等主義：全球團結、醫保、以及讓每個人過上最起碼的體面生活。然后，是被一些頑固的自由主義者視為“恐怖”的因素（盡管不能是真的恐怖）——我們在應對持續的疫情的措施中已經嘗到了它的滋味：對許多個人自由的限制，以及新的控制和調節模式。最后，是對人民的信任：沒有普通人的積極參與，一切都不可能。

前進的道路

這不是一種病態的反烏托邦式景象，而是對我們的困境進行簡單的現實評估的結果。如果我們不走這條路，將會發生的就是在美國和俄羅斯已經發生的那種完全瘋狂的狀況：權力精英正在準備能讓上千人生活數月的巨大的地下掩體，他們的辯解理由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也應該能繼續運作。簡而言之，即使地球上沒有能讓它施展權威的活人，政府也能繼續運作。

我們的政府和商業精英已經在為這種情況做準備，也就是說他們知道警鐘已經敲響。盡管超級富豪在地球之外的太空的某處生活的前景并不現實，人們也無法避免這樣的結論，即一些超級富豪（馬斯克、貝佐斯、布蘭森）組織私人太空飛行的嘗試，也表達了逃離正威脅我們在地球上生存的災難的幻想。那么等待著無處可逃的我們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