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伊斯。

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Ulysses）埋下的眾多大大小小的暗語和謎團中，第八章的一語雙關倒是鮮有評家提及。“八”的英文是eight，正好與“吃”的英文過去式“ate”同音，而《尤利西斯》第八章的主題恰恰正是“吃”。

這一題為“Lestrygonians”的章節發生在午飯時間，標題暗指荷馬的《奧德賽》中，吃掉奧德修斯大量船員的 “巨食人族”，即萊斯特里戈尼安部落。在本章中，小說主人公利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在決定去哪兒吃、吃什么和如何吃的同時，思緒圍繞一個“吃”字絲絲發散。透過布魯姆的觀察和意識流動，喬伊斯更是巧妙地將都柏林人的飲食習慣和民族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要把握喬伊斯筆下“吃”的深意，不妨先看看他的早期作品《都柏林人》（Dubliners）中兩個相關的故事，都與“吃”，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吃”，密不可分。

“生活盛宴的放逐者”之一

第一個故事是成年系列的最后一篇，題為《一樁痛事》（“A Painful Case”）。主人公詹姆斯·達菲（James Duffy）的性格氣質中有著《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和《尤利西斯》中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 Dedalus）的疊影。達菲雖是一個普通的銀行小職員，骨子里卻充滿尼采式智識精英的冷傲和孤高。他選擇離群索居，因為他覺得都柏林中產階級的生活除去平庸，就是裝腔作勢；在他看來，中產階級愚鈍得不可理喻，他們既缺乏審美情趣，也毫無道德信念，只是任由夸夸其談之輩操控公共話語，聽憑警察來斷定道德是非，輕信文化展商對藝術的輕浮褒貶。

另一方面，達菲對工人階級也缺乏認同，他曾經參與過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聚會，但很快心灰意冷，因為他既不喜歡黨內分裂的小宗派，也看不慣工人一心只關注工資待遇的現實追求。達菲過著一個人的日子，既無伙伴、也無朋友，只是在圣誕節走走親戚，并在他們過世時到墓地憑吊，其他調節公民生活的習俗規約，他一概不予理會。他的生活是“極簡主義”的，自己買來最基本的家具：鐵床架，鐵臉盆架，鐵熨斗……生活就是非黑即白的沉悶色調。達菲每天早晨坐有軌電車上班，中飯在丹·伯克小飯館簡單用餐，總是一瓶淡啤酒，佐以一小盤葛粉餅干，下午四點下班，在喬治街一家價格公道的小餐館獨自吃晚飯，唯一的消遣就是偶爾去聽場歌劇或音樂會。

達菲遠離塵囂的生活看似自足有序，可他的眼神中卻總是流露出一種迫切，一份發現別人內心尚且有救的渴望。一個傍晚，他在劇院邂逅一位女士和她的女兒，達菲從她的神情中覺察到她內在的敏慧、不屈和感悟力。后來他們又巧遇過兩次，達菲得知她是辛尼科太太，丈夫是個貨船船長，往來于都柏林和荷蘭之間。他們開始主動見面并慢慢相識，達菲向辛尼科太太傾訴著自己的哲思和對社會問題的見解，辛尼科太太悉心聆聽，并默默地鼓勵他敞開心扉，他們的關系看似越來越水乳交融。就在喬伊斯做足鋪墊之后，有一次，達菲談起“靈魂無法挽救的孤單”，辛尼科太太突然激動地抓住達菲的手緊緊貼在自己的臉頰上，這一舉動讓達菲深感意外，辛尼科太太對他的言詞的解讀也讓達菲如夢初醒，原來她和那些平庸的中產階級畢竟并無二致。他最后一次約辛尼科太太見面，斬斷了與她的關系，并宣稱任何感情紐帶都注定是痛苦的枷鎖。他們從此再未相見。

達菲又回到了原來的“極簡主義”，只是書架上新增了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快樂的科學》，日記中添加了一則警句：“男人和男人無法做愛人，因為不能有性愛；男人和女人無法做朋友，因為必須有性愛。”在許多文學批評家看來，達菲這句王爾德式的雋語暗示了他的同性取向，并將此歸結為達菲拒絕辛尼科太太的原因。這一解讀也許不錯，只是達菲的痛苦并非只關乎肉體。四年后，達菲不經意在報紙上看到一篇題為《一樁痛事》的報道，講述了當天辛尼科太太慘死在一輛緩慢行駛的火車車輪下的經過和對涉事相關方的采訪。

在達菲眼中，報道措詞謹慎，行文不脫窠臼，無非是要遮掩辛尼科太太酗酒身亡這一不堪事實。達菲為這個曾被自己當作靈魂伙伴的辛尼科太太的墮落結局，感到羞恥，卻也為過往的記憶所纏繞，深感辛尼科太太的死自己也難逃其咎，可他當初又能怎么做呢？喬伊斯運用自由間接話語的手法，混淆了達菲腦海中辛尼科太太的聲音和他自己的心思：“為什么他拒絕給她生的希望？為什么他要把她推向絕路？”達菲感到自己形單影只，生活注定是延綿無盡的孤寂。

達菲最后的頓悟并不單單是對辛尼科太太的愧疚和孤獨帶來的切膚之痛，還有更深層次的苦楚和無奈。和最初清高地選擇獨居不同，達菲意識到自己自始至終是“生活盛宴的放逐者”（“outcast from life's feast”)。在故事的尾聲，喬伊斯敘事的情境和意象越發微妙：獨自走在冰冷夜色中的達菲，在河兩岸閃爍的燈火中感受到生活的歡騰和溫暖，這可以說是達菲第一次從正面的視角打量他所處的環境，然而墻角邊正在偷歡的人影又讓他心生憎惡，生活的盛宴終究是場感官的歡愉，追求心靈救贖的他既無法投入其中，也無人愿意和他分享盛宴，而達菲最終的感官體驗就是：形影相吊的孤零零。

“生活盛宴的放逐者”之二

《都柏林人》最后一個故事《死者》（“The Dead”）更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一場生活的盛宴。故事的中心即是一場圣誕宴會，喬伊斯巨細靡遺地描寫了長長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頭兒是肥嘟嘟、金燦燦的烤鵝；另一頭兒是西芹嫩片環繞著的一大塊火腿，去了外皮，用面包屑料理入味, 小腿肉邊上還有精巧的紙質褶邊裝飾，旁邊是五香牛腿肉。在這對峙的兩端之間并排放著一道道佐菜：堆成小教堂狀的紅黃果凍；盛滿在淺盤里的一撮撮牛奶凍和紅色果醬；大量紫色葡萄干和去皮杏仁放在一個帶有莖狀手柄的綠葉大盤子里；一個配套盤子里的士麥那無花果擺放得四方齊整；一盤上面灑著磨碎的肉豆蔻的蛋奶沙司；一個小碗里堆滿了巧克力和金銀紙包裹的糖果；還有長長的芹菜梗挺立在一個玻璃花瓶里。桌子正中央，香橙和蛇果在一只高腳果盆里擺成金字塔型，兩只老式的矮腳雕花玻璃醒酒器像哨兵一樣守在兩旁，一只盛著波爾圖葡萄酒，另一只裝著深色雪利酒。旁邊扣著蓋子的鋼琴上，一只大黃盤里的布丁嚴陣以待，后面還有三組黑啤、麥芽酒和礦泉水瓶整齊列隊。

正如喬伊斯故意用軍事化的語言來渲染豐富的美食一樣，這場看似充滿歡聲笑語的晚會實則硝煙彌漫，故事主人公加布里埃爾和他的都柏林同伴處處格格不入。和達菲一樣，加布里埃爾的意識中充滿智識優越感，在他看來，年復一年的宴會無非是機械的老調重彈，是中產階級不假思索的例行儀式。宴會上的賓客和多數都柏林人一樣，沉湎于過往和傳統習俗，貌似多愁善感，對流行文化津津樂道，對深刻的經典卻知之甚少，更缺乏獨立反思的能力和審美判斷力。他們在沉悶壓抑的氣氛中輕歌曼舞而不自省，由是進一步強化了貫穿《都柏林人》始終的“精神癱瘓”主題。與智識精英思想和普通大眾的矛盾相關聯的，是藝術和政治之間的沖突。

與達菲的經歷不同，加布里埃爾在故事中碰上了在知識結構和文化修養方面與自己旗鼓相當的對手——艾弗絲小姐。艾弗絲是晚會上唯一一個沒有參加盛宴、提前告退的賓客，她和加布里埃爾同在大學教書，兩人在文學評論和研究方面也有共同語言。然而，艾弗絲與加布里埃爾在政治觀念上卻是水火不容：前者是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將復興愛爾蘭本土語言和傳統文化作為強化民族意識、鞏固民族團結和反抗殖民統治的手段；后者則強烈反對將文學藝術當成政治動員的工具，認為“文學在政治之上”，既不能受地域和國界所限制，也不應被狹隘的民族情緒所左右。艾弗絲對加布里埃爾的自由藝術傾向不以為然，毫不寬容地當眾批評他的文化態度實為漠視自己的精神資源，是對自己的祖國和民族同胞缺乏認同。面對艾弗絲的咄咄逼問，加布里埃爾感覺越來越無力為自己辯白，但是他也暗自質疑艾弗絲除了政治宣傳之外，是否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

然而，加布里埃爾本人的生活也開始變得支離破碎。作為這場“生活盛宴”的中心人物，他不得不在晚宴致辭中說著言不由衷的套話，他借發言回敬艾弗絲對他的激烈批評，卻也只能回歸到愛爾蘭傳統中的善意、熱情大度和幽默感等精神資源，既無法讓缺席的艾弗絲聽到，也不能對他的都柏林同伴的思想產生任何影響。晚宴結束后，加布里埃爾想在夫妻之間的溫存中尋求身心滿足時，卻發現妻子葛瑞塔和自己貌合神離。宴會上的歌曲勾起葛瑞塔對往昔的回憶，而她心中思念的，是年幼時在愛爾蘭西部鄉間的一個親密伙伴——一個多情、孱弱、貧寒的男孩兒麥可·費瑞，他當年為葛瑞塔送行時，曾抱著病體在大雨中鵠立良久，后來旋即過世，年方十七。加布里埃爾的內心世界于是陷入一片茫然，相比麥可·費瑞的激情和率性，他對葛瑞塔的柔情蜜意總是要借助語言的魅力和審美的距離，由此加布里埃爾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智識性情在愛爾蘭社會里注定是異類。

在飽含張力的結尾，加布里埃爾獨自佇立窗前，望著窗外的雪花紛紛揚揚地飄落在都柏林的每一個角落，喬伊斯透過加布里埃爾的視角呈現了一個全景式畫面：雪花落在幽暗的中部平地，落在光禿禿不長樹木的山頭，輕柔地落在艾淪沼澤、香農河咆哮的浪花間和山頂麥可·費瑞落葬的荒涼教堂墓地，直至漫天大雪在扭曲的十字架、墓石、教堂小門上的長矛雕塑和貧瘠的荊棘上飛舞。除了空間的延伸，喬伊斯還不露聲色地通過空間層次對比，再現了故事的主題：柔美輕盈和充滿詩意的飛雪下，是愛爾蘭慘淡凄涼和極不安寧的畫面，正如美國學者保羅·圣-阿摩（Paul Saint-Amour）在他極富洞察力的評論中所指出的，這一場景巧妙地呼應了加布里埃爾“文學在政治之上”的觀念。盡管此刻加布里埃爾眼中的“政治”更加真實，遠眺窗外的他依然沒有克服和現實世界的審美距離，隨著他的視野跟隨紛飛的大雪從都柏林延綿到整個愛爾蘭，再到整個世界和宇宙，他的心已經生活在別處。

勃艮第紅酒配戈貢佐拉奶酪三明治

相較達菲和加布里埃爾這兩個“生活盛宴的放逐者”，《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魯姆在第四章甫一出場（前三章延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并戲仿《奧德賽》中忒勒馬科斯的故事，圍繞斯蒂芬·迪達勒斯展開敘事），即在大快朵頤：“利奧波德·布魯姆先生津津有味地吃著牲畜和家禽的內臟。他喜歡濃汁雜碎湯、堅果味雞胗、填料烤心尖、裹著面包屑油炸的肝切片，還有油炸雌鱈魚卵。他的最愛要數烤羊腰子，吃起來有股恰到好處的隱隱尿腥味。”布魯姆的重口味或許讓很多讀者受不了，與達菲的清淡飲食以及加布里埃爾對豐盛美食的淡漠也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喬伊斯此處夸張的描寫有其象征意義：在古猶太教的儀式中，腎臟往往被認為是特殊的部位，用來在祭壇上烤焦作為獻給耶和華的犧牲物，而布魯姆的早餐就是被他烤焦了的豬腰子。喬伊斯筆下這位猶太裔愛爾蘭人以其飲食嗜好首次亮相，既表明了他與眾不同的身份，又顯示了他未能脫俗的本性。

即使口味怪異，布魯姆還是流露出中產階級的精明和謹慎。他琢磨著，早餐吃火腿和雞蛋吧，可這種干旱天氣難得有上乘雞蛋，因為養雞禽要新鮮的淡水才好。這天是周四（《尤利西斯》的故事場景是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巴克利肉鋪的羊腰子不會太新鮮，還是德魯加茨肉鋪的豬腰子要好些。到了第八章，布魯姆從自家廚房走進公共餐館，“吃”也不再單單是個體偏好和行為，而是具有了更多社會意義和諷喻特征，甚至承載著復雜的政治內涵。布魯姆與達菲和加布里埃爾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能洞察自己都柏林同胞的陋習。布魯姆不只在伯頓飯館看到人們如何在臟亂差的就餐環境中饕餮無度，丑態百出；在他的意識中，飲食和男女也密不可分。比如正在難產的普里福伊太太（發生在醫院的第十四章“Oxen of the Sun”以此為敘事線索），她丈夫真可謂是基督教循道宗教徒（Methodist）的典范，像哈姆雷特一樣瘋狂卻不失章法：每日午餐必是藏紅花味小圓面包加牛奶和蘇打水，并且吃的時候要用秒表計時，每分鐘一定要咀嚼三十二下；而普里福伊先生每年也一定要讓太太吃一次添丁的苦頭。在喬伊斯不著痕跡的描述中，布魯姆眼中那些食客費勁、笨拙地吞咽食物的樣子，與分娩的吃力和痛苦遙相呼應。

如果說達菲和加布里埃爾對都柏林的生活盛宴帶有更多理想主義的鄙夷的話，布魯姆的老成世故，加之其作為廣告游說人的職業敏感，讓他更深諳吃喝背后的政治和人性。就貪吃之輩而論，他們所謂的原則和信念，面對口腹之欲更加不堪一擊，而需要籠絡大眾的革命運動和政治領袖，也懂得如何投其所好，動用各種手段和資源收買利誘。布魯姆想著那些腦滿腸肥的肉食分子，一邊忍不住同情起在牲畜市場等著腦門開花的動物：顫抖的小牛犢哞哞叫著，剝光的羊兒倒吊著腰腿，眼珠發白，完全是面目猙獰的怪物，還有它們血淋淋的尸骨。剛宰殺的牲畜的鮮血還被說是大補，要趁熱騰騰的時候喝個干凈。布魯姆感覺這些餓鬼隨時會展開殺戮，他們的邏輯就是要么吃個夠，要么被吃掉。相比殺氣騰騰的肉食主義者，還是素食主義者更能享受天然食材的鮮美；然而，在布魯姆看來，素食者又往往偏于纖弱，他們有著詩人的性情和品味，容易傷感、憂郁、情緒多變，和現實政治總有無法逾越的距離。

在喬伊斯精巧的語言游戲中，布魯姆意識里的象征意義越來越耐人尋味。當伯頓飯館的污濁和食客的丑陋吃相讓他不堪忍受時，布魯姆并未選擇放棄，而是換了一家環境稍好的戴維·拜恩餐館，點了一杯勃艮第紅酒和一份戈貢佐拉奶酪（gorgonzola）三明治。在濃烈黑啤和苦艾等烈酒橫流的都柏林，布魯姆選擇了勃艮第紅酒慢慢細品，靜靜聽著他的都柏林伙伴一邊蜚短流長，一邊大談賭馬，再次顯示了他在都柏林的局外人身份。但是，喬伊斯作品中最豐滿的人物已不再是生活盛宴的放逐者。布魯姆對戈貢佐拉奶酪的選擇不能不說是獨具匠心，這種意大利產的青紋奶酪看似是素食品，然而它味道濃烈、辛辣，制作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成分是從尚未斷奶的小牛胃中取出的凝乳酶。精明審慎的布魯姆小心地周旋在葷素之間，就像他在暴戾和柔弱中努力地尋求平衡。如果說喬伊斯極盡反諷之能事，將現代版奧德修斯刻畫成一個毫無英雄氣概的反英雄人物的話，這個平庸之輩至少對任何口號式革命充滿懷疑，對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滿改良的愿望和主意，在欲望升騰時也總會努力呼喚良心和善意。

當然，要欣賞喬伊斯藝術的美味，必須和他一起慢慢走完這場精神奧德賽，并仔細品讀旅程中每一個生動巧妙又晶瑩剔透的細節。畢竟，“第八章是吃”離“綺色佳”(“Ithaca”，又譯“伊薩卡”)的佳境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