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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后，如何應對災后的心理創傷？

2021-07-23 07: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看理想編輯部看理想

這兩天，特大暴雨襲來，河南多地出現了嚴重的洪澇災害。各種拍攝于現場的照片和視頻，以及相關的媒體報道，牽動著大家的心。

被困水中的人經歷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在有關鄭州地鐵救援的報道中，有人回憶，在被困的數小時里，身邊陸續有人出現缺氧、發抖、大喘氣、干嘔的狀況，還有人暈倒、窒息。

救援工作不斷開展，但對于曾經被困的人來說，脫離險境或許并不一定意味著危險的結束，內心的恐懼也不會因此散去。

作為旁觀者，可能光是看見這些影像和描述就已經感到非常害怕了。網上有人提到，自己看見這些消息時，會感到頭疼、呼吸困難、失眠，還有人又想起了去年新冠疫情時緊張、焦慮的感受。

的確，在災害中，不僅僅是親歷者可能受到心理創傷，旁觀者同樣可能受創或被激發出已有創傷的應激反應。

災害所導致的創傷是亟需被理解和治愈的，不僅僅因為它會帶來個人的痛苦，創傷引發的無意識行為還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使得創傷在家庭、社會、歷史中循環重復。

所以關于災后重建，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身體健康，還有如何治愈集體以及個人的創傷，畢竟身體和心靈是不可分的，長期未治愈的心理創傷最終會導致身體的各種疾病。

其實，只要我們理解創傷，就會發現即使創傷比我們想象得要常見得多，但我們的心靈和身體蘊藏著巨大的潛能和智慧可以治愈它。所以，讓我們試著理解創傷，更好地幫助那些經歷了不幸的人，治愈自己和保護我們所愛的人。

什么是PTSD？

說到創傷，大家可能立馬想到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后應激障礙）。雖然PTSD是人們常常提起的詞匯，但對于它到底意味著什么，很少有深入的了解和關注。

人們對創傷或PTSD的認知似乎處于兩個極端，要么覺得它非常可怕，覺得所有經歷了災難的人都會有PTSD，會突然有很反常的舉動和情緒，這些災難的幸存者從此就是個破碎的人了；

要么覺得只有經歷過生死攸關的事件的人才會有PTSD，如果沒有表現出危及生命的癥狀，那么創傷就不值得一提，所以旁觀者感到的恐懼和焦慮都是矯情、“玻璃心”的表現。

精神病學對PTSD的定義是：由于經歷或目睹了巨大的創傷性事件，如自然災害、重大事故、戰爭、強奸、死亡威脅、性暴力或嚴重身體創傷而導致的精神障礙，常見癥狀為對某些事件、人、情景的回避，對創傷事件的記憶閃回，對事件認知和情緒的扭曲，以及身體出現的過度應激反應。

所以，因為暴雨而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人都有可能發展出PTSD。但是，即使在創傷研究最多的退伍士兵中，PTSD確診率最高約為35% (Xue et al., 2015)，為什么經歷同一事件的人有的受到重創，而有的人卻可以將傷害降至很低呢？

美國著名創傷治療師Peter Levine在《喚醒老虎：啟動自我療愈本能》一書中舉了一個例子：1976年，美國加州有3名綁匪把26名5-15歲的兒童和1名校車司機劫持到了一個采石場，用槍逼迫他們爬進兩個大鐵箱里，將他們被活埋。幸運的是，校車司機和孩子們挖出了通道，在被劫持了近30個小時候后成功脫逃。

雖然逃生后孩子們看起來并無大礙，但精神病學家Lenore Terr之后發現，這些孩子有的不停地做噩夢，有的展現出嚴重暴力傾向，有的無法與家人朋友正常交流——他們幾乎都出現了較嚴重的身心障礙。甚至在40年后的采訪里，一些幸存者仍然被陰影籠罩，被焦慮和恐懼折磨著。

不過，其中有一個叫Bob的孩子卻例外，他的創傷后遺癥要輕得多。為什么？

原來，在巨大的威脅面前，當時大部分孩子都被嚇到呆滯、麻木、癱軟，以至于在挖出逃生通道之后，他們也是被動逃離。但當時14歲的Bob卻調動起身體，主動應對危機，他動員了另一個孩子一起挖出了通道，帶領著其他的孩子們成功逃生。

所以，Bob在危機中的主動出擊，不僅在當下救了自己的生命，也對他形成了長期的保護。

《喚醒老虎：啟動自我療愈本能》書籍封面

在面臨危機時，哪怕只有30秒面臨死亡威脅，我們身體都會釋放大量的壓力荷爾蒙使得心跳急劇加速、全身出汗、呼吸困難，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平靜。可以想象，在30個小時的極度恐懼下，孩子的體內積聚了多少的能量。

身體產生這些劇烈反應的目的是讓我們逃離或反擊，Bob的行動與生理反應一致，使得他可以釋放掉這些巨大的能量。但是，對于那些因恐懼而失去行動力的孩子來說，他們的生理反應如巨浪般涌來，但卻沒有出口，只能持續聚積在體內。

所以，能否采取積極的行動保護自己（和他人），是是否會留下長期創傷的關鍵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在危機后，大腦仍持續釋放壓力激素，仍然保持著活躍，可是如果這些巨大的能量無法得到代謝，就會擾亂人們的情緒、認知和健康，形成各種創傷后遺癥。

因此，從洪水中脫困的幸存者需要的并不是放松，而是通過積極地參與生活來釋放掉堆積的能量，讓大腦和身體重新找回平衡。

未治愈的創傷在代際間傳遞

在災難中死里逃生的人可能留下創傷，但作為旁觀者，創傷也不是與我們無關。

也許在關注河南災情時，你也會感到呼吸困難、心跳加速，有莫名的緊張感。這并不一定是PTSD，我們天生就有共情能力，逃生的本能也會讓我們在看視頻或照片時產生壓力荷爾蒙。

所以，即使作為旁觀者，我們也需要去積極應對這種生理反應，可以主動做一些幫助他人的事情，或者通過運動釋放掉體內的壓力。

然而，有些人可以很快就排解掉這些壓力，繼續生活，但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旁觀災難卻會讓他們突然有種被拉回過去某個驚恐的時刻，與當下現實割裂的感覺。

也許是某條新聞，或者是某種氣味、燈光、聲音突然讓你感到脊背發涼，甚至來不及回想過去哪個時刻也有過此情此景，就已經感到強烈的驚恐、害怕、無力。

也許是某個人說的一句話，一個動作，一個眼神，即使并不是要傷害你，甚至和你毫無關系，但也會讓你突然感到不可控制地憤怒、暴躁，表現出很強的攻擊性。

對于沒有經歷過重大事故的人來說，可能并不會把這種反應和創傷聯系起來。但想象一下，用同樣的力度摩擦皮膚，一般人不會有什么感覺，可是對燒傷的人來說就是錐心的痛，會跳起來跑開甚至產生攻擊行為。

很有可能你并不記得創傷是如何造成的，因為除了重大事故，經年累月的傷害也是創傷的重要形成機制，但我們卻對生活里習以為常的事情反復劃下的傷口并不敏感。

但如果你發現，即使旁觀災難時也產生了強烈的恐懼、憤怒、崩潰、羞恥等負面情緒，有無意識的要躲避或者攻擊的行為，甚至出現頭痛、失眠、惡心、無法集中注意力的狀況，那么很可能是你未治愈的創傷被觸發了。

此時，轉移注意力，聯系家人朋友做一些讓自己身體找回掌控感的活動，也許會有幫助。

集體災難給個人帶來的創傷有時來源于直接的事故經歷，但并沒有直接經歷死亡威脅的人，也會在集體災難中留下創傷。

比如，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后，人們關注的創傷群體大多是失去親屬、留下后遺癥，以及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人。

但大家或許已經忘記，疫情后返校，一些城市傳出有學生有自殺行為或傾向的消息。此外，還有些老師反映，有的學生返校之后非常難管，與疫情之前完全不是一個狀態。

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孩子在家上網課懶散慣了，受不了學校的壓力，嘲諷現在的孩子“玻璃心”、脆弱。可是回想一下，當時有多少家長的工作和收入受到疫情的影響，有多少夫妻因為無處可去而爆發更多的爭吵和家暴......家長直線上升的壓力可能使他們對孩子更暴躁，也可能因為抑郁或悲痛而變得冷漠和抽離。

這些都可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的身心發展。而這一代孩子身上未治愈的創傷，在未來的某個事件中又會被激發，從而把自己的創傷帶給下一代。

類似間接的創傷很少被談及，但它卻是災難變成集體創傷，且在群體中不斷延續和重現的最重要方式。比如美國的黑奴制、納粹的猶太大屠殺，這些看似已經結束的災難卻通過家庭關系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延續。

那些我們以為已經遠去的家族悲劇或民族歷史以最鮮活的姿態重現在眼前時，并不是不可改變的家族遺傳或民族命運，而是未治愈的集體和代際創傷被觸發的表現。

治愈：讓意識和身體回歸統一，

讓自己和他人保持聯結

也許有人覺得比起疫情或者洪水造成的傷亡，心理創傷并不重要，就算感到痛苦，也只要用意志力克服就行了。

但創傷的影響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從家庭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未被治愈的創傷一定會在歷史中重蹈覆撤。

從個人身體健康角度來說， PTSD會使關節炎、心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以及糖尿病的發病率上升（Pacella et al., 2013; Quereshi et al., 2009）。

而童年經歷導致的創傷更是使人們吸煙、酗酒、注射毒品和自殺的可能性成數倍上升，同時還增大了成年后冠心病、癌癥、慢性氣管炎、肝炎等疾病的發病率（Brown et al., 2010; Felitti et al., 1998）。

那么我們如何治愈創傷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所謂的心理創傷并不只和心理相關。如上文所說，未治愈的創傷帶來的傷痛并不主要在于意識中的記憶，而是那種如臨其境的、直接威脅到生命安全的身體感覺。

所以，包括Peter Levine、 Gabor Maté、Thomas Hübl、 Bessel van der Kolk在內的多位世界知名創傷治療師都強調，希望用理性去對抗和抑制創傷所致的恐懼可能適得其反，而忽略生理反應一味地探尋和追溯“創傷記憶”有時候甚至是有害的（Emmerik et al., 2002）。

既然創傷是意識和身體的割裂，那么治愈的關鍵就在于讓意識和身體回歸統一，找回自己對身體的掌控感。

所以，當很多中國人認為依賴西醫的藥物和談話治療才是“專業”方法的時候，西方越來越多的研究和實踐發現太極、正念、瑜伽、非洲舞，以及糅合了呼吸和冥想的武術反而對創傷治療更有效果（Grodin et al., 2008; Macy et al., 2018）。

這些看似古老的活動其實都蘊含著治愈創傷的簡單道理——活動可以讓身體代謝掉堆積的壓力，同時，通過用意識關照身體，提高內在覺察力，了解身體的沖動和變化，讓意識和身體達到協調統一。

治愈個人創傷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人作為社會動物，集體和他人的創傷難免會波及到我們，而我們個人的創傷也不可能只影響到自己。所以，治愈并不只是關乎個人，而是需要與他人、與集體一起修復我們共同承載的創傷。

我們不僅在理性上知道只有團結協助才能應對大型災害，還本能地渴望集體給予我們安全感。因為只有在可以被信任的環境中，我們才能真正獲得身體的掌控感，否則總是會感到強烈的不安，要用意識持續去抵抗焦慮和恐懼。

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看到普通人在洪水中守望相助、舍命互救的視頻時會覺得那么溫暖，那么治愈。因為通過一個個普通人之間的聯結，我們修復著社會人際網絡，就有希望讓生存環境變得更安全。

所以，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創傷，更好的人際關系網絡都可以使傷口更快速愈合。

而面對大型災害引發的焦慮和無力感，最好的對抗方法就是為他人做點什么，也許你不能去一線抗洪救災，但轉發救災信息、參加捐助活動、科普安全信息、安撫焦慮的家人朋友這樣的行為，也可以緩解我們自己的情緒，對治愈集體創傷也有所幫助。

總之，創傷雖然可能帶來很大的傷害，但它并不是給生命判處的死刑，它是我們生命中的重要印記，是我們和祖輩之間的紐帶，是我們和集體共同承擔的命運。治愈創傷的過程是深入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窗口，也是整個社會走向新生的機會。

所以我們無需害怕和回避創傷，人不是玻璃，不會因為創傷就破碎了，只要給點養分，智慧的生命體很快就會長出新的枝丫。

參考資料：

1.Xue, C., Ge, Y., Tang, B., Liu, Y., Kang, P., Wang, M., & Zhang, L. (2015). A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combat-related PTSD among military personnel and veterans. PloS one, 10(3), e0120270.

2.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774974/

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JcZccyYyA

4.Pacella, M. L., Hruska, B., & Delahanty, D. L. (2013). The physic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PTSD and PTSD symptoms: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7(1), 33-46.

5.Qureshi, S. U., Pyne, J. M., Magruder, K. M., Schulz, P. E., & Kunik, M. E. (2009). The link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hysical comorbid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 Psychiatric quarterly, 80(2), 87-97.

6.Brown, D. W., Anda, R. F., Felitti, V. J., Edwards, V. J., Malarcher, A. M., Croft, J. B., & Giles, W. H. (2010).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lung cancer: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0(1), 1-12.

7.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Williamson, D. F., Spitz, A. M., Edwards, V., & Marks, J. S.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4), 245-258.

8.Van Emmerik, A. A., Kamphuis, J. H., Hulsbosch, A. M., & Emmelkamp, P. M. (2002). Single session debriefing after psychological trauma: A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360(9335), 766-771.

9.Grodin, M. A., Piwowarczyk, L., Fulker, D., Bazazi, A. R., & Saper, R. B. (2008). Treating survivors of torture and refugee trauma: a preliminary case series using qigong and t'ai chi.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4(7), 801-806.

10.Macy, R. J., Jones, E., Graham, L. M., & Roach, L. (2018). Yoga for trauma and relate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meta-review with clinical and service recommendation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1), 35-57.

11.《身體從未忘記：心靈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巴塞爾·范德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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