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良的功過是非

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素有“南京南大門”之稱的雨花臺，成為中日兩軍交戰(zhàn)的重要戰(zhàn)場之一。城外，是日軍中以兇殘著稱的谷壽夫軍團；城內，負責防守這一帶的守將，正是剛剛從上海撤退的國軍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

八十八師和八十七師是當時中國最精銳的兩個陸軍師。八十八師的抵抗英勇而激烈，日軍谷壽夫久攻不下，甚至懷疑起自己的指揮能力。然而，在日軍猛烈的炮火攻擊下，城墻再也抵擋不住。

2015年6月11日，南京雨花臺，秦漢來到父親曾經鏖戰(zhàn)，遭遇軍旅生涯中最慘烈失敗，甚至一生倍感恥辱的地方。

秦漢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給我的印象沉重而陰郁。1937年12月，父親孫元良帶領部隊守衛(wèi)南京，戰(zhàn)敗而退。對于這場戰(zhàn)斗，父親用‘一輩子的創(chuàng)痛與恥辱’來形容。身為后人，我無法想象他曾經歷過的艱苦與悲憤。”

這不是秦漢第一次來到南京，1995年接拍電影《南京大屠殺》時，秦漢就曾經到過這里。南京之行讓秦漢思緒起伏，他為解答“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父親是否有污點”這段歷史的疑問而來。

對于孫元良將軍在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的功過是非，史學界、民間評價不一。孫宅巍從1983年開始進行南京保衛(wèi)戰(zhàn)和南京大屠殺研究。他的講述如同一幅傳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歷史的輪廓。“3名旅長陣亡2名，6名團長陣亡3名，營長陣亡11名，8000余人為國壯烈捐軀！南郊陣地上的八十八軍，與他們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樣，堅守到了最后一刻，陣地失陷，‘非不為爾，實不能也’。”

在孫元良生前，秦漢并沒有機會去談論戰(zhàn)爭，他明顯感覺到父親不愿提及往事。“我覺得他并不是那種好勇狠斗的形象，他本質上應該是喜歡和平的。其實，軍人才最了解戰(zhàn)爭是殘酷的，因為軍人是真正在最白熱化的地方待過的。一個坐著辦公桌的人，他不知道戰(zhàn)場真的是怎么樣的，他可以要打要殺的喊得震天響。軍人最了解戰(zhàn)爭的真相，你認識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邊血肉橫飛不見了，在我看來是非常強烈的。像我父親認為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是最悲壯的一役。”

南京，南京

1937年11月13日，孫元良帶領八十八師從凇滬戰(zhàn)場撤退。部隊撤退至青陽港時仍和追擊的日軍時有交火，激戰(zhàn)六小時后，擋住日軍追擊。之后，八十八師退守南京。

南京地處長江九十度大轉彎處，東面和南面是低矮的丘陵和平原，北面和西面是長江的天然屏障。因此，日軍的來犯勢必將南京陷入一座孤城。

孫宅巍介紹說：“孫元良將軍是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一支主力部隊的指揮官，因為他，七十二軍八十八師是守衛(wèi)南京的13個建制師當中的一個主力部隊。他這個部隊全是德式裝備，經過精良的訓練，可惜淞滬會戰(zhàn)三個月打下來，這個部隊也殘破了。按照國軍的編制，一個師應該是11000人左右。他這個師撤退到南京的時候，只剩下6000人了。這6000人當中，還有2000名是新兵，基本上沒有經過什么訓練，臨時充實進來的。”

對于來犯的日軍總指揮官松井石根，孫元良曾有過接觸。他在回憶錄里提到，“松井這個人，我于1927年8月間，曾在東京的日本參謀本部里會過他。那時我到日本還不久，希望入日本陸軍大學求學。介石師親筆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要我當面交給他，托他幫助我進日本陸大。他當時是參謀本部的第二部部長，介石師信上對他的稱呼是‘松井中將閣下’。我會著他時，第一個印象是‘老而瘦’，第二個印象：摹仿一些德國軍官的派頭。”

這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元兇奉統(tǒng)帥部命令，以原上海派遣隊的三個師團、一個支隊為主力，協(xié)同陸海空三軍，對南京發(fā)起進攻。而南京衛(wèi)戍總司令唐生智率領的國軍形勢大不相同，孫元良記載，“上海一役，國軍的消耗太大了，要恢復戰(zhàn)斗力，實在需要相當時間，眼前準備留下來保衛(wèi)首都的部隊，番號雖有八個之多，但都是剛剛在上海戰(zhàn)場上經過長時間消耗的，以第八十八師來說，比較算是完整的了，在上海戰(zhàn)場的戰(zhàn)績也最好，然而現在不過只剩下四千多國兵了，并且這四千多官兵中還有一大半是新兵，那是在上海連續(xù)血戰(zhàn)三個月，經過五次的補充，其他的部隊，大同小異。”

孫元良詳細記載了這一時期他與蔣介石的一次會面：“在南京，12月初的一個早晨，介石師親自打電話來，要我去見他。他那時住在什么地點，我現已記不起來了。此時天剛明，他穿中國長袍，口里還沒裝上假牙，他要我準備從一個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后令。因為他的家鄉(xiāng)口音，我聽不清楚那個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貼地圖的地方，指給我看，是劃子口。”

后來，孫元良沒有從劃子口渡江離開，而是和另外七支部隊一起被留下來守衛(wèi)南京。

秦漢向孫宅巍請教說：“我有一個疑問，先父從淞滬會戰(zhàn)上退下來到南京，國軍為什么不調派一些新的，沒打過淞滬戰(zhàn)的軍隊來打這個仗，而讓他打得這么殘破的部隊守在南京的第一線？”

孫宅巍認為：“大概是因為南京距離上海比較近，日本軍隊可以在短時間里面到達南京。在這種情況下，要把大后方的部隊調過來已經來不及了。蔣介石也下達了調令，把云南的軍隊從昆明拉到南京來，結果這支部隊還走在路上，南京已經失陷了。”

孫元良回憶說：戰(zhàn)爭進行到12月12日，東南郊的要地紫金山、天堡城、明孝陵、雨花臺都已陷落，守兵全部犧牲。敵戰(zhàn)車直抵中華門口，敵步兵逼到城根下，情況險惡。但配置在其他方面的絕大部分友軍，還是悠悠然無所事事，未曾放過一槍。

秦漢對此十分不解：“在打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時候，像胡宗南的部隊也在附近，他的部隊應該是精銳的部隊，為什么沒有把它放到前面去，胡宗南部隊好像沒有打上海的淞滬會戰(zhàn)，他應該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部隊。宋希濂的部隊也在附近。”

孫宅巍說：“我感覺到孫元良將軍作為一支犧牲重大的、犧牲慘重的部隊的指揮官，產生這種抱怨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對唐生智的指摘，有些地方也不完全如他所述的那樣。為什么呢？因為作為南京保衛(wèi)戰(zhàn)這么大一個戰(zhàn)略的最高指揮官，他的手上必須要留有相當的預備隊，這個預備隊不到不得已的時候不參加戰(zhàn)斗。宋希濂的部隊參加了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他賦予宋希濂部隊一個任務，就是負責維持整個南京城的治安、軍隊內部和軍隊外部，軍內外的秩序，帶有鮮明的作用。”

就在雨花臺中華門陷落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兩次致電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到了第二天，蔣介石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稱“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

秦漢說，“后來在父親的回憶錄里我得知，蔣介石當時一方面寄希望于蘇聯(lián)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使中日戰(zhàn)爭能盡早順利結束。1937年12月12日夜，唐指揮官召集各部隊長會議，他宣布放棄南京，要各師部長和他一起到下關乘輪船渡江。”

孫宅巍說：“唐生智原來確定了一個撤退的方針是大部突圍，一部渡江，就是少數人渡江，大部分你都要原地沖出去殺開一條血路。這個方針是對的，因為當時沒有那么多的船，所以不允許大批的部隊從長江渡過去，但是他臨時給大家發(fā)了書面的撤退令以后，他口頭又追加了一條，他說八十八師、八十七師、七十四軍、教導總隊，你們這些部隊在有船的時候也可以從長江渡過去，到滁州去集合。這條口頭追加的命令犯了大忌。那么，當時你殺開一條血路，當然要很大的犧牲，那么你允許我從長江渡過去，長江后面就是我們的后方，那當然相對要安全一些，因此使得許多的部隊就擁擠在長江邊，事實上又沒有那么多的船。船都收繳了。他希望破釜沉舟，實際上他在這一點上指揮不當，犯了大錯。”

那么，孫元良為何和部隊失聯(lián)？

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時，因兵敗城破與部隊失散的軍人化裝成難民，甚至到廟里面做和尚……此類情況甚多。孫宅巍說：“有一個部隊工兵營長叫（柳鮮明）他就躲藏在茅夫山的一個永清寺里面，他做了幾個月的和尚，而且給自己取了一個法號，叫二覺。他躲藏到1938年8月才找機會經上海到了后方。教導總隊的參謀主任廖耀湘負了傷，棲霞山一個和姓村民保護了他，在其家中住了一兩個月。 1938年2月份，他才找機會度過長江，回到了部隊。”

“一輩子的創(chuàng)痛與恥辱”

至于孫元良是如何離開南京的，從現在的一些回憶資料、社會流傳的說法來說有多種。

“一種是孫元良自己講的，他帶領600名官兵從棲霞山到龍?zhí)吨g的長江口岸渡江，經過了泰興、淮陰、衢州、鄭州一直到武漢。還有一種說法是孫將軍曾經一度留在了難民區(qū)里，受到老百姓的保護，甚至在拉貝和魏特琳的安全區(qū)里。這些說法都是流傳，從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中查找不到。但是我有一個觀點，我覺得，作為一個部隊的高級指揮官，打仗打到了最后，你跟自己的部隊失去聯(lián)絡了，指揮官本身是有一定責任的。你不應當離開自己的部隊，但是在已經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我們從人性的角度看，他為了保存自己，有一定的方法暫時隱蔽一下，隱蔽在老百姓當中，隱蔽在哪一個寺廟里面，然后找機會再過江，再回到部隊參加抗日戰(zhàn)爭，我覺得這個應當是可以理解的。”孫宅巍說。

孫元良在回憶錄里這樣描述自己逃生的過程：“我既然在江邊找不著船，只好趁隙向東面的山地撤退。我們從棲霞山龍澤兩車站間跨過鐵路，南向進入山區(qū)。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給食物，熱心地帶路，并代我們找船，給了我們不少方便，也添了我們無限傷心。這樣，我便帶了600多官長弟兄，和一輩子的創(chuàng)痛與恥辱，從龍?zhí)陡浇山浱┡d，淮陰，鄭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漢。”

秦漢坦言：“我不是想要怎么樣去標榜我父親。但是有時候很多傳聞，講的好像對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質疑，那經過你這樣子一個專家講出來，我其實是很激動的，等于也從你的口中見證了他一些事情。”

在孫宅巍看來，這樣的交談很有意義，“因為你既是孫元良先生的公子，又是主演《南京大屠殺》的著名演員，所以我們來交談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有許多共同的語言，感到很有意義。”

其實，這番交談對秦漢的意義更為重大。“大概你沒有發(fā)覺，我當場馬上覺得熱淚盈眶，很沖動了。”秦漢說，“為什么會這樣？我覺得孫先生是一位學者，對這個事情應該做了很多考證的工作，他講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對我父親做的事的一個肯定。我這個做兒子的，覺得為我父親驕傲吧，感覺在當時，他可以說是一個勇敢的軍人了，這個很重要。”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連天，血肉橫飛，父親孫元良和他的將士們所展示出的勇氣和信念，令我輩汗顏。中國軍人，浩氣長存。”在中華門的城樓上，秦漢寫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