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恰逢博物院的九軼院慶，故宮出版社去年十月就再版了曾風靡一時的《故宮日歷》，并以“美意延祥年”為題送上故宮博物院的美好祝福。這本日歷雖是以現代科技制作而成，紙墨之間滲透而出的卻是濃濃古意。

《故宮日歷》

故宮日歷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1925年故宮博物院建立后，相關學者對留存在宮中的大量文物進行清點、整理，并在稍后編輯出版了不少專業刊物，主要包括偏向介紹器皿、書畫等藝術作品的《故宮周（旬）刊》、《故宮》、《故宮書畫集》，以及專于文獻檔案的《掌故叢編》（后改名為《文獻叢編》）、《史料旬刊》等兩大類。這兩類出品都試圖從不同角度向讀者群推介故宮內的豐富藏品，而1932年首版的《故宮日歷》就是其中之一。

舊韻目，國寶圖，民國《故宮日歷》什么樣

據時人藏有的原本來看，《故宮日歷》長17.5厘米，寬10.7厘米，采用道林紙精印。當時市場上流行的用紙還是古老的手工紙，道林紙則是漂洋過海而來的舶來物。這種紙張具有白度較高、強度較好的特點，出版者往往會選用它來使得刊物更為美觀與整潔。

日歷的正面印有年、月、日，同時又有英文加以對應。另外，還有節氣、朔望、韻目等因素也出現在同一頁上。節氣、朔望容易理解，韻目對于當下的人們來說則有些陌生。韻目本來是指用于詩詞創作時使用到的各個韻排列而成的目錄，19世紀中后期“韻目代日”出現以后被用于記錄日期。簡單來說，就是1個韻目代表1個月中的1天，一共有31個字，代表31天，如“文”代表12日，抗戰中發生在1938年11月12日夜里的一場大火即被稱為“文夕大火”，“卅”代表31日，“五卅運動”即得名于此。

日歷的反面印有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書、畫、古籍、青銅器、瓷器、玉器等等，365張圖畫的排列與日歷正面的節令相結合，閱覽的人可以“見圖如見節令、星期、日期”。除此以外，圖畫的顏色也是區別不同時節的一種方式，色彩賦予讀者的區別感更為清晰。

這些文物都堪稱國寶，例如在49幅明代古畫中有兩幅沈周的作品。沈周的畫作有所謂“細沈”與“粗沈”之分，這兩幅作品一幅行筆謹細、香遠益清，而另一幅則用墨狂放，行筆粗健。兩者恰能相映成趣，體現一粗一細的多樣風格。就器具而言，在37頁的展示品中共有12件宋瓷，包括官、定、汝、鈞、哥、弟這五大名窯的全部代表作。這些文物往日都深藏宮內，大眾無法得見，有了《故宮日歷》這樣的傳播介質，被帝王“飼養”在宮闈之內的寶物方能見得世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故宮博物院的編年記載，1928年古物館就設立文物照相室，《故宮日歷》上展示的文物圖像或許與此有關。

《故宮日歷》的主編是身兼《故宮周（旬）刊》、《國民日報》、《古劇周刊》等多職的馮華先生，他在業余時間還為美國籍研究人員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編寫收藏書畫目錄和提要。正是有了這位經驗豐富的文博學者參與每一頁日歷用圖的挑選，才使得一本原來普普通通的日歷表現出厚重的歷史味道與迷人的藝術氣息。

或私交，或公務，民國社交的頭號禮物

故宮博物院在正式發行《故宮日歷》之前就曾積極主動地向各地政府介紹這本出版物，并說明其獨到創新之處：“作日歷之背影，成研究書畫金石之捷徑，式樣翻新，顏色古雅，自有日歷以來，似此者恐不多見”，同時盛情為預購者提供購買優惠，1931年12月12日的《江蘇省政府公報》刊行了這處信息。《故宮日歷》正式發行后，很快得到了各地的關注，1935年12月25日發行的《益世報》就登有一則名為“故宮日歷到津”的廣告，其中提及日歷的兩種使用方法以及在天津銷售之門店等內容。

由于本身具備精美文藝的氣質，再加上發行者的著力宣傳，《故宮日歷》很快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這樣一本小小的冊子成為彼此私下里交流友誼的禮物。這些信息又不經意地保存在民國書信中，從而得以流傳下來。

俞平伯就讀北大期間選擇小說組的研究，周作人是他的老師。兩人關系密切，通信頻繁。閱讀1932年的《俞平伯年譜》，可以找到許多關于兩人書信溝通的記載，一整個月份里他們的通訊次可達到七次之多：“12月8日，復周作人信；12月中旬，收到周作人16日和19日來信；12月22日，收到周作人21日來信；12月28日，收到周作人27日來信，即復信?！痹谛胖校瑑扇苏勣k刊、談組稿、談時事、談趣事、臧否人物、評論作品、切磋學問，幾乎是無所不談，可見這對師徒之間的默契。在十二月中旬寄出信件之時，俞平伯將一份《故宮日歷》一同寄給了周作人，作為禮物表達學生對老師的一番心意。

梁實秋在寫給張佛年的信中，也提及獲贈《故宮日歷》一事：“頃接故宮日歷一冊，既有陰陽日歷可察，復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賞（二月二十與五月廿四重復），實日歷中最佳之作，拜領謝謝矣?！绷簩嵡锟梢蕴舫龆露c五月廿四圖片有重復的毛病，說明他曾經從頭至尾地仔細瀏覽過這本日歷，日歷別致的排版與精美的裝幀，一定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除了具有私人禮物這一屬性以外，《故宮日歷》還是民國時期政界、學界人士公務往來的必備社交用品。

素有蔣介石 “文膽”之稱的陳布雷留下《畏壘室日記》（陳布雷號“畏壘”），其中記載了不少黨、政、軍以及財政、經濟和文化、教育各界中上層人物活動的情況，是研究中國現代史和中華民國史的重要資料。在這本日記里，也能找到有關《故宮日歷》的訊息：“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一日，星期三，雨……曉滄過訪，談浙大事兼及大學教育之方針，并贈予故宮日歷一幀?！边@位于元旦之日行拜訪之事的曉滄應是當時執教于浙江大學的鄭曉滄，他與陳布雷均是浙江高等學堂的畢業生，兩人在學校的時候就已志趣相投。后來進入政、學二界，更是多了不少機會共商大事。日記里所寫到的“談浙大事”可能同更換浙大校長一事有關，浙大學生為了響應1935年底在北平爆發的一二·九運動，與時任浙大校長的郭任遠產生了激烈的沖突，以至爆發了一場“驅郭風潮”。鄭曉滄就是在這次風潮之后被推舉為校務長的，而最后成為浙大新校長的竺可楨，則是得到了陳布雷在蔣介石面前的力薦。

1948年12月份刊行的《國立北京大學周刊》上有一則名為“博物館籌備處謝啟”的短文，內容主要是羅列各方人士饋贈的物品，這些物品多式多樣，既有六國布幣、各類拓片、書法繪圖等古物，又有都市照片、紀念攝影等現代玩意。在全部的物品中，就有語言學家羅常培捐贈的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故宮日歷》一份。由于資料缺乏的緣故，國立北京大學博物館的館藏標準是何不能為我們所知，但從羅先生將故宮日歷贈予籌備處這一行為而言，也至少能說明這本日歷的社交價值所在了。

一路走過80多個年頭，《故宮日歷》在今天又重返人們的視線，成為大家新年送禮的全新選擇。而故宮似乎并不打算止步于此，開發APP、建立公眾號、制作表情包……創意層出不窮。從前，大眾眼中的故宮只有那個紫禁城的冰冷殼子，現在，《雍正行樂圖》、《韓熙載夜宴圖》這些珍貴藏品開始慢慢進入公共視野，這些活潑生動的周邊產物或許正在顛覆人們對于博物館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