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億萬富翁們爭相向太空進軍之際，來自美國的杰夫·貝佐斯與埃隆·馬斯克已經成為了該領域最為激進的領軍人物。他們公開宣傳將人類變成“星際物種”的重要性，并且為公司從政府方面爭取到了巨額補助。

企業對外太空的開拓讓人聯想到了東印度公司對殖民地造成的毀滅性影響，而擁有最尖端技術的公司們儼然已經宣告了對外星資源的擁有權。雖然《外層空間條約》規定，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擁有外星領地，但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簽署的《太空法》允許了美國公民要求擁有從太空提取的資源。

這些億萬富翁所建立的發射點對原住民社區和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是這些公司對此毫不在意。另一方面，雖然億萬富翁表示在星際拓荒的過程中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是馬斯克承認這些工作將會伴有巨大的風險，并且表示不介意以一部分人的犧牲換取更大的利益。

更為嚴肅的問題是，當私人企業能夠擺脫國家的束縛，進入太空之后，他們是否會成為擁有資源、技術、武裝的新“主權”；而下層階級可能被迫成為被拋棄的犧牲品。當貝佐斯和馬斯克稱贊用公共資金把人類帶到太空的好處時，我們應該問：這些殖民地是為誰準備的？

本文作者阿麗娜·烏特拉塔（Alina Utrata）是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博士研究生，蓋茨-劍橋和馬歇爾學者。她的研究《硅谷與國家（Silicon Valley and the State）》將科技公司視為國家權力的競爭對手。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

在地球上賺取了巨額財富之后，億萬富翁們現在正相互競爭，向太空進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前亞馬遜首席執行官杰夫·貝佐斯最近宣布，他將成為自己的私人太空公司“藍色起源”（Blue Origin）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的四名“太空游客”之一。該飛行計劃定于2021年7月20日進行，即阿波羅11號登月的紀念日。這一消息促使維珍銀河的老板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加快了自己的太空旅行計劃，他于7月11日將自己送入太空，比貝佐斯早了9天。

2021年7月11日，英國維珍銀河公司的“團結”號太空船11日完成首次滿員太空試飛，向其商業太空游計劃邁進一步。該公司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作為機組成員參與此次試飛。

科技界的億萬富翁、地球上第三富有的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對他的太空公司SpaceX以及他將人類變成“星際物種”的計劃，常常是直言不諱的。然而，貝佐斯和這位特斯拉創始人一樣癡迷于外太空。這兩位億萬富翁一致認為，在太空定居是人類的命運。而且，在沒有太多公開辯論的情況下，私人太空公司似乎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太空將成為人類的下一個疆域。

私營企業應該實現“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能夠做到的事情：飛向太空”，這是美國特有的觀念。它將國內的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和對私人企業家精神的盲目崇拜，與更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和政府外包精神結合在一起。然而，盡管存在這些激勵性的理念，私營公司已經通過政府合同，使用大量公共資金啟動了他們的太空殖民計劃。

冷戰時期太空競賽的特點，是圍繞“民族國家的力量和科學能力”的必勝信念。然而，今天的太空探索浪潮是由科技億萬富翁的私人太空公司所引領的，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經濟利益（如果我們相信貝佐斯和馬斯克，這也是為了改善人類文明）。但是，關于太空探索的言論和歷史揭示了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公司的邏輯如何緊密且暴力地交織在一起。而且，正如歷史告訴我們的那樣，允許這些企業擁有殖民太空的力量可能會導致連國家都無法控制的結果。

在藍色起源公司的早期，貝佐斯通過個人資助了他的公司（他在2017年透露，他每年出售10億股亞馬遜股票）。該公司最初專注于太空旅游，將其視作一個潛在的收入來源，以一種 “讓人們適應太空旅行想法”的方式來運作該項目。但貝佐斯眼看著馬斯克的SpaceX迅速在規模和項目上超越了他的公司。馬斯克通過風險投資和數十億美元的政府合同為SpaceX提供了資金。藍色起源從未發射過進入軌道的火箭，但自2012年以來，SpaceX一直在為國際空間站運送美國宇航局的貨物。

特斯拉在2014年獲得了13億美元的稅收減免，在內華達州開設了一家電池廠。貝佐斯向一位亞馬遜高層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詢問馬斯克為何能如此成功地獲得巨額政府獎勵。但現在貝佐斯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了，現在藍色起源經常與SpaceX來競爭合同，兩家公司都花費了數百萬美元游說國會來繼續資助這些項目。在SpaceX最初贏得建造月球著陸器的合同后，《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的一項短暫修正案甚至被戲稱為“貝索斯救助（Bezos Bailout）”。該修正案本打算向NASA的月球計劃撥款100億美元，并設立第二項獎勵。

馬斯克確實有一種特殊的才能，能讓他的企業獲得政府資助。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2013年出版的《創業型國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書中，表述政府才是對技術創新進行投資的主體，并駁斥了自由市場和小國家才能創造經濟成功的觀點。她記錄了馬斯克的公司SpaceX、特斯拉和太陽城（SolarCity）如何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政府支持，其中包括撥款、稅收減免和補貼貸款。除此之外，他們還從美國宇航局和能源部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采購合同和對新技術的直接投資（政府的支持并非微不足道。特斯拉直到2020年才首次實現全年盈利，盡管馬斯克通過持有該公司的股票積累了大部分個人財富）。

但這種將殖民行為外包給私人公司的做法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特征；公司在長期以來都被嵌入殖民的歷史中。在殖民的初期，盡管公司的母國經常為他們的海外投資提供資金和合法性，但政府并不總是會嚴格控制這些企業。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菲利普·斯特恩創造的“公司-國家”擁有武裝部隊、并且實行宣戰、收稅并且鑄造硬幣。相較于英國政府，該公司一度“統治”了更多的國民。正如J·C·沙曼（J. C. Sharman）和安德魯·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在《外包帝國: 企業國家如何造就現代世界（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在某些情況下，企業制國家比當時的許多君主擁有更多的軍事和政治權力。”

公司國家建立在對主權的理解之上：即主權是可分割和被授權的，這與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公共”與“私人”權力完全不同。與鼎盛時期的公司國家相比，即使是當今最大的跨國公司（當然包括SpaceX和藍色起源）的權力也要小得多，而且絕對沒有任何軍事力量。最早授予這些航海公司壟斷權的君主國家，在演變成現代國家之后也鞏固了主權權力，并獲得了比之前幾個世紀的君主更多的權力。今天，國家（而不是公司）被認為是太空探索中真正危險的角色。國家對太空的軍事化，往往被認為是“天體接觸”最可能演變成暴力的方式。根據這種觀點，如果美國私營公司從小行星上開采商業資源，這將是一個“比美國太空部隊在月球上建立軍事基地”要和平得多的前景。

然而，這種框架忽視了企業的暴力歷史，以及私人商業追求與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制度之間的深刻聯系。此外，盡管國家可能幫助創建和參與這些系統，但它們并不總是能夠控制它們所釋放的力量。例如，東印度公司在英國政府的控制下的行為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東印度公司也對它聲稱“統治”的地方，以及曾經給予它特權和它所在的國家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進而開啟了大英帝國的時代。正如《無政府狀態：東印度公司的無情崛起（The Anarchy: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2019）》的作者、歷史學家威廉·達爾里姆普（William Dalrymple）所指出的那樣：“18世紀末占領印度的不是英國政府，而是一家危險的、不受監管的私人公司……（他們）發動了一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企業政變，對南亞的大片土地進行軍事征服、征服和掠奪。幾乎可以肯定，這仍是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企業暴力行為。”在當代公司開始殖民太空時，我們應該問，現代國家是否更好地掌握了如何控制公司，如何控制在“應該由誰統治這些定居者和資源”的爭斗中可能產生的暴力。

盡管藍色起源和SpaceX都欠下了美國政府的資金，但美國監管機構管理這些公司（特別是馬斯克的公司）的能力似乎有限。馬斯克對美國監管機構的言論，甚至是對那些調查他的人，都出了名的粗魯和無禮，他絲毫不改自己的行為。例如，去年12月，在美國聯邦航空協會（FAA）因大氣條件而吊銷了其發射許可證后，SpaceX拒絕遵守“取消其星艦火箭高空測試發射”的命令。這并不是馬斯克第一次違抗政府權威。2020年5月，盡管阿拉米達縣因新冠大流行發出了就地避難的衛生命令，但馬斯克還是重新開放了特斯拉工廠，并在推特上表示，如果執法部門采取行動，那么“只需要逮捕他一人”即可。他的公司已經多次因為違反其他各種監管和安全規定而受到調查和罰款（有報道稱，特斯拉工廠沒有設置應有的危險標志，因為馬斯克“不喜歡黃色”）。這只是因為馬斯克和之前許多有權勢的人一樣，得到了國家的優待嗎？還是國家及其監管機構真的無法控制他？

2020年5月30日，美國佛羅里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SpaceX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慶祝發射SpaceX龍飛船成功發射。搭載兩名美國宇航員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龍飛船發射成功，乘“獵鷹9號”火箭飛往國際空間站。這是自2011年以來美國首次使用國產火箭和飛船從本土將宇航員送往空間站。

馬斯克似乎并沒有感到害怕。在2020年12月的火箭發射事件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在未來的發射中將對SpaceX施加額外的措施，包括在現場設置聯邦航空管理局檢查員。2021年1月28日，馬斯克在推特上回應稱，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規定是“每年只允許少數政府設施進行少量的一次性發射。在這些規則下，人類將永遠無法到達火星”。對馬斯克來說，成為星際物種是關乎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遠比規章制度重要得多。

貝佐斯和馬斯克在談及太空殖民時，都使用了道德要求的語言：人類不僅要探索太空，還要在太空定居。這兩位工程師可以很容易在技術層面解釋他們殖民宇宙的計劃。盡管這些計劃有所不同：貝佐斯希望建立漂浮在地球附近的人工管狀結構，而馬斯克則希望對火星進行地球化改造；但支撐這些計劃的政治理念卻非常相似。兩者都提供了人類在太空中（生活）的烏托邦式愿景，試圖為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造成的政治問題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1982年，貝佐斯在高中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說:“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世界經濟和人口繼續增長，太空是唯一的出路。”從那以后，他的觀點沒有多大改變。“（幾個世紀后）我們將使用所有影響地球的太陽能，”他在藍色起源主辦的一次活動上對人群說：“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這種馬爾薩斯主義的邏輯支持了他關于“人類發展的必然性和向太空擴張的必要性”的論點。他解釋說，世界上有短期的問題，比如貧困和污染；也有長期的問題，比如能源耗盡。貝佐斯警告說，如果我們不想成為“一個定量配給和停滯不前的文明”，我們必須向別的星球擴張，在那里，“資源是無限的”。

對馬斯克來說，太空殖民也是保護人類文明的一種手段，盡管其目的是為了防止人類最終滅絕。他在2016年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說：“我沒有預言世界末日立即就要到來，但歷史表明，一些滅絕事件將會發生。（人類的）另一種選擇是成為一個太空文明和多行星物種。”貝佐斯強調來資本主義增長的周期性邏輯——為了保持擴張，我們必須擴張；而馬斯克在他的殖民定居計劃中則表示得更加明確。他的一項提議被稱為“火星契約奴役”，即允許個人購買去火星的單程票，并通過在新殖民地承諾的工作來進行償還。“火星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出現勞動力短缺”，馬斯克解釋說，所以“工作崗位不會出現短缺”。貝佐斯認為，人類將能夠經常在地球和太空之間旅行，但馬斯克認為，火星殖民地應該是自給自足的，確保即使在“補給船因任何原因無法從地球來到火星”的情況下，（人類）也能生存下去。

對于這兩位企業家來說，他們的企業被譽為極富遠見卓識，但他們的天體烏托邦卻尤其“缺乏政治創造力和意識”。貝佐斯認為帝國擴張是支撐不斷增長的人口的唯一方式，這是一種古老的殖民主義訴求，現在被重新包裝為對星空的探求。對資源的無限需求，以及在貝佐斯看來只是短期問題的“貧困和污染”，都卷入了資本主義的開采周期；與此同時，這些問題正在造成地球的氣候危機。

考慮到他的企業以綠色為導向，馬斯克大概意識到了氣候危機，或者至少意識到它帶來了政府資助的機會。然而，他并沒有明確地將氣候變化列為火星殖民地可能防范的潛在“滅絕事件”之一。暫且不提火星地球化是否切實可行，《自然天文學》的一篇文章指出，相較于居住在地球，在太空定居并不是免費的。正如科學作家香農·斯特羅姆（Shannon Stirone）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指出的那樣：“火星的大氣層非常稀薄；它沒有磁場來保護其表面免受太陽或銀河宇宙射線的輻射；它沒有可呼吸的空氣，它的平均表面溫度是致命的零下80度……人類要想在那里生活，就必須修建隧道，住在地下。”相較于“為了使太空變得適宜居住”而必須做出的環境和人類破壞，目前所有“為了阻止氣候危機的技術或政治反應”都顯得相形見絀。

而且，如同資本主義和氣候變化問題一樣，殖民太空對某些國家的影響要比其他國家嚴重得多。例如，當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向SpaceX公司提供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比亞克島（Biak）建造發射站時，當地社區抗議稱，建造這個發射站將造成巨大的生態破壞并導致社區居民流離失所。他們完全有理由感到擔心，這正是發生在德克薩斯州南端的小鎮博卡奇卡（Boca Chica）的情況， SpaceX之前在該地建造了發射站。在SpaceX搬進小鎮后，德克薩斯州社區的居民被趕出家園，原因是該地區因火箭活動而變得不安全，發射站的建造還破壞了該地區的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SpaceX提出過購買居民住宅，但其提供的價格低于許多人認為的合理水平。SpaceX在發給博卡奇卡小鎮抗議者的郵件中表示：“隨著該基地航天活動的規模和頻率不斷加快，你的財產將被劃分進危險區域，為了遵守所有聯邦和其他公共安全法規，該地區將不允許任何平民逗留。”SpaceX對該地區的影響表明，它對于導致當地社區居民流離失所，以及自己造成的破壞并不擔心。

馬斯克和貝佐斯信奉的理念是，殖民太空與殖民地球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的。他們的論點中隱含著這樣的信念：造成過去浩劫的不是殖民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其實施的環境。從這個觀點來看，盡管以前的殖民企圖經常引發種族滅絕暴力，但這種歷史不會在太空中重演。畢竟，沒有人住在那里。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殖民破壞是被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所證明的。這種意識形態使得“某種對世界的看法”和“人類在其中的作用”顯得自然且不可避免。僅僅因為“沒有人在那里”，所以該空間就可以被占有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來為定居者種族滅絕辯護的殖民邏輯：只有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資源，才有權擁有土地和所有權。因此，帝國主義的所有權觀念會將空間轉變為一個“空曠的邊疆”，某些人可以在那里投射他們的政治夢想，無論是開發采掘業、制造業還是建立殖民地。

在他最近出版的《盜竊就是財產!》(2019)中，羅伯特·尼科爾斯（Robert Nichols）對殖民主義掠奪的遞歸邏輯進行了質疑，這種邏輯依賴于改造和盜竊的同時進行。正如他所說：

殖民化需要大規模的土地轉讓，同時重新解構所討論的交換對象，這樣回顧起來，它似乎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盜竊形式……“剝奪”可以是連貫地重建，成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的所有權關系得以產生，但只有在“要求它們同時被否定”的這一結構條件下才能成立。

在一次行動中，土地既變成了財產，又被奪走。

同樣的邏輯讓馬斯克和貝佐斯可以宣稱太空是“空的”，又是免費的。當然，我們沒有使用太空本身就是一個謊言，即使沒有人能擁有或占據月球上的一塊土地。就像我們都使用水路和空氣一樣，“所有權”不能由這些資源所在的領土決定。例如，由數千顆軌道衛星造成的、日益嚴重的光污染（或“光涂鴉”）已經影響了地球上的許多社區，從天文學家和他們的科學研究，到依靠天體導航進行文化實踐和生存的原住民社區。但是，由于這些社區沒有“正確”地使用或占有空間資源，因此他們沒有被認為是它的合法所有者，他們也就失去了擁有空間的權利。

但根據國際法，這些社區對天空的權利并不比馬斯克和貝佐斯少。《外層空間條約》規定，“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將成為全人類的領地”。雖然我們都可以使用、探索或研究空間，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聲稱擁有它；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各國不會嘗試。例如，2015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太空法》。該法律允許美國公民要求擁有從太空提取的資源，并在美國法庭上捍衛自己的財產權。國際法律專家指出，《太空法》在理論上可能違反《外層空間條約》，該條約禁止各國對任何天體宣稱主權。然而，《太空法》明確指出，美國并不是聲稱對任何外星領土擁有主權，而只是要求對外太空的資源擁有所有權。批評者否定了這一辯護；除非國家首先要求對領土擁有主權，否則不能要求擁有權。畢竟，領土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即使在星際之間，也很難想象有什么其他原則可以作為治理的基礎。

2021年7月20日，美國得克薩斯州，美國亞馬遜公司創始人杰夫·貝索斯搭乘藍色起源公司“新謝波德”航天器升空。在順利完成太空飛行，并成功著陸后，貝索斯表示，這是“最棒的一天”。

然而，領土邊界從未成為行使權力的硬性限制。美國經常對其領土之外的人民和財產行使權力。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標識地圖（logo map）一樣，領土性以一種想象中的關聯身份得以運作：它使國家權力合法化，但它并沒有真正創造或限制國家權力。

然而，政治團體的烏托邦式愿景，正如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Steinberg）、伊麗莎白·奈曼（Elizabeth Nyman）和毛羅·卡拉喬利（Mauro Caraccioli）指出的那樣，從柏拉圖的孤獨城邦到火星殖民地，（人們）往往無法想象除了（獲得）領土主權之外，還有什么辦法可以逃離這個國家，重新開始。例如，海洋家園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是貝佐斯和馬斯克太空殖民項目的“姐妹項目”，該項目由另一位科技億萬富翁彼得·蒂爾（Peter Thiel）牽頭。蒂爾是馬斯克在Paypal的聯合創始人，他和谷歌的前工程師帕特里·弗里德曼（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孫子）建立了海洋家園研究所，通過浮動海洋平臺“進一步建立和發展永久的、自治的海洋社區，使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創新成為可能”。就像太空殖民者一樣，海洋殖民者設想人類工程將能夠在海洋或星空中創造新的處女地，這將為解決政治問題提供“空間”。弗里德曼解釋說:“如果我們能解決海島的工程挑戰，那么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就會為這些政治初創企業開放。”蒂爾提到這些浮動島嶼國家時，使用了“太空殖民地模型”進行比較——但是，相比太空，海島離地球更近，建造它們在技術上更為可行。

對一些硅谷精英來說，這些“初創國家”的意義在于政府將無法控制它們。科技企業家經常設想從國家手中讓出領土和政治的方法。例如，風險投資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的宣言《硅谷的最終出路（Silicon Valley 's Ultimate Exit）》曾一度讓他聲名狼藉。在宣言中，他主張該地區從美國割讓出去，成為自己的企業城邦。此外，在大流行開始期間，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在一次員工會議上被問到臉書是否可以購買一個沒有新冠肺炎的島嶼來保護員工。硅谷高管也是臭名昭著的末日預言家，蒂爾（Thiel）和Y Combinator的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等人在新西蘭購買并建造了奢華的末日避難所。但這些從國家中分離出去的愿景并沒有脫離意識形態。

雖然關于領土國家消亡的技術烏托邦式預測通常與約翰·佩里·巴洛的《網絡空間獨立宣言（1996）》有關，但另一份預測主權國家終結的政治宣言在硅谷精英中也有很大影響：由威廉·里斯·莫格和詹姆斯·戴爾·戴維森共同撰寫的《主權個人（1997）》。盡管里斯·莫格在英國以失敗的政治預測而聞名，但他擁有忠實的科技企業家粉絲，包括泰爾、斯里尼瓦桑和風險資本家馬克·安德森。不難理解這本書為什么吸引了硅谷的人：它預測了加密貨幣的崛起，以及民族國家會因技術創新而死亡。但里斯·莫格認為，國家的消亡并不值得擔心，因為它將“前所未有地解放個人”。他說，新的主權個人“將像神話中的神靈一樣，在與普通的臣民相同的物理環境中運作，但在政治上是一個獨立的領域”。

然而，里斯·莫格認為，并非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能成為至高無上的個體。只有“認知精英……擁有高超技能和智慧的人”才能享有這份殊榮。按照這種觀點，隨著現代國家因稅收減少而衰落，這些優越的個人將完全脫離國家，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導致“主權的徹底重組”。里斯·莫格指出，最為可怕的是“下層階級將被隔離，成為封閉式社區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當貝佐斯和馬斯克稱贊用公共資金把人類帶到太空的好處時，我們應該問：這些殖民地是為誰準備的？

引導億萬富翁競相進入太空的理想并不新鮮。崇高的烏托邦愿景往往掩蓋了暴力過程，它將“人類文明”的抽象愿景置于一些人的生命之上。貝索斯將此視為一種功利的計算，一種數字游戲。他敦促說，如果人類擴展到太空，“數萬億的人類”將得以繁榮，“這意味著成千上萬的愛因斯坦或莫扎特（的出現）”。他沒有承認，那些未來的愛因斯坦和莫扎特現在就存在于地球上，他們可能正面對著貝佐斯眼中的短期問題：貧困。對此，貝佐斯既不承認，更沒有意識到該問題的存在。此外，更重要的是，人類生命的價值不應該建立在對人類對“文明”的智力貢獻或關于“他們復制兩個白人男子遺產的能力”的功利主義計算之上。

馬斯克更明確地表示，他愿意犧牲人類的生命。他說，火星“不適合膽小的人。你很有可能會死。這將會很難，很難。但如果能成功，那將會是非常光榮的”。事實上，他在《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小品《火星上的查德（Chad on Mars）》中公開宣揚了他對人類必須為這一輝煌未來做出犧牲的信念。在這出小品中，一個火星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氧氣分配系統出現技術故障后，開始執行自殺任務。在這段視頻中，馬斯克仍然在地球上安全地指揮著，代表人類感謝這位即將死去的定居者，他的死亡正在被全球直播。當這個定居者在小品的結尾死去時，馬斯克聳了聳肩走開了，漫不經心地提醒他的團隊，“好吧，我確實說過有人會死。”

貝佐斯和馬斯克一致認為，對太空的殖民不會導致對“不存在的外星人口”的種族滅絕，這是正確的；但對原住民社區的殖民破壞只是全球種族暴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支持美國殖民資本主義制度所需的勞動力，助長了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暴行。為了追求美國西部邊疆的“天定命運”，白人鐵路公司老板殘忍地剝削亞洲移民。十分之一的華工在修建橫貫大陸的鐵路時死去。在一個仍由白人男性主導的行業中，人們隨意討論殖民問題并非巧合。

貝佐斯說，他第一次對太空著迷是在5歲的時候，當時他在電視上看到了阿波羅號登月，而這是他計劃將自己送入太空的52年之前。聽到貝佐斯和馬斯克向崇拜他們的人群講述他們童年對火箭飛船的癡迷之后，人們會意識到這兩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花費數十億公共資金進入太空的另一個原因：他們認為這很酷。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五歲的貝佐斯得知沃納·馮·布勞恩（他的工作為阿波羅計劃打下了基礎）是前納粹分子，或者他在戰時的德國用奴隸來制造火箭，導致2萬人死在他的工廠里以后會作何感想。烏托邦式的夢想（即使是在太空中），總是要以人類作為代價。

貝佐斯和馬斯克關于（人類）成為“星際物種”的技術愿景，并沒有回答一個政治問題：在太空中等待我們（無論“我們”是誰）的是什么樣的未來？我們是否會發現，就像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樣，SpaceX和藍色起源的太空殖民地最終會被并入國家的一個部門，在無意中把美國變成一個星際帝國？太空公司會不會像弗吉尼亞或馬薩諸塞灣的公司那樣，從它們的母國（和行星）中掙脫出來，成為月球或火星上的獨立管理實體？或者，貝佐斯和馬斯克會像利奧波德國王（King Leopold）在比利時剛果（Belgian Congo）實行恐怖暴力那樣，通過爭斗，成為貴族領地的私人國王？到那時，國家有能力阻止他們嗎？

太空殖民部署的支持者口中的必然性，掩蓋了另一個更好的選擇：我們完全可以選擇不去殖民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