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1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同志逝世，新華社在報道中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2008年，華國鋒逝世時，官方評價也是如此。回顧汪東興的一生，1976年參與抓捕“四人幫”和1980年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辭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是兩個重要的節點，然則前后不過四年，可謂大起大落。這四年，也是華國鋒主政的四年。

首任“中南海大內管家”

陳家鸚：《走近鄉賢汪東興》，《黨史縱覽》，2012年8月

陳立旭：《汪東興的幕后工作》，《同舟共進》，2014年5月

汪東興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弋陽縣，而該文作者陳家鸚曾長期在弋陽縣從事編史修志工作。為了編修工作，陳走訪了很多老同志，這其中就包括汪東興。

陳家鸚用“多次出色完成特殊任務，見證歷史重大轉折”一節概括了汪東興在1949年前的革命經歷，用“回毛澤東身邊‘抓老鼠’，主持中南海‘一組’小整風”一節講述了汪東興在建國初期和“文革”期間的政治活動，用“熱心支持家鄉編史修志”、“桑榆晚年熱衷著述，生活充實別樣精彩”兩節描繪了汪東興的晚年退休生活。講到1980年的辭職，陳家鸚說：“面對人生的大起伏，汪東興很快適應了社會角色的轉換和生活變化。”

陳家鸚特別提到，1995年前往汪老家時，看到墻上掛著一中堂，是毛澤東1961年10月16日親筆書贈汪東興的王勃《送別》詩，上書“唐朝少年詩人王勃詩一首，送別。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毛澤東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汪東興的夫人姚湘娥還告訴陳說，除了王勃的《送別》，毛澤東主席還特意又寫了自己膾炙人口的那篇名作《沁園春?雪》贈給汪東興。陳感嘆道，“將這樣珍貴的墨寶贈給汪東興，足見毛澤東對汪東興的信任和厚愛。”

毛澤東曾這樣評價汪東興：“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汪東興在毛澤東身邊負責保衛工作長達30余年，被稱為首任“中南海大內總管”，名副其實。

歷史轉折中的汪東興：參與抓捕“四人幫”

韓鋼：《關于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去年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大熱，其中第1集就是抓捕“四人幫”的行動，當李先念和葉劍英討論抓捕行動時，一致覺得汪東興同志靠得住。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過程，韓鋼教授綜合現有資料指出，是華國鋒先找了李先念，再通過李先念找了葉劍英。韓教授引用了華國鋒的回憶，可以看到，華國鋒“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并找了汪東興談話，“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國鋒“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靜宜、遲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最終，1976年10月6日晚8點，華國鋒、葉劍英主持，汪東興指揮，中央警衛部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予以抓捕，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吳德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抓捕了遲群、謝靜宜、金祖敏。耿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隨后，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這一晚的大動作，也就是《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1集的內容。

隨后，汪東興在1977年召開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達到了人生的新高度。

華國鋒與汪東興：歷史漩渦中的是與非

韓鋼：《關于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韓鋼：《關于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續）》，《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

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的十一大，華國鋒出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汪東興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進入最高領導層。轉眼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汪東興辭去了領導職務；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華國鋒辭去了最高領導職務。

可以說，華國鋒與汪東興在歷史的漩渦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韓鋼教授指出，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

我們可以發現，“一正”也適合對汪東興的評價。韓教授梳理了相關史料后，還看到，“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這兩件事，汪東興出現的頻率更高。

1977年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中央理論學習組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1月14日，汪東興布置新任務，要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范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1月21日，中央理論學習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于“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第二天，李鑫將稿子報送汪東興。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東興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飚、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志閱辦。”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后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韓教授據此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但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并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

此外，按照官方敘史，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后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例如所有關于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澆油，反而起一些緩解松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除了“兩個凡是”的問題，韓教授還注意到：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東興；至于對華國鋒，只有簡單的政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欽點”而極難復查平反。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時曾試圖解決，因阻力太大無果而終。胡耀邦上任中組部后，即提出復查此案的請求。主管專案的副主席汪東興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問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胡耀邦堅持復查，并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也得到華國鋒支持。華國鋒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胡耀邦當年說過：華主席對我說，看來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復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六十一人案”終獲平反，首功當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沒，同樣也不能不肯定華國鋒的作用。

從上述內容來看，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沒有處理好與老干部、復出干部的關系，不能不說這影響到了他的人生。

汪東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被點名批評

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五篇《正面較量，點名批評汪東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11月25日會后，于光遠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他們一致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本來是一件該做的事，但還是應該承認他立了大功。沒有他的積極參與，不動用歸他直接指揮的八三四一部隊，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事就辦不成。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出來領導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

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是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人。江一真在他的發言中說，在長征途中他和汪東興在一路，同汪東興一起到延安，并同汪東興在一起工作過，說自己對汪東興本來有好感。接著很客氣地肯定多年來汪東興對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幫”立下的功勞。然后他提出一連串問題：責問汪東興對待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的態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還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度。江一真說自己在衛生部平反冤假錯案中，受到汪東興的阻撓。他揭露汪東興在北京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發言后，在西北組，于光遠和楊西光做了聯合發言，與江一真的發言相呼應（這個發言由楊西光主講）。隨后，江一真和楊西光、于光遠在西北組的發言，在會議簡報中如實地登了出來。編簡報的工作人員并不因為點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進行刪節。而且從簡報登出的速度來看，完全不像請示過什么人的樣子。因為如果經過請示，總會影響簡報發出的時間。

西南組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是胡績偉。總之，整個會議的進程中，沒有發生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批評這樣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責的事情。這表明這次會議的確做到了充分發揚民主，使我們原先的顧慮成為多余的了。

中央工作會議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央領導格局進一步變化，華國鋒、汪東興逐步邊緣化，鄧小平、陳云等老同志重回權力核心，開啟了下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