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5日至6日，由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科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林》編輯部聯合主辦的“中古時期的地方人群與地域社會”中國古代史工作坊暨第二期《史林》工作坊在南京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安徽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山西大學、揚州大學等科研院所及《史林》編輯部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共同參加了此次工作坊。

會議海報

6月5日上午的開幕式上，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中國史學科帶頭人王劍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林》副主編王健研究員先后致辭歡迎與感謝各位與會學者，簡要介紹了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科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林》雜志的相關情況，并對此次會議的研討成果表示期待。

王劍

王健

6月5日上午場

6月5日上午的研討會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胡阿祥教授主持。

胡阿祥

第一場報告人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張學鋒教授，報告題目為《彌生文化與吳越文化——中、日早期的跨海交流》。報告人綜合歷史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成果，指出先秦秦漢時期中國以會稽郡為核心的東部沿海地區與朝鮮半島西南部、日本列島之間存在著頻繁的跨海交流，特別是山東半島至江淮之間的廣闊區域長期融合形成的吳越文化的東傳，對日本彌生文化產生了關鍵影響，并揭示了“水稻種植為主要經濟生活”這一吳越文化因素對日本彌生文化產生的推動作用。

張學鋒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南京師范大學的劉可維副教授與韓茗講師。劉可維肯定了本文對吳越文化形成的全面整理以及從中國文化視角分析彌生文化形成發展的創新性，但也對吳越文化與彌生文化在青銅冶煉技術、陶器、墓葬等方面的差異提出疑問。韓茗則指出，中國向日本跨海東渡的活動應具有危險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東渡的是產品本身、生產技術還是相關人群需要進一步思考；在強調文化交流與聯系的同時，也應注意文化因素自身的獨立性，不能過度淡化文化差異。

劉可維

韓茗

第二場報告人為南京師范大學薛海波副教授，題目是《論東晉北伐的巴蜀因素與門閥政治》。報告人關注東晉時期的巴蜀地區，強調巴蜀因素對東晉北伐的影響，分析出門閥權臣的平蜀行動具有集團性、政府性、投機性、排他性等特點，最終由此提出了收復巴蜀、北伐、門閥政治崩潰三者具有因果關系的政治演進線索，并衍生出顯性隱性兩種“三國”的構想。

薛海波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與南京大學張今博士。仇鹿鳴肯定了本文融合了門閥政治和荊揚關系兩條時空線索的方法，也指出本文對于顯、隱性“三國”的定義有待細化，特別是考慮到成漢政權的短時和弱勢，值得深入思考。張今則引述四川地區的墓葬文化呈現出較強的封閉性和獨立性，為本文提供了新的論證角度。主持人胡阿祥隨后也肯定了本文將歷史政治地理之研究思路落實到了具體人物與事件中的研究方法，并建議作者深入討論巴蜀與漢中—關中關系、巴蜀與南中關系的可能性。

仇鹿鳴

第三場報告人為山東大學孫齊副研究員，題目是《一座消失的石窟：河北宣務山石窟的研究》。報告人廣泛搜集整理稀缺的調查報告、造像記、拓片等多種資料，對已完全消失的宣務山石窟做了全面介紹和研究，分析了該處石窟的開鑿歷史、時代和地域特征的問題，并將研究推進到周邊的社會狀況、佛教發展、交通等領域中。

孫齊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武漢大學魏斌教授與南京大學段彬博士。魏斌肯定了本文的意義和貢獻，并就如何通過分析造像者、造像活動等實現造像記內容分析與地域社會研究的結合提出看法。段彬則運用美國航拍照片為本文提供了資料補充。與會的仇鹿鳴教授也參與了討論，就文中討論宣務山造像活動消歇原因一節發表意見，指出不應把傳統政治史思路過多引入基層社會史研究中。

魏斌

段彬

6月5日下午場

6月5日下午的研討會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張學鋒教授主持。

第一場報告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彬助理研究員，題目為《豪族之外：基層社會與東漢政權的性質》。報告人指出東漢豪族研究中存在較少關注族與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對豪族的大土地占有關注過重兩個問題，進一步結合文獻、簡牘、碑文等史料分析了東漢功臣集團的構成、度田政策的推行、基層組織及土地分配等內容，認為東漢政權的性質及其如何走向六朝，應該有更細致的討論。

王彬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南京師范大學薛海波副教授和安徽師范大學劉萃峰講師。薛海波肯定了本文對認識東漢社會的重大意義，也就文中涉及的度田問題發表了不同見解，并希望報告人在后續的研究中更為全面地總結出東漢政權的性質。劉萃峰則認為本文視野宏大，理論深刻，同時也指明了本文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功臣集團諸人是否為豪族、度田是否順利推行部分的論證不足或選取史料的代表性較弱，對田畝戶口資料所統計對象的認識也有不足等等。隨后，主持人張學鋒及與會的南京師范大學晉文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徐暢副教授都對文中涉及的度田政策展開討論，并指出東漢初年的度田具有特殊性，應該與后續的常規度田進行區分。

劉萃峰

第二場報告人為南京師范大學陸帥講師，報告題目為《青州樂陵：一個5-6世紀北方僑郡的出現與消亡》。報告人指出，青州樂陵郡的相關史料完整且豐富、行政區劃變動小，是一個僑郡研究的成熟案例。隨后報告人從出土造像材料入手，對樂陵郡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格局變動展開研究，并對樂陵地區的社會經濟特征、豪族共同體的消解等問題進行了展望。

陸帥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山東大學孫齊副研究員與揚州大學汪華龍講師。孫齊指出青齊地區遺存豐富，是南北朝史研究的熱點地區，并介紹了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考古工作的最新發現。汪華龍則提出應該關注豪族對造像活動的引領作用，進而又提出造像活動具備豪族聯誼作用的可能性，同時還從地緣政治和官方導向的角度討論了豪族造像與統治政權之間的聯系。主持人張學鋒隨后也對本文中造像、城址等考古資料的運用給出了具體的意見。

第三場報告人是南京大學張今博士，題目為《北魏平城地區出土志墓文獻研究》。報告人以北魏司馬金龍墓為例分析了墓表、墓志、墓磚三種志墓文獻的作用及文化源流，并廣泛結合北魏平城地區出土的志墓文獻，印證了平城地區人群構成的復雜性。

張今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北京師范大學劉瑩博士后與山西大學劉兵講師。劉瑩指出，本文所選材料多屬平城前期，與完整的平城時代存在差距。同時，本文應更多地關注平城地區人群構成的復雜性在志墓文化上的投射，并應進一步嘗試總結平城的社會風尚。劉兵認為本文的史料整理細致，同時指出本文應增加北魏平城志墓文化與北魏前的志墓文化、南朝的志墓文化之間的對比，將出土材料的運用推進到社會層面。主持人張學鋒則針對司馬金龍墓中三種志墓文獻提出了兩點意見：一是墓磚用材與墓磚商品化程度之間的關系；二是司馬金龍身份特殊，因此其志墓文本未必非常具有代表性。

劉兵

第四場報告人為北京師范大學劉瑩博士后，題目是《北魏在關中北部的郡縣統治——以耀縣出土北朝造像碑為中心》。報告人指出，北魏于太平真君七年設置北地郡并對該地實施編戶統治，改變了舊有的護軍體制，致使羌、胡部族的酋豪失去了政治權力。報告人隨后利用該地區出土的造像碑資料，分析了酋豪在郡縣體制下重新參與政治治理、表達與維持政治和社會威信的模式。

劉瑩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是南京師范大學廖基添講師與南京大學段彬博士。廖基添指出，本文在后續的研究中還可以關注北魏長期穩定統治關中對北周產生的影響，同時也對本文所用造像碑的形制、文字書寫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段彬肯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時指出本文涉及到護軍體制改革與羌胡部落叛亂關系應多做討論，郡縣設置前酋豪如何表達政治身份也應寫入文中以為對比。主持人張學鋒也對造像碑的現世過程及碑文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劉瑩隨即對相關碑文的著錄情況做了補充說明。最后，薛海波也指出本文應對護軍裁撤、部落問題解決不徹底等內容進行深入討論。

廖基添

6月6日上午場

6月6日上午的研討會由南京師范大學晉文教授主持。

晉文

首場報告的是報告的是揚州大學汪華龍講師，題目為《漢代喪葬塞禱文書考論——兼論〈急就篇〉第廿五章章旨》。他首先對《香港中文大學藏序寧簡》的文字、形制及券書券刺關系做了分析，隨后又結合《胡場M5“神靈排位牘”》及《東陽M7木札》，總結并命名了“喪葬塞禱文書”這一簡牘文類，并發掘了其作為漢代喪葬儀式的系統性知識的意義。

汪華龍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南京師范大學劉可維副教授與山東師范大學葛少旗講師。劉可維關注本文對于簡牘文本和形制的研究，針對具體文字的釋義、《序寧簡》券書組中三枚形制較為特殊的簡以及“疏頭”與塞禱文書的聯系等問題做了相應的討論。葛少旗則肯定了本文歸納“塞禱文書”這一新的簡牘文類之貢獻，并就“塞禱”的命名、塞禱文書格式固定與文字書寫差異的可能性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主持人晉文則提醒，宗教性文書雖受官文書影響，但也存在自身的書寫體系，同時也要注意官方祭祀與民間祭祀的差異?！妒妨帧肪庉嫴渴Y宏達則結合明清時期的“活套”文書做了對比討論。

第二場報告人為山東師范大學葛少旗講師，題目是《漢晉時期地方祭祀中的圣域塑造——以成陽帝堯祭祀為中心》。報告人依據《孟郁修堯廟碑》、《成陽靈臺碑》、《帝堯碑》三篇碑文論述了成陽帝堯祭祀的變化，揭示了堯陵落地和祭祀轉型的變化蘊含著地方宗族和知識人對于先賢資源的爭奪和地方文化的塑造。最后，他又結合東漢地方“求法食”活動指出地方祭祀轉型在東漢時期是較為普遍的。

葛少旗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安徽師范大學劉萃峰講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彬助理研究員。劉萃峰指出，可以嘗試從仲定家族謀求自身地位、尋求地方事務主導權等角度探討其推動帝堯祭祀轉型一事，還可以運用漢代郡國廟祭祀轉型的資料作為對比案例展開研究。王彬指出，根據《成陽靈臺碑》碑陰的名錄按照官職排列這一線索，可以嘗試討論地方與官方對于文化資源的爭奪。張學鋒指出應該關注推動祭祀轉型的地方大族情況，并進一步關注該族在后續時代中的轉型問題。仇鹿鳴則結合本文的具體論述指出應注意區分地方主導的祭祀與分布于全國各地的官方祭祀。主持人晉文則指出，應在論述中參考讖緯材料，并與成陽以外的帝堯祭祀進行對比研究。

第三場報告人為南京師范大學趙大旺講師，題目為《中國中古時期的佛教寺院、地方精英與民間結社》。報告人結合對社邑領袖“三官”身份的分析指出，地方精英是社邑佛教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通過組織社邑實現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并通過佛教活動鞏固自身地位；而僧侶在此種活動中，往往扮演精神領袖或勸導者，對社邑的控制并不嚴格。

趙大旺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北京師范大學徐暢副教授和山西大學劉兵講師。徐暢指出，本文“地方精英”一詞的表達需要進一步精確化。文中對于三官的分析可以借鑒社會學的結構分析方法或進行個案分析，避免史料的簡單排列。本文結論直接否認僧侶對社邑的控制似乎過于絕對，需要在明確社邑主導地位這一概念的基礎上謹慎討論。劉兵則指出本文學術史梳理清晰，史料掌握及運用熟練。同時，本文否定僧侶對社邑控制的結論過于極端，應分情況具體討論。本文涉及到佛教中國化以及以地方精英領導社邑否定社邑組織的契約平等意義等內容需要進一步討論。最后，主持人晉文總結了三場報告指出，宗教在社會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討論宗教與基層社會的問題上不應把豪族和普通民眾割裂開。

徐暢

6月6日下午場

6月6日下午的研討會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史林》編輯部陳磊編輯主持。

首場報告人為武漢大學梁振濤博士，題目是《唐代單于、安北二都護府管理體制考論》。報告人通過分析單于、安北二都護府管府、領羈縻府州、管戶的三個管理層面，點明了二都護府的軍政二元管理體制，并展開了對二都護府由“不管戶”到管著籍百姓和領羈縻府州這一演變的探討。此外，他還結合墓志資料對二都護府的戶口構成、坊里設置以及轄境變化等問題進行了分析。

梁振濤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北京師范大學徐暢副教授與南京師范大學趙大旺講師。徐暢對本文所引用的敦煌文獻提出了規范要求，并建議報告人對管理體制變化的原因、都護府下的坊里規模、二都護府的戶口數據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趙大旺評價本文材料種類豐富，行文結構清晰，同時還就文中所引“王逆修墓志”發表看法，指出“逆修”一詞應為宗教用語而不是墓主名字，值得進一步考慮。與會的仇鹿鳴也指出本文在論述的同時要注意安北、單于二都護府之間存在的差異。

第二場報告的是復旦大學岳思彤碩士，題目為《場與中晚唐的基層治理變遷》。報告人指出，中唐以后，隨著國家財政體系的變化與兩稅法的推行，輸場增設的情況較多?！皥觥痹诙惒?、榷鹽、礦冶等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又與周邊的倉庫、店鋪、堰埭、水柵以及鎮戍守捉等設施或人員有機結合起來，在發展出一個新的稅收系統的同時，也塑造了一個有別于州縣鄉里的基層世界。

岳思彤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為揚州大學周鼎講師和南京師范大學趙大旺講師。周鼎肯定了本文立意深遠，關注場與基層社會互動的創新，同時也指出在討論場與相關設施的關系時，應注意藩鎮體制產生的影響。趙大旺則引用《唐代西州鸜鵒鎮文書研究》一文的內容以供報告人在后續的研究中參考。此外，與會的孫齊指出，本文在討論場與周邊機構的關系時需要注意區分“場”是否為整個系統的核心機構?！妒妨帧肪庉嫴渴Y宏達還指出，官方對于各種茶鹽礦榷場的控制力有區別，不同地區的“場”中人群構成也會存在差異，應注意區分。

第三場報告的是揚州大學周鼎講師，題目是《晚唐五代的軍吏與基層治理體系轉型》。報告人從藩鎮體制滲透基層的角度入手，指出了唐末五代基層治理的軍事化，包括州郡胥吏轉變為軍事化胥吏，脫胎于軍隊組織的鎮、廂、界、管等新型基層區劃的出現等。藩鎮體制下的行政體系較為高效，國家權力也有效滲透到基層，但與之配套的新型基層區劃層級模糊，呈現出明顯的過渡色彩。

周鼎

本場報告的與談人是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與武漢大學梁振濤博士。仇鹿鳴肯定了本文對于材料的整合連貫，注意了藩鎮對于基層治理的滲透、汲取和侵奪等研究方法，也就軍吏性質轉變、藩鎮碎片化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梁振濤肯定了本文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同時指出可以借鑒于闐文書等材料進一步討論“界”這一區劃。與會的張學鋒和蔣宏達也先后對文中新型區劃的確定給出了指導意見，徐暢隨后則對梁振濤博士提及的于闐文書做了具體的補充。

綜合討論

6月6日下午的報告、評議結束后，會議進入最后的綜合討論環節。主持人山東大學孫齊副研究員開場指出，當前中國史研究領域存在全球史和區域史兩大熱點問題，其中中古史研究領域多進行區域史研究，但并未形成較為成熟的研究模式，存在著碎片化、同質化等缺陷，因此希望與會各位專家學者積極討論，對中古地域史研究進行一定的總結、反思與展望。

會議現場

南京大學張學鋒教授首先發言，提出應通過對比明清區域史研究，反思中古區域史研究的困境。他認為，首先要認識到中國是在宋代以后實現了從政治到觀念上的統一，所以“大一統”觀念并不能完美的適用于中古史研究，再加之中古史資料較少，典型地區與非典型地區、地區與地區之間存在著本質差異，很難形成區域史研究的共同理論?；诖?，在進行區域史理論探索的同時，更要積極反思典型或非典型時空認知能否推廣，簡牘、石刻等資料的敘述能否與史實和當時的社會現狀真正契合。

隨后發言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則指出，區域中古史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日本學者傳入中國，但至今并未產生真正具有典范性的成果，區域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個特定的州縣，并不能增長學界對于時代和社會的整體認識。因此，如何界定一個地域社會、如何建立一個適當的空間關系是值得反思的。他還指出中古史研究呈現出材料驅動的現狀，但對于國家、社會的定性問題，不應用定量的材料來得出結論，利用出土材料的敘述拼接社會面貌，可能會突出或淡化某些關鍵問題，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同時，他也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的研究成果，如材料掌握精細，利用材料構建出了自洽的天然空間；注重材料的空間關系和考古出土環境，將二維的研究推進到三維。最后他總結道：要承認中古史研究的材料困境，不必急于推出新結論，而是要運用新材料多角度多層次地論證前人成果，加強史學研究的科學性。

接續發言的北京師范大學徐暢副教授認為區域社會史的研究要結合社會史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借鑒年鑒學派整體史方法，關注一個區域社會的層級、流動演變、民間信仰等問題。在研究區域的選擇上，既可以選擇代表性的區域，也可以選擇一個非典型的小區域，核心問題是要做到材料與空間的自洽，同時也要折射出時代特點。

《史林》編輯部蔣宏達編輯結合明清地域社會研究的成果指出，本次會議所展現的中古區域史研究存在遺憾，如沒能完整揭示某一空間內社會的面貌與民眾生活、研究中政治史傾向明顯，缺少對社會及經濟屬性的充分認識。同時，蔣宏達編輯也承認史料缺乏是中古史研究的瓶頸，并對多位報告人材料理解通透、運用熟練的研究方法給予了肯定。

蔣宏達

最后，主持人孫齊對參與討論的專家學者觀點進行了總結，表達了對中古地域史研究未來的展望，為本次工作坊畫上了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