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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國總統雷納德-里根在白宮西翼召見多位參議員，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包括在內。會晤期間，比爾-布拉德利對著總統開了個玩笑：

“總統先生，我們是都支持稅改的。你的原因是你當演員時挨了90%的邊際稅率（注：即90%的收入都是超額累進的個人所得，要繳重稅），我的原因是做職業籃球運動員（我的身體）本身是就是個貶值資產。我們都得承認，這個體制已經崩潰了。”

彼時比爾-布拉德利已經從NBA退役近十年，被選進了奈史密斯名人堂，成為尼克斯隊史第四位得到退役球衣待遇的球星。但籃球早已經不是他人生的主題，1985年的他，作為深耕新澤西和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代表，在一個共和黨領導的白宮和參議院獲得了極大話語權——放在今天這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

比爾-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的傳奇之處就在于，他在籃球世界已經走到了很高的位置（畢竟是第一位拿下NBA、歐洲、奧運會三大籃球賽事冠軍的“滿貫王”），但某種程度上，籃球更像是他的副業。

出身優渥的他畢業于藤校普林斯頓大學，拿到過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獎學金，是精英中的精英。早在大學之時，他就從未停止對政治的參與和關注，剛退役就成功當選州參議員，得到了左右美國立法方向的權力。

頂級學府的浸染讓他從政后也頗有知識分子之風，在參議院有了“政策專家”的綽號，擅長研究復雜的改革方案。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一項畢生事業——稅務改革——中去。

1983年，也就是他從NBA退役僅六年后，他與密蘇里州（他出生的家鄉）眾議院（當時屬于民主黨）領袖迪克·格普哈特聯手推出了一項旨在降低稅率、堵住漏洞的稅改法案，名為《公平稅收法案》。

美國立法機構要通過任何法案，都需要層層游說、拉票、修訂和最終投票，一直到1985年布拉德利在白宮西翼試圖說服里根總統的那一天，他的法案都還沒有成為現實。

但里根幾乎立刻就被布拉德利的法案吸引了。畢竟，減稅至今仍是共和黨人競選的主旋律之一。只不過這稅具體要怎么減，誰又將獲益最多，這就是一攤爛賬，除了政客、經濟學家和專為富豪階層服務的財務專家之外，其他人基本不可能掰扯透徹。

而布拉德利就是想把這個事掰扯清楚的人，1986年夏天，參議院投票通過了他的法案，僅有三票反對，兩黨的通力合作成為了美國重大立法的楷模，以至于多年后布拉德利還因此受到歌頌，在2018年獲得了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獎。

而這次稅改的主要內容，就是簡化稅制（把15個稅級減到4個），降低最高稅率（從50%變成28%）。降低個人和企業的邊際稅率，降低資本利得率，擴大減稅扣除標準，提升個人免稅額和所得稅抵免。

里根當時宣稱：“我感覺我們好像剛剛打完一場稅改的‘世界大賽‘（注：MLB總決賽）。而獲勝的一方是美國人民。”

的確，布拉德利的法案不但得到兩黨罕見的一致支持，也得到很多經濟學者和民眾的肯定。這是到目前美國最近的一次重大稅改，近600萬美國家庭得到了免除聯邦稅的利好，有專家表示該法案“對此后15年的強勁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而稅改的成果也被布拉德利當做了競選總統的重要政治資本，直到35年后的2021年6月，美國國稅局的機密數據被獨立調查媒體ProPublica首次公之于眾。

這篇報道，徹底扯下了比爾-布拉德利稅改和美國稅務的底褲，也徹底解釋了美國（當然也是世界范圍內）最富有的人如何掠奪財富的方式，更揭露了美國稅收制度（甚至可以說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自確立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巨大漏洞。

多年來，人們對富豪避稅手段的猜測眾說紛紜，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一年交750美元稅金的新聞就引發過眾怒，而現在，國稅局的數據成了一個個實錘，向世人展示了這個制度究竟有多少千瘡百孔。

就拿如今那些科技弄潮兒來說。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個人身價2079億）在2007年、2011年都沒交過一分聯邦所得稅。

特斯拉創始人伊隆-馬斯克（個人身價1621億）在2018年也沒交過任何聯邦所得稅。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個人身價86億）曾連續三年不交任何聯邦所得稅。

從2014年到2018年，《福布斯》財富榜里最富有的25位美國人的財富增長達到4010億。而他們在此期間一共繳納了136億聯邦稅，真實稅率為3.4%。

或許136億乍看起來是個不小的數字，那么再看一個橫向對比：

2018年，此25人的個人身價總和為1.1萬億；約等于美國1430萬普通工薪階層累積的全部財富；

而在這一年，此25人的聯邦稅賬單為19億。這些普通美國人需要負擔的聯邦稅？143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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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收制度的發展歷史并不長久。建國時的指導文件，甚至沒有對征稅提出設想。美國憲法第一條就明確禁止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公民“直接”征稅。在很多年時間里，美國政府的資金來源主要都是間接稅，即對煙草酒水等消費品的征稅。

因為內戰，國會在1861年才開始征收真正的國民所得稅。但戰后不久，富人就想方設法廢除了這項稅法。當時的美國大亨多則年入百萬，他們可不愿因交稅被迫公開財務狀況。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財富不平等現象加劇，聯邦政府開始擴張，資金需求增加，但最高法院在1894年依然拒絕通過征收所得稅的法案。最終，國會通過1913年的修憲，才賦予了政府不論收入來源征稅的權力。

而早期的所得稅基本全由最富有的階層承擔。比如在1918年，美國僅15%的家庭需要納稅，1%的人負擔了80%的政府稅收。

但別以為這是什么均貧富的理想國，事實上，美國所得稅制度從誕生之時，就因其漏洞太多而引發無數爭議。

在美國，tax the rich（向富人征稅）也是民心所向

首先就是關于資本利得稅的爭議。一個人獲得了股權收益，該不該算“所得”？該怎么征稅？1920年，最高法院給出了關鍵裁決，裁定僅有“收益”才能算進所得收入范圍，也就是說，只有一個人賣掉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和建筑）拿到收益，才應該交稅。

自那以后，收益實現才算所得的概念就成了美國稅收制度的根基。這一裁決留下的巨大漏洞，早就有一代代的經濟學者發出警告。納稅人只要不出售資產獲得收入，就不用交稅，那資本家必然可以靠資本增值活得比誰都風光。

但這樣的預言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逐漸成為現實。

反壟斷看門人越來越接受合并，不再拆分大企業，公司股權價值越來越高，巨型企業發展壯大，等到90年代互聯網普及，股市愈發繁榮，資本市場以錢生錢，1987年影片《華爾街》的臺詞“貪婪是個好東西”成為了人們趨之若鶩的實踐準則。

到1994年，民主黨人紐特-金里奇直接宣稱，美國應該取消對投資的任何征稅，徹底還資本以自由。

從上世紀的微軟、甲骨文到現在的亞馬遜、谷歌、臉書和蘋果，“贏家通吃”型經濟和資本創造的財富已經是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這些old money根本無法想象的了。

股神巴菲特也曾表示過，自己看不太懂如今的虛擬經濟，當然他自己也是避稅大拿

包括NBA球員在內，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都是靠薪水支票維持的。每發一次薪，就要交一次稅。薪水越高，交稅越多。前幾年ESPN統計了NBA最頂級球星的稅單，看到一年收入快4000萬的庫里拿到手的錢還不到2000萬，著實感覺肉疼。

但球員掙得都是青春血汗錢，工資再高也是打工人（用姚明的話說就是“體力勞動者，藍領”），這就是布拉德利所說的“貶值資產”。真正的財富掠奪，還是要看那些玩得起“資本”的人。

是的，玩資本的人基本不領工資。他們真正的財富，是躺在固定資產和股票里那些還未“實現”的財富。

新聞上拿一塊錢年薪的CEO比比皆是，貝佐斯本人年薪8.184萬，約等于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還不及他公司的很多基層碼農。

2007年，亞馬遜的市值翻了一番，貝佐斯的個人身價飆升至38億。然而，當年他與前妻的報稅單上寫明的收入為4600萬，然而，通過各種各樣的虧損、債務和減稅申報，這4600萬收入最終得以全部免稅。

2011年，貝佐斯的個人財富已經累積到180億。而當年他的報稅單也寫明，因為虧損超過收入，他還是免除了所有聯邦稅，而且，因為收入太少，他甚至得到了4000美元的子女免稅優惠。

也比如沃倫-巴菲特（個人身價1016億），為了最大減少收入（以及稅單），他還有另一個妙招，就是讓公司不支付股息，直接拿去尋找別的投資，所謂的錢能生錢。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說NBA球星的豪宅是靠工資和貸款買來的（比如安東尼-戴維斯今年在洛杉磯出手拿下的價值超3000萬的王室級豪宅），那收入少到不用交稅的貝佐斯們的億元豪宅游艇又是怎么來的？

想都不用想，買樓買船這種事對貝佐斯而言，當然不是什么掏空六個錢包的負擔。承擔他巨額開銷的雖然也是銀行，但富豪的債務，跟普通人的債務是兩個概念。

如果你已經是最頂層的富人，但拿著極高的薪水，最高的37%聯邦稅率就要落到你頭上。如果你決定賣掉公司股權，收益的20%都要交給國家——你還失去了對公司的相應控制權。

但如果你不拿高薪、不賣股權，開支全靠銀行貸款，你只需付出個位數的利率（因為有利息減免政策），大概率還能得到稅收優惠。

當你坐擁成百上千億資產，沒有銀行會對你say no。

2014年，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里森當時手上價值100億的股權就是他的信用額度擔保。去年，特斯拉公布馬斯克用大約9200萬股股票作為個人貸款抵押，截止2021年5月29日，這些股票的價值約為577億。

難怪這些富豪現在都開始琢磨坐火箭游太空的樂子（一張機票至少20萬），這世界上還有什么是這些錢買不到呢？

有錢人的快樂你想象不到，他們套利的玩法你更聞所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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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說過，共和黨執政的一大主旋律就是減稅。但對于工薪階層，減稅到底值不值得喜大普奔，就是個問號了。以前他們或許還有點“肉湯”喝，但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只能“撿爛菜梗”吃了。

在“華爾街之狼”式的資本狂歡下，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基尼系數已經是發達國家最慘烈沒有之一。1979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比如20%的中等收入家庭高出10倍左右。到2007年，這一比例變成了30倍。

屬于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國成年人比例從1971年的61%下降到2019年的51%。而在新冠疫情暴發后的一年半時間里，無數美國人失去工作，財富縮水，但那25位超級富豪的資產增值超過了1.2萬億。

貧富差距是的民粹興起的重要土壤，這也間接解釋了美國政壇極化加劇，以及特朗普的上臺（更有那四年中的無數悲劇）。

特朗普的上臺雖然荒唐但也自有其必然性

有部電影描述了美國“躺平”一族自我放逐的房車流浪生活，這些人大多都曾過著體面的生活，但他們無一例外，都選擇拒絕再白白淪為資本游戲的犧牲品，為此寧愿放棄自己與社會的紐帶。

再回頭看布拉德利的稅改，不禁發覺現在還歌頌它的人非蠢即壞（當然，能說的也就是“兩黨還肯通力合作”云云）。

他給了底層民眾蠅頭小利，卻進一步解放了富豪階層的稅收壓力，往好了說是在資本主義巨輪面前并沒能起到減速作用（或者說是螳臂當車），往壞了說就是制度的幫兇。

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布拉德利曾數次公開討論自己的稅改。在一次訪談中，他曾遭遇主持人連珠炮般地質問。

“（稅收制度）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抵押貸款利息減免。你們保留了它，甚至讓它更嚴重，這是個錯誤嗎？”

“看到我們社會如今有多么不平等，你不覺得你錯了嗎？”

布拉德利極盡淡化這種批評，甚至說自己一直想做個“屠龍者”，還說在他最初版本的草案里，是有大幅削減貸款利息減免的，“但我們做出了現實的抉擇，有幾件事是碰不得的：貸款利息、慈善捐贈、國家和地方資產以及養老金計劃（401K plan）。”

但他心底留下的遺憾，還是在2017年發表在《紐約時報》的觀點文章中流露了出來。

布拉德利詳述了當時將法案提交國會之后經歷的一系列斗爭妥協。很多事情都是關起門發生的，因此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法案正如幾乎所有法案一樣被“注了水”，甚至一度遭遇流產危機，更別提守住所謂的公平初心。

為重寫法案，參議院舉行了長達33天的聽證會，代表各路利益集團的說客擠滿了聽證會外的大廳，成為奇觀。布拉德利承認，“消費稅商業抵扣、木材工業利潤和資本所得免稅這些漏洞都因此沒能堵上”。

在經歷無數妥協之后，布拉德利他們敲定了最終法案，填補了每年近1000億的漏洞，對他來說，即便無法改變趨勢，但這一法案有總好過沒有。

親自上場比賽，永遠好過只站在邊線叫嚷。

布拉德利強調稱，多年來一次又一次的立法不斷蠶食他曾經帶來的改變，以至于今天的稅法里“到處是漏洞”，每年帶來上萬億的財政損失，“納稅義務似乎是完全隨機的”，連有錢就得多交稅的原則都守不住了。

他問道：“我們的領導人是否能把原則和國家置于政治和黨派之上，為共同利益付出共同努力呢？”

但這個問題的最合適的答案，可能是巴菲特在2011年說過的一句話：“過去二十年，階級斗爭都在繼續。而贏家是我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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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得不說的，是在ProPublica報道發布后，幾位富豪亮點十足的回應。

貝佐斯及其前妻都拒絕回復提問。

亞馬遜大佬貝佐斯和前妻，兩人離婚一度因為天價分手費上了好幾次熱搜

巴菲特還是一慣的慈善姿態：“我依然認為稅法應該進行實質性改革……巨大的世襲財富對社會而言并非好事。”他還重申自己會將99.5%的財富全部捐出。

索羅斯的聲明是：“2016年至2018年期間，喬治-索羅斯的投資出現虧損，因此他在這些年間無需繳納聯邦所得稅。索羅斯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對美國富人增稅。”

一位富豪在回應中對ProPublica提出抗議，稱公布個稅信息是侵犯隱私。對此ProPublica表示：“我們的結論是，在這一緊要時刻，讓公眾知情以捍衛公眾利益，比侵犯隱私的擔憂更重要。”

至于馬斯克，他親自做出了回復，內容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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