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叔洪朝自己開了一槍。

槍響前，他負傷7處，腰部和頭部均中彈，在日軍逐漸縮小的包圍圈中，他知道已沒有突圍可能了。

1939年夏，山東南部的這場遭遇戰，為方叔洪的人生畫上了句點。他很少回家，妻子重病期間也未去探望。他在家信中多次表示，忠孝不能雙全，決定以忠報國，雪我民族奇恥大辱。

犧牲時，他年僅31歲，擔任國民革命軍第51軍114師師長，中將軍銜，是抗日戰爭中最早犧牲的國軍高級將領之一。在1946年濟南大明湖鐵公祠的抗日殉國將領的前三個牌位里，方叔洪排在第二，其他兩位是張自忠和趙登禹。

去年，方叔洪入選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他的侄子方增覺得出乎意料，“聽說過他的人太少了”。

今年8月，山東省沂源縣準備重修當地抗戰史，“意外”發現一處國軍將士陵園，也大致確定了方叔洪埋葬的地點，沒有墓碑，靜靜躺在一片繁茂的玉米地下。

一次見面

方叔洪，原名方范，以字行，1908年出生，山東濟南人。

印象中，方梅、方增姐弟二人只見過方叔洪一面。按照家族大排行，方叔洪是他們的三叔，不過他倆都有點怕他，“很高大，很威武”。

86歲的方增還記得，唯一一次見面里，方叔洪繃著臉，“不笑，也不看我們這些小孩，從大門進來回他的屋子，走得很快。”

在姐弟倆的共同記憶里，三叔很忙，回家也穿著軍裝，還帶著兩名勤務兵，“不怎么顧家的，回來一次待不了幾天，一直在外面打仗。”

88歲的方梅說，三叔就跟他的父親和兄弟說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很少談生活”。

在戰爭無可避免地波及濟南前，方家一大家子住在濟南小清河畔的老宅里。方叔洪的父親方慰農是濟南名士，同一輩雖有幾個兄弟，但都過世得早，家中多數事情都由方慰農定奪。

到方叔洪這代，家族內也有幾個兄弟。按“伯仲叔季”的順序排下來，方梅、方增的父親方謙排在第二，方叔洪排行第三。老大學了經濟，老二學了地質，到了方叔洪，方慰農一想，“老三性格比較剛烈，身體也好，就去學軍事吧”。

方增后來在回憶文章中提到，方叔洪自幼聰慧，刻苦好學。他先自費去日本東京學習日文，后回國考取山東公費留學名額，再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異常勤奮，在同學中威信甚高”。

1928年春，聽聞日軍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后，方叔洪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一起集會，甩掉軍帽，撕去領章，高唱岳飛的滿江紅，表達抗議。

畢業之后，方叔洪邀好友翁照恒一同前往法國慕漠尼航空學校學習航空，還去德國學了炮兵技術。

1931年，日軍制造了“九·一八”事變，東北的大片國土很快淪陷。方叔洪回國后，通過翁照恒與十九路軍陳銘樞、蔡廷鍇等人取得聯系，赴上海出任十九路軍教導大隊隊長，開始一生中最漫長的戎馬生涯。

一張合照

方叔洪參軍時，方梅、方增姐弟倆都還不滿10歲，可他們都知道“十九路軍很厲害”。

1932年1月底，日軍進犯上海，殺害無辜軍民，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反抗，“一·二八”淞滬抗戰由此爆發。

據上海市檔案局資料記載，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十九路軍幾乎沒有棉衣，將士身著單衣，短褲露膝，在冰天雪地里作戰。不僅衣著簡陋，武器裝備也不足，尤其在戰役開始后，明顯感覺到手榴彈供應不上。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又一次次以波浪式沖鋒攻擊守軍防線，形勢異常危急。

方叔洪率領十九路軍教導大隊與日軍展開了激烈戰斗，粉碎日軍多次進攻。方叔洪親臨前線，與戰士并肩作戰，戰斗激烈時，他還帶頭與敵人展開肉搏戰。雙方皆死傷慘重。

當年4月，經“國聯（國際聯盟）”干涉，日軍開始撤兵，方叔洪也隨十九路軍調離上海。轉往福建前，他曾短期回濟南探親，并留下一張兄弟三人的合照。

2015年8月9日，方增在山西太原的家里向澎湃新聞記者展示了這張照片。幾年前，他在整理舊資料時，意外發現了大伯方敏、父親方謙還有三叔的合影。方增輕輕地把照片放到茶幾上，“沒有這張照片，我都快忘記他了。”

這張照片拍攝于1932年5月5日，方叔洪坐在中間椅子上，面容清秀，西裝革履，戴著圓眼鏡。方增的父親在合影上題字：上海抗日之役，范弟躬自率隊參加，手刃倭寇數十，以泄平素之忿，而為家國增榮。日前北返省親，偕敏兄三人攝一合影，以志紀念。

兄弟三人各留一份。照片左側“三弟收存”表明，方增手上的這張原本屬于方叔洪。

離開濟南后，方叔洪帶著這張合照又輾轉于福建、湖北、陜西等地。

方增介紹，方叔洪曾在武漢和張學良會晤，被張任命為上校參謀，“后來還有人說他給張學良開過飛機。”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據方叔洪六弟、八弟等人1982年所著文章，在事變中，方叔洪堅決支持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竭力呼吁槍口一致對外。

一場葬禮

幾十年后，除了三叔，方梅、方增姐弟還記得三嬸楊曄。

“三嬸可漂亮了。”方梅回憶，楊曄是省立濟南女子師范學院的校花，畢業后在西巷小學教書。她的父親楊譽生在濟南開藥房，母親是日本人。

在當時，方家是濟南城有頭有臉的家族，鄰里都很關心方慰農長子——方叔洪的婚事。方梅忘了兩人在哪一年結婚，她只記得方叔洪、楊曄結婚當天，“嫁妝有一條街那么長”。

據方家后人記載，夫妻兩人非常恩愛，無奈聚少離多，楊曄更是命途多舛。

1935年與方叔洪結婚后，楊曄曾隨軍去了西安，流產后身體虛弱，感染了肺結核。

楊曄回到濟南靜養后，方梅、方增和她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們還記得中醫讓楊曄喝烏龜血，也記得傭人殺烏龜接血的那一幕，“三嬸不喝，后來有人來勸，她就躲在門后頭，也不讓我們看見，偷偷地喝了。”

“方叔洪應該聽說了楊曄的病情，但他沒有回來看過。”方增回憶道。

喝掉烏龜血后，楊曄的病情并未好轉。她不得不離開濟南，前往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后于1936年病故。

方梅和方增不記得三叔曾去看望過三嬸，“長輩們也沒提，可能他派了勤務兵回來傳消息，我們還小就不知道了。”

他們能夠確定的是，方叔洪沒有出現在三嬸的葬禮上。下葬后，他也未曾回來悼念。

綜合相關文獻資料后，方增認為，方叔洪此時正與東北軍共商抗日大計，所以楊曄病逝也未能顧及。“三叔為了抗日救國，舍棄了自己的家，也沒有留下后代。否則今天不會這么默默無聞。”

一個晝夜

方增一輩子都記得“七七事變”次日的號外：《盧溝橋演習日軍今晨向我軍開火》。

而在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在南京被拘，東北軍被解散。方叔洪幾經周折，最后在繆澄流部任667團上校團長，與日軍轉戰于河南桐柏山一帶。

1937年11月，日軍陸海空三方一起向江蘇江陰要塞發動猛攻。方叔洪奉命率部馳援，到達江陰后，日軍大隊人馬也抵達要塞戰區附近。方叔洪部署部隊分別從正面、左、右翼向數倍于己的日軍展開了進攻。

后來，正面一營在日軍的猛烈炮火下，自動后撤，左右兩翼也被迫退下。在這緊要關頭，方叔洪來到正面親自督戰，將擅自帶兵后撤的一營營長就地槍決，率部發動第二次進攻。方增介紹，最后雙方展開白刃戰，正面阻敵的一個營全部犧牲。

清查日軍遺棄陣地時，他們發現了身著黃呢大衣、佩戴“天皇賜”字樣指揮刀的日軍司令官尸體。方叔洪認為，此次戰役能擊斃其高級指揮官，“總算還對得起我們陣亡的戰士”。

南京、濟南相繼淪陷后，為躲避日軍，方家家眷多人逃亡到徐州一帶。當方叔洪前來與家人團聚時，想到自己一團官兵，奮勇殺敵，傷亡慘重，看到其他部隊不戰而逃，致使人民流亡他鄉，悲憤異常。這一切給他精神上刺激很大，“致使他夜不成眠，悲憤情緒甚至不能自制”。

此后不久，于學忠出任魯蘇戰區總司令，方叔洪被委任為51軍114師參謀處長。

1938年3月，日軍磯谷師團與板垣師團分進臺兒莊一帶。中國軍隊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指揮下，于3月10日在臺兒莊地區與日軍展開激戰。

據方增介紹，114師奉命在山東蘭陵一帶布防，其任務是阻擊日軍的增援部隊。當時，日軍以集團沖鋒方式瘋狂沖擊114師防線，方叔洪再次赴前線指揮督戰，全體將士決心與陣地共存亡。

中國軍隊取得臺兒莊大捷后，日軍發動反撲，第五戰區下令轉移，方叔洪奉命率部掩護魯南兵團轉移。他們在前線堅持了一個晝夜，一次次打退日軍強攻，直至全兵團脫險。

而在武漢保衛戰中，方叔洪所在的51軍奉命由南陽、唐河、方城地區開赴大別山北麓前線，擔當最前鋒的重任。據中國軍網記載，方叔洪再度集結兵力死守陣地，“在部隊傷亡很大的情況下，決不后退半步。”

一顆子彈

1939年初，方叔洪升任第51軍114師師長。

當年4月，方叔洪率領114師進入魯南地區抗擊日軍。此時，他已成為國軍中將，是最年輕的國軍高級將領之一。

“他們也打游擊，不過條件比較艱苦，因為群眾基礎不像八路軍那么好。”方增說，“沒有根據地，只能在山里頭打轉。”

當年6月初，日軍以三個師團的兵力掃蕩魯南，其主要攻擊目標，就是戰區總部和山東省府所在地沂源的東里店一帶。這里正是方叔洪統率的114師的活動地區，他指揮著114師，分拒萊蕪、蒙陰、魯村三面之敵，經歷大小戰斗10余次，數度突破日軍包圍圈。

但在后來，南邊的蒙陰、東邊的沂水先后淪陷，北邊的博山也出動了3000余名日軍朝南進犯，方叔洪部隊不得不晝夜兼程、連續行軍。

上述中國軍網文章稱，由于受到劃定活動范圍的限制，方叔洪率部就這樣轉來轉去，專鉆敵人的空隙穿插行動。在多路敵人同時進攻的形勢下，這種轉山頭推磨式的活動方式，十分冒險。當時的戰況非常緊急，全山區炮火連天，槍炮聲不絕于耳，敵機經常盤旋投彈，遭遇戰隨時可能發生。

6月24日上午，方叔洪率部轉移到沂源縣的焦家上莊附近時，遭到多路敵人的進攻。突圍時，師部與主要戰斗部隊失去聯系，方叔洪只好冒著傾盆大雨率師部及直屬部隊，向東南方向轉移。

當天晚上10時左右，他們來到一個小村莊，官兵由于連續轉移疲憊不堪，方叔洪命令部隊就地休息。剛休息到次日凌晨5時許，北山上的崗哨便遭到日軍進攻。

114師師部軍需處的劉衍知后來回憶，他們在拐棒峪遭遇大股日軍，“當時方師長手下只有一個特務連、一個騎兵連、一個半武裝的工兵營，掩護師部上百名非武裝人員和一個通信兵營轉移。”

部隊沿山溝向東南才走了3公里左右，在一條峽谷里又與大股日軍迎頭相遇。

激戰中，方叔洪頭部、腰部中彈數處，部隊傷亡過半。日軍包圍圈逐漸縮小，正向他步步逼進，突圍已成絕望，為了不拖累士兵、不落入日軍之手，方叔洪用自佩的手槍，向已負重傷的頭部補射一槍，壯烈殉國，時年31歲。

一片田野

方叔洪犧牲后，勤務兵將消息傳回了父親方慰農那兒，一同回歸的還有方叔洪的遺物，包括那張兄弟三人的合影。

方增說，方慰農十分悲痛，“他很看重方叔洪的”。

方叔洪犧牲的消息一直瞞著他母親，方梅、方增都叫她三奶奶。

方梅還記得，三奶奶后來逃難到重慶北培，日夜思念自己的孩子。犧牲前，方叔洪曾派勤務兵送來百元大洋，此后一直沒有音訊。

有一天，方梅和三奶奶、四嬸等人在院子里擇豆芽和韭菜，三奶奶那個時候就嘀咕，“（方叔洪）怎么還不來信啊？”

此時，其他人已經知道方叔洪犧牲的事情，擔心老人受刺激，都默不作聲。

許久，有人回答，會有信兒的。

直到去世，也沒人告訴她兒子犧牲的消息。不過方梅覺得，“可能她也猜到了吧。”

按照沂源縣石龍官莊村民的說法，方叔洪遺骸一直在等待家人收殮。

劉衍知回憶，戰斗結束后，日軍一個大隊長率領日軍清掃戰場，發現了方師長的尸體。“恰巧這個大隊長與方師長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因此特地搞到一口棺材，把方師長的尸體裝殮埋在拐棒峪莊前，并豎了一塊木牌作為紀念。”

而方增綜合長輩講述和文獻記載，認為三叔的遺骸應由114師后來覓得，于學忠主持料理善后，葬在蒙陰縣坡里以北的上坡上。他還說，經于學忠申報，國民政府批準方叔洪中將師長為抗日烈士。現在，方增希望政府能給抗日烈士的后代頒發紀念章，“給個紀念章就挺好的”。

坡里和拐棒峪莊距離不遠，1943年，附近的沂源縣石龍官莊在建51軍抗日烈士公墓時，方叔洪也被遷入該陵園。

如今，石龍官莊已經找不到這片陵園了，幾塊石碑被用作小溪旁的墊腳石，上面依稀可見“五十一軍”的字樣。在村里多名老人的講述下，能夠確認方叔洪安葬在村西南一處名為“皇林”的地方，老人們都叫他“方師長”。

一位77歲的老人還記得，當時，附近村子的一戶村民把留給自家老人的壽木貢獻出來，裝殮方叔洪，“也沒有深埋，周圍用青磚壘了一圈，還有空隙，方便他家里人來找”。

他還說，后來不知道哪里來的隊伍，把墳扒了，木頭也用來烤火了。

現在，“皇林”一側建起了公路，另一側種了一地玉米，老人們只能描述出陵園的大概方位。

“過去，這塊陵園有一畝多地，前面豎著大石門、大石坊，還有一塊兩三米高的石碑，密密麻麻都是名字，后面一大片小土堆，埋著和日本鬼子打仗犧牲的國民黨兵。”70歲的王姓老人指著這塊玉米地說，“早就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