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意大利風景畫家貝洛托無比細膩地描繪城市與鄉村的風貌，他對華沙舊貌的記錄甚至成為二戰后城市重建的模板。澎湃新聞獲悉，7月22日起，英國國家美術館將舉辦“意大利畫家貝洛托：重聚的國王巖堡壘風景畫”展覽，展出以德累斯頓市歷史遺跡“國王巖堡壘”為描寫對象的5幅畫作，其中一幅畫《自北部眺望國王巖堡壘》是2017年的新近藏品，250年來首次公開展出。

本文“延伸閱讀”部分刊發轉自中國畫院的文章《卡納萊托叔侄的“城市景觀畫”與我國界畫的功能性比較》，從不同角度理解中西藝術語境下的風景。

法國攝影師尤金·阿杰特用相機記錄下了1900年代代初正在消逝的“老巴黎”，捷克攝影師約瑟夫·蘇德克也帶著無比的愛戀將20世紀上半葉的布拉格老城區定格在黑白膠片中。如果說照片對城市的記憶代表著“曾經存在的真實”的消逝，那么油畫對城市的勾勒則引發了“對過去美好想象”的緬懷。

十八世紀意大利風景畫家貝洛托的油畫，就是一曲歐洲城市的挽歌。貝洛托對華沙舊貌的記錄甚至成為二戰后城市重建的模板（詳見“延伸閱讀”部分）。7月22日起，英國國家美術館將舉辦“意大利畫家貝洛托：重聚的國王巖堡壘風景畫”展覽，展出5幅以德國德累斯頓市歷史遺跡“國王巖堡壘”為主題的油畫，從不同視角展現這處山頂堡壘與周圍景致。一幅2017年新入藏該館的油畫《自北部眺望國王巖堡壘》是250年來第一次公開展出。

貝洛托《自北部眺望國王巖堡壘》（The Fortress of Ko?nigstein from the North），1756-1758  圖源：英國國家美術館官網，下文同。

貝納多·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1721-1780）是18世紀重要的意大利城市風景畫家。這類對城市或其他景觀的高度細致、通常大尺寸的描繪被稱為景觀畫（veduta，意語），早在16世紀時已經興起。

18世紀時，很多英國貴族到意大利“壯游”，接受文化熏陶，同時會帶回一些熟知的風景圖做紀念，景觀繪畫于是變得非常流行。到了18世紀中期，威尼斯逐漸演變為此類繪畫的中心。

貝洛托是威尼斯畫家加納萊托（全名吉奧瓦尼·安東尼奧·卡納爾，Giovanni Antonio Canal）的侄子，受訓于加納萊托，早年前往羅馬以及意大利北部旅居、創作。1747年，貝洛托應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三世的邀請前往德累斯頓，成為其御用畫師，直至1758年。此次在英國國家美術館展出的“國王巖堡壘”系列正是貝洛托受奧古斯都三世委托繪制的約30幅德累斯頓及周邊城市的風景畫作之一。

貝洛托《國王巖堡壘：布魯恩豪斯庭院》（The Fortress of K?nigstein: Courtyard with the Brunnenhaus），1756-1758

國王巖堡壘俗稱“薩克森的巴士底監獄”，是一座位于德國薩克森小瑞士山區山頂堡壘，俯瞰著國王巖鎮。它是歐洲規模最大的山頂要塞之一。國王巖堡壘原為國家監獄，有數世紀的歷史，見證了堡壘的軍事與民生興衰。

1756-1758年，貝洛托5次前往國王巖堡壘，從不同角度描繪這座歐洲規模最大的山頂堡壘?？v覽整幅畫面，可以看到這座屹立在山頂的宏偉建筑，近距離觀察畫作時，斑駁的城墻、站崗的士兵、正在放羊的牧人、晾曬衣物的婦女一一呈現。在《自西南眺望國王巖堡壘》這幅畫中，廣闊的藍天白云，前景中的牧民和牲畜，與莊嚴的要塞形成了反差。而《自西北眺望國王巖堡壘》一畫展現的戲劇性、紀念碑性，在18世紀其他風景畫中實屬罕見。

貝洛托《自西南眺望國王巖堡壘》（The Fortress of Ko?nigstein from the South-West），1756-1758

貝洛托《自西北眺望國王巖堡壘》（The Fortress of Ko?nigstein from the North-West），1756-1758

貝洛托《國王巖堡壘：馬格達倫斯貝格庭院》（The Fortress of K?nigstein: Courtyard with the Magdalenenburg），1756-1758

德累斯頓是貝洛托藝術生涯的重要一站。在德累斯頓，貝洛托的名聲遠揚，不僅是撒克遜宮廷最昂貴的畫師，而且隨即受到歐洲各王室的邀請，先后前往維也納、慕尼黑、華沙繪制城市的面貌，扮演了將景觀繪畫帶到歐洲其他城市的重要角色。

由于貝洛托有時會在畫作上署名Bernardo Canaletto，以致敬自己的老師和叔叔加納萊托，貝洛托的多幅作品曾長期被誤認為由加納萊托創作，他的藝術成就因此被忽視。相比加納萊托的畫面而言，貝洛托的用色更加冷凝，尤其擅長用堆砌顏料法（impasto）渲染天空氛圍，畫面的紀念碑性更加濃重，獨具特色。

貝洛托《威尼斯：面朝圣十字區的運河》（Venice: The Grand Canal facing Santa Croce），約1738年

貝洛托《廢墟風景隨想》（A Caprice Landscape with Ruins）約1740年

除了德累斯頓，慕尼黑、華沙等歐洲北部城市也收入貝洛托筆下，他對華沙舊貌的精準記錄甚至成為了二戰后城市重建的模板。貝洛托對德累斯頓的描繪記錄下了未被戰爭毀壞前的城市面貌，如今該系列景觀圖的大部分保存在德累斯頓繪畫美術館，為首相布律爾伯爵亨利希繪制的更小尺寸的作品大都在圣彼得堡冬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貝洛托將在威尼斯學到的繪畫技法融入獨特的全景式風景畫中，推動傳統風景繪畫向一個全新的方向發展。

展覽將持續至10月31日。

（本文資料來源：英國國家美術館官網、《貝納多·貝洛托的城市記憶》。）

延伸閱讀

卡納萊托叔侄的“城市景觀畫”與我國界畫的功能性比較

王加/文

作為我國傳統國畫中一類歷史悠久的特殊細分畫種，以界尺作畫而得名的界畫是最能精確描摹建筑結構與細節的繪畫技法。從先秦以近似于建筑工程圖紙的樣式出現，到晚唐至宋元發展至巔峰，再到明清日漸沒落，界畫盛極而衰的發展史恰好反映出我國繪畫藝術從追求極盡工細到崇尚內心情感表達進而鄙視“匠氣”的審美趨勢轉變。在西方藝術史中，也有一種與我國界畫有著相似功能性的細分畫種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大陸風靡。

卡納萊托 威尼斯大運河入口 布面油畫
1730年 〔美〕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十七至十八世紀，一股名為“壯游”(Grand Tour)的社會風潮席卷歐洲。這一由年輕貴族和知識分子為主體、前往法國和意大利游歷的傳統被視為當事人成年之后的一次最具教育意義的“見世面”人文之旅。其主要價值在于通過旅行可以接觸到古典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遺產，并提供了欣賞特定名作或聆聽特定音樂的寶貴機會。遍地古跡的意大利則當仁不讓地成為“壯游”風潮最受歡迎的必到之處。除了“永恒之城”羅馬和“文藝復興藝術搖籃”的佛羅倫薩，風景如畫的水城威尼斯也匯集了大量富有的歐洲貴族。也正是從那時開始，能夠代表當地風土人情，并為到此一游留念的旅行紀念品業開始興起。對于不能同往目睹美景的人們，唯一能讓他們一飽眼福、“望梅止渴”的渠道便是能夠完整呈現當地城市風光和名勝古跡的畫作。因此，能夠如實地呈現水城風貌的“城市景觀畫”(Veduta)應運而生。這一畫種真實細致地描繪一處特定地點，最常見的如一個城鎮或城市。最能代表此繪畫門類的大師便是出生于威尼斯城的叔侄二人——卡納萊托[Canaletto,本名喬瓦尼·安東尼奧·卡納爾(Giovanni Antonio Canal)]和貝納爾多·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

在攝影技術尚未誕生的十八世紀，卡納萊托叔侄二人的“城市景觀畫”不僅為“壯游”的歐洲貴族們提供了旅行最恰當的紀念品，還成了歐洲名城風光絕佳的傳播渠道。二人的廣角城市景觀畫可被視為今日手機拍照功能中“廣角全景拍攝”的前身：在一個視窗般的構圖中，城市的街景或名勝古跡以精準的透視、嚴謹的布局和一絲不茍的建筑細節而呈現。身為盛行于十八世紀的“透視風景畫派”(Vedutismo)的奠基人，卡納萊托筆下的水城風光在西方藝術史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得益于大量版畫印刷品的傳播，他的畫作是攝影技術誕生前那些從未到過威尼斯的人對這座城市的初始印象；他的觀察方法對之后的瓜爾迪家族、J.M.W.透納、莫奈、雷諾阿前往威尼斯創作風格各異的風景畫有著啟發式的影響。盡管在他們之后活躍于威尼斯的瓜爾迪家族同樣以城市景觀畫聞名，家族中最負盛名的弗朗切斯科·瓜爾迪(Francesco Guardi)筆下的水城更強調畫面所傳遞出的整體氛圍，作品更鮮活、更具煙火氣，并強調空氣透視為水城所提供的獨特虛幻朦朧感，不過卡納萊托叔侄所創作的城市景觀畫因其近乎偏執地追求對城市規劃和建筑細節的“絕對精確”，而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我國傳統的界畫。

顯然，界畫和城市景觀畫在表現手法和觀察方法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以我國傳統水墨勾勒為基礎，采用散點透視法，除對亭臺樓閣的建筑本身要求絕對精確外，畫面的背景仍保持我國山水畫傳統中講究意境的大量留白。反觀以油彩繪制的城市景觀畫則運用單點線性透視法，輔以對建筑光影的寫實描摹來呈現場景的立體縱深，這類作品遵循著西方風景畫力圖還原肉眼所見真實的傳統，對天空、運河等自然環境的描繪均力圖反映客觀事實。畫作的場景如同一個對觀者打開的視窗般逼真。然而，無論是在創作手法還是在功能性上，在我國有著悠久歷史的界畫與在西方盛極一時的城市景觀畫實則有著諸多共同點。

首先，二者均需依靠工具輔助作畫。為了保證橫平豎直，界畫的主要輔助工具是界尺。魯迅先生在1934年《致魏猛克信》中曾對界畫的描繪方式有著極清晰的記述：“古人之‘鐵線描’，在人物雖不用器械，但有屋宇之類，是利用器械的。我看是一只界尺，還有一只半圓的木桿，將這靠住毛筆，緊緊捏住挨了界尺劃過去，便既不彎曲，又無粗細了，這種圖，謂之‘界畫’?！?/span>相比之下，卡納萊托叔侄在創作城市景觀畫時除了使用尺子，還需借助指南針和暗箱，前者為了確定建筑的準確光源方向進而繪制物體陰影，后者則用來實現建筑間精準的科學透視關系。

其次，二者都追求對建筑細節描繪的絕對精確。界畫的特點在于精確工整、細致嚴謹。據傳五代時期，后漢畫院畫家趙忠義受命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完工后，皇帝命工匠校驗畫中建筑結構是否準確。工匠仔細查驗后回復道，畫中的建筑如同真的一樣，毫厘不差。有兩個關鍵詞用來形容界畫的分毫不差：一是“以毫計寸”，建筑物的比例能夠精確到工匠能按照尺寸換算施工;二是“折算無虧”，建筑物的長寬比隨著透視深度而等比折減。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的界畫大師們是在西方還未將焦點透視法引入繪畫之前便掌握了這一原理，在保證建筑細節準確的基礎上，還讓畫中的亭臺樓閣呈現出立體感?！缎彤嬜V》中在介紹晚唐界畫名家尹繼昭時曾用了“隱算學家乘除法于其間”的結論，由此可見，我國界畫的精確實則也離不開數學和科學。這與風靡十八世紀的城市景觀畫實則不謀而合。反觀卡納萊托叔侄，二人繪制城市景觀畫的方式其實很像如今我們在用廣角鏡頭拍攝照片后對著圖像“照葫蘆畫瓢”。卡納萊托曾在一本素描簿和一些草圖中詳細記錄了他的工作室是如何“構建”城市景觀畫的：他會使用一種能夠放在狹小空間如窗戶上或架在貢多拉船上的便攜式暗箱，用鉛筆快速勾勒出大運河上的宮殿輪廓;然后再返回工作室用鋼筆和墨水繪制草圖。在這期間，他還要不斷地“人工”改變視角去合理安排廣場、教堂、橋梁等建筑，以適應觀畫者的位置，因為輕型便攜式暗箱和較小的孔在透過光線后只能產生一個相對收縮受限的畫面。與此同時，對大自然的背景渲染同樣需要考慮進去。叔侄倆作品風格最明顯的區別在于天氣：卡納萊托筆下的水城風光多半是理想化的晴空萬里，更適合做紀念品;而貝納爾多·貝洛托的歐洲名城景觀則色調偏暗，更忠于各地氣候的寫實表現。綜上所述，為了實現卡納萊托叔侄二人筆下如舞臺布景般精致的“人工構圖”，科學儀器的輔助是實現如肉眼所見般真實畫面的必備條件。

《清明上河圖》卷（局部），北宋，張擇端作，絹本，淡設色，縱24.8厘米，橫528厘米。

再者，界畫和城市景觀畫對反映當時建筑風貌和生活習俗均有著重要的紀實價值。如被公認為我國十大傳世名畫的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不僅生動地展現了當時汴京城人們真實的生活場景，還將橋梁、房屋、城樓等宋代建筑詳盡地描摹下來。對于我國易被損毀的木結構建筑而言，畫中所繪入的圖像在藝術表現之外還兼具重要的史料價值。無獨有偶，卡納萊托存世的多幅描繪威尼斯人慶祝耶穌升天節時壯觀慶典的作品則將水城最具辨識度的總督宮、圣馬可廣場、載著總督的巨型龍舟，以及人們在慶典中的服飾、習俗，均如實地反映在畫中。由此可見，界畫和城市景觀畫在沒有攝影技術的時代，還成了記載當時社會風俗無可替代的圖像資料。

(元) 夏永 黃鶴樓 (局部) 絹本墨筆
縱20.6厘米 橫26.7厘米 〔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清明上河圖》，很多傳世界畫，如元代李容瑾的《漢苑圖》、夏永的《黃鶴樓圖》和《岳陽樓圖》等，大都專注于描繪一座著名建筑或風景名勝。因此，界畫能夠如實地記錄一座宏偉的單體建筑，并根據畫中圖像進行修復或重建。1999年9月，根據《清明上河圖》畫中對曾在汴京城中真實存在的沒有橋墩的木結構虹橋的精準描繪，上海青浦的金澤古鎮將這座橋按照原樣復原，名為普慶橋。這也成了根據界畫局部復原單體建筑的經典案例之一。反觀借助暗箱創作的城市景觀畫，其優勢在于作品所呈現的不光是一座建筑的細節，而是將一個完整的街區或城市的建筑關系全部精準地記錄下來。這顯然是用長卷和散點透視法來表現的界畫所不具備的。因此，僅在歐洲活躍了近一個世紀的城市景觀畫，擁有一個存在上千年的界畫所不具備的可能性：根據畫作來進行古城遺跡修復。這也是二者最大的功能性差異。

根據城市景觀畫重建古城的經典個案，當屬波蘭參照卡納萊托的侄子貝納爾多·貝洛托的26幅華沙城市景觀畫對二戰期間幾乎被夷為平地的華沙老城進行修復，并最終憑借重建后的“新城”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和叔叔卡納萊托專注于紀錄威尼斯風光不同的是，侄子貝洛托的足跡則遍布歐洲大陸。沿用了叔父大名的他，先后在德累斯頓薩克森選地侯奧古斯都二世、奧地利國母瑪麗亞·特蕾莎、巴伐利亞選地侯馬克西米利安三世麾下擔任宮廷畫家，并接受各位雇主的委約創作了海量的歐洲名城景觀。1768年他來到波蘭華沙，受雇于最后一位波蘭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并于1770年至1780年十年間完成了記錄華沙城名勝古跡、教堂街區等城市風光的26幅景觀畫。整套畫家藝術生涯的代表作自完成后集中鑲嵌在由他親自參與設計的波蘭皇宮“卡納萊托房間”(Canaletto Room)中，作為大臣們等候覲見國王的客廳。如今，這間布滿貝納爾多·貝洛托真跡的房間已經成了在1984年重建后的波蘭皇宮中最受游客歡迎的展廳。當我身臨其境站在“卡納萊托房間”中慢慢品味時，除了驚嘆于畫作的細節，那種走進歷史的現場感確是無論如何沒法從觀畫中感受到的。我想，貝洛托肯定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奉命創作的華沙城市風光，徹底改變了這座東歐古城的命運。

卡納萊托房間

卡納萊托房間

卡納萊托房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波蘭首都華沙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85%以上的華沙城被摧毀，260個街區只有6個得以幸存，歷史悠久的老城區幾乎被德軍夷為平地。要知道，連包括“卡納萊托房間”在內的波蘭皇宮都未能幸免。整座城市毀滅程度之慘烈，以至于到戰后討論城市重建計劃時，根本無法進行翻修而只能將所有遺址推平徹底重建。不僅如此，由華沙市長主持的“首都重建辦公室”還意識到了一個異常棘手的問題：在一片廢墟之中，在大量歷史資料被毀的現實面前，用什么史料文獻作為重建華沙老城的參照物呢?這時，在二戰中幸免于難的26幅貝納爾多·貝洛托繪制的華沙老城景觀意外地成了唯一的答案。

（元）夏永 岳陽樓圖 絹本墨筆
縱24.4厘米 橫26.2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筆者曾兩次前往華沙，途經老城廣場，每每對修復后的完整性拍案叫絕。在1945年至1966年的整個老城重建過程中，最難能可貴的不是修舊如舊，而是在盡可能使用原有材料和舊時技術的前提條件下，嚴格忠于十四至十八世紀的城市原貌，進而打造華沙“新”老城的理念和決心。被毀于一旦的老城區之所以能重獲新生，“貝洛托的遺產”絕對功不可沒。首先，畫家所描繪的恰好是十八世紀的華沙城風光，符合重建工程的時間范圍;其次，得益于貝洛托筆下如強迫癥般精確的建筑細節、嚴格的科學線性透視構圖以及照片般還原的城市氛圍，這26幅城市景觀畫幾乎成了華沙人民在決定修復老城區時的唯一參照物，遠比建筑圖紙更為鮮活。畢竟憑借圖紙僅能恢復一棟建筑，而貝洛托的畫作則將城中每棟建筑、每座教堂，甚至每條街區均極盡精致地勾勒下來，這一“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偉業讓復原一座風景秀麗的古城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得以實現。1980年，戰后“涅”的華沙老城申遺成功。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咨詢機構——ICOMOS(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認為重建后的華沙老城其“原真性”與1945年至1966年間的特殊歷史相關聯，特別強調重獲新生的波蘭首都是“一個全球杰出的文化重建象征，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此，華沙老城(申遺后被稱為“華沙歷史中心”)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特例。之所以能完整地復原整座城市，外鄉人貝納爾多·貝洛托為波蘭人民留下的26幅城市景觀畫居功至偉。憑借一組畫作重建一座古城，即便在漫長的西方藝術史中也算是獨孤求敗的存在。由此案例可見，具象寫實的城市景觀畫在古城修復中確實要比記錄單體建筑的界畫擁有更多的獨特功能性。

卡納萊托 禮舟升天節 布面油畫
1745—1750年 〔西〕馬德里提森博內米薩博物館藏

（本文原載于北京畫院《大匠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