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抗戰勝利70周年，新書《203枚徽章的抗戰記憶》把那個年代的徽章收集起來，以徽章為切入點回顧那段歷史。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幾個徽章及其背后的故事。

中共中央黨校：“保存骨干，教育骨干”

毛澤東曾說：“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形成這樣的氛圍，與地處延安的中共中央黨校不無密切關系。

中共中央黨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成立于瑞金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1935年11月，學校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1937年2月學校進駐延安。

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及時調整黨的干部培訓方針。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指出：“中央黨校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干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并明確規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

次年2月28日，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發出《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政治指導由毛澤東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負責，并取消原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林彪組成負責黨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員會。中央黨校培養了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特別是1943年3月毛澤東兼任校長后，更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保存骨干、教育骨干”的陣地，一批領導骨干和理論工作者從中脫穎而出。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也發端于中央黨校。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并確定校訓為“實事求是，不尚空談”。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標題改為《整頓黨的作風》），首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成為延安整風運動展開的標志。據說整風結束后，毛澤東又在學校的大禮堂做報告說：“搶救運動中，把很多同志搞錯了，傷害了同志們，同志們受了委屈，我在這里給大家賠個不是！”當眾向大家鞠了一躬。這一舉動收到了冰釋前嫌、凝聚人心、團結抗日的極佳效果。

厚積薄發成脊梁：炮火中巍然屹立的軍事院校

抗戰爆發后，各軍事院校面臨著新的形勢，許多院校從南京及華東地區向西南、西北內地遷移。在條件異常艱苦的情況下，各軍校堅持教育不輟，積極為前線輸送軍事人才。抗戰八年間，僅陸軍各兵種院校就畢業學員120365人，充實了抗戰各戰場。這些學校的表現為抗戰畫卷添了一筆濃彩。

——改革、調整教育布局

各校適應抗戰之需，著眼更有針對性地培養前方軍事人才，在教育的綱領、規模、形式等方面均有所變化。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937年遷校前，蔣介石在南京本校開會，就提出遷移后的教育方案：（1）校址遷至減少敵人擾亂威脅的環境，以加強教育效能；（2）擴大學校范圍，大量培養初級軍官，以補充前方傷亡；（3）訓練新兵，以補充作戰兵員；（4）遷校所在地區，鞏固后方治安，以支持前方戰局。

其他各校也紛紛在原有基礎上開設各類短期訓練班，許多學校停辦了原常規招生教育，改為短期召集教育。針對地域變更的實際，還開辦了若干分校或分班教育。

——根據抗戰之需成立新校

抗戰的爆發，使國民政府陡然認識到軍隊在實戰中的缺陷和軍事教育的缺失。遂有意識地加快建校步伐，迅速成立了一批專門性軍事院校，使軍事教育體系趨于完善，適應了抗戰的人才需求。

如為強化防空建設，1934年1月1日成立了隸屬航空委員會的防空學校。開設了高射炮隊、軍士訓練隊、人民防空研究、防空情報訓練等與抗戰相關的科目。針對淞滬、長城各戰役中國軍隊缺乏對空作戰觀念及實戰訓練的情況，1936年1月還專門開辦了軍隊防空訓練班，授以低空防御戰術要領及防毒、偽裝等知識，前后共舉辦7期。鑒于抗戰之教訓，為整飭騎兵，1939年9月1日恢復成立了陸軍騎兵學校，開辦以中青年尉官為學員的短期訓練班，培養抗日戰場上的優良基層騎兵干部。

——以各戰區為主成立訓練機構

各戰區成立干部訓練團，各軍或師舉辦干部訓練班，廣泛訓練軍事和各類干部。為培養游擊戰干部，自1939年春開始，舉辦了西南（南岳）、西北游擊干部訓練班。據統計，到抗戰勝利時，國防研究院、陸軍大學及各兵種諸學校（不含海空軍學校）并短期訓練團、班等，共有教育訓練單位56個，在校（團、班）受訓員生約32300人。

——參加實戰，為抗戰出兵出力

不僅畢業后，在校期間許多院校的師生也積極走上抗戰第一線。如“七七”事變后，時隔月余，陸軍炮兵學校就于8月24日奉命編組炮兵總指揮部，由教育長鄒作華兼任炮兵總指揮，赴淞滬第三戰區指揮作戰。炮兵總指揮部直屬于軍事委員會，負責指揮各戰區炮兵指揮官作戰。再如，淞滬抗戰中，位于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派飛機在蘇州上空與日機作戰。2月26日，15架日機向航校投彈，航校升空10架驅逐機迎敵，將敵擊敗。這一天后來被確定為“筧橋抗戰紀念日”。

抗戰期間各軍校的教育轉型，終于厚積薄發。1939年11月第一次長沙會戰后，岡村寧次向日軍大本營提出的《關于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中說：“……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斗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斗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

國難當頭，有的人為國捐軀，有的人毀家紓難；而有的人則難舍一己私利，斤斤計較，因小失大，有辱氣節。西安事變后，為確立抗戰方針而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汪之間所起的紛爭，正體現了這一點。

1938年3月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開幕。這次大會是國民黨歷史上唯一一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也是一次對抗戰前途具有重要意義的大會。其核心是修改黨章，以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制，討論黨務問題和國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大會改變了國民黨的領導體制，確立了被蔣介石定名為“總裁制度”的領袖制度，修改了《中國國民黨黨章》，規定總裁、副總裁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總裁為全黨核心。

會上對總裁和副總裁的選舉，頗有些吊詭。當時國民黨內大部分黨員傾向于蔣介石任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但總裁制的確立，實際上把黨權與政權合二為一，這使得一直掌握黨權的汪不愿屈居蔣之下，遂堅拒出任副總裁，并征得了蔣的同意。因此，4月1日選舉總裁、副總裁大會時，汪擔任大會主席，蔣則有意進行了回避。

通過總裁、副總裁人選本是兩個提案，沒想到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吳稚暉提議時，把“選舉蔣中正同志為總裁、汪兆銘同志為副總裁”兩案并為一案，一經提出，全場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過。汪精衛在臺上尷尬萬分，躊躇之余只好也起立鼓掌。據當時在臺上站在汪側后方的阮毅成回憶，汪臉色鐵青、“羞憤至極”。大會選舉蔣為總裁、汪為副總裁，等于蔣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阮氏認為，幾個月后汪精衛出走叛國，多少與此事有關。

如阮毅成推測為真，汪精衛未免太小家子氣。因為此次大會最重要的成果遠非局限于總裁、副總裁，而是通過了國民黨指導抗戰的綱領性文件《抗戰建國綱領》。這個《綱領》規定了國民黨抗戰的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方針，基本精神體現了“團結、抗戰和進步”。明確提出，“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此時的蔣介石在全國全黨擁有極高威望。據說大會選總裁時，曾用劃“正”字計算票數，陳立夫得的竟比蔣還多。陳不動聲色，偷偷抹去了自己的幾個“正”字……在國家危難之時，顯然，更多人考慮的是民族大義。

其他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