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面落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的起步之年，中國政府力量投入之巨大、推動之積極顯而易見，“一帶一路”已然成為理解當今中國發展脈動的一個關鍵語匯。“一帶一路”要想實現順利“落地”，必須想方設法讓社會力量、民間力量澎湃起來，而這首先有賴于做好“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工作。

“一帶一路”是一項由內而外、內外聯動的合作倡議，它首先著眼于解決中國自身發展的難題，為實現中國新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建立更開放經濟體制這一目標尋求動能，進而整合中國和相關國家的發展潛力，通過“共商、共建、共享”實現互利共贏。然而，從當前政策傳播的狀況看，已出現值得重視的幾大問題。

首先，嚴重缺乏有效的對內政策傳播。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外宣，即向國外受眾宣傳中國的政策，卻忽視了全面、準確、及時地針對國內民眾做好政策宣介。目前，國內民眾對于“一帶一路”存在認識上的誤區，一是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和自己沒有什么關系，特別是民營企業不了解自己應如何作為；二是認為“一帶一路”就是“到處撒錢”，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政府對解決國內問題的資源投入；三是認為“一帶一路”就是為了對抗美國這一霸權力量，最終讓中國成為世界的“帶頭大哥”。雖然今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在國務院授權之下已就“一帶一路”聯合發布了白皮書，但很難想象普通民眾會認真閱讀和琢磨這類文件。

第二，傳播內容略顯空泛，國外對此已有些“審美疲勞”。有國外智庫向筆者抱怨，自從“一帶一路”被正式提出后，它們一批又一批地不斷接待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每個代表團幾乎都要全面闡述“一帶一路”的重大意義，聽上去差別不大，重點也不突出，充斥著“互利”、“合作”、“共贏”、“共同體”這種大而化之的表述。好不容易雙方就某些合作達成一定意向，也基本會陷入“再無下文”的結局，能夠真正落實的寥寥可數。更要命的是，“一帶一路”的對外政策傳播還會出現“政出多門”的現象，國外機構搞不清楚為了獲取最權威的信息，到底該找中國政府的哪家機構。去年，中國一家官方媒體發布了“一帶一路”建設示意地圖，據說新加坡因為未能在該地圖上找到本國的位置而一度頗感焦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到底有多少個，到底是哪些國家，至今鮮有官方認定的明晰答案。

第三，在政策傳播中，時常表現出一種“以中國為中心、向他國施加恩惠”的心態。巴基斯坦一名學者說，與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相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優勢在于，中國也是“苦出身”，它知道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有尊嚴地走出貧困、走出窮苦。然而，有些中國的商業界人士和官員，在巴基斯坦這類“一帶一路”沿線的欠發達國家卻表現出一副趾高氣揚的姿態，只講中國取得的成就如何之大，不講中國面臨的難題如何之多；只講中國實現快速發展的“奇跡”，不講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失誤和教訓。有些國家的人士私下坦言，他們擔心中國變得越來越像美國，錯誤地認為只要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就會有相應成果，偏信錢和實力可以解決一切難題。

上述“一帶一路”政策傳播出現的問題，可能會導致一個更大的麻煩，即無法有效帶動中國國內和相關國家內部的社會力量、民間力量。“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民意基礎如果不夠堅實，而僅僅是依靠政府力量，一定行之不遠。很多重大經濟項目將缺乏社會民意層面的“軟保護”，甚至出現損失巨大的“爛尾工程”。與以往的國際經濟合作相比，“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更加豐富，它不是僅僅著眼于簽訂更多的商業合同，它想要實現的除了道路、貿易、貨幣的“互聯互通”之外，還強調政策溝通和人心相通。

從過去十幾年中國實施對外經濟合作的經驗看，如果不重視社會民意層面的“軟聯通”，經濟合作就難以持續，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也難以得到保全。很大程度上，由于不重視贏得民心的“軟環境”建設，過于相信和依賴走上層路線，中國企業在緬甸、贊比亞等國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如今，中國雖然與哈薩克斯坦政府就“一帶一路”建設達成很多共識和協議，但據稱居然有多達69%的哈薩克斯坦受訪民眾認為中國將對該國構成經濟上的威脅。

無疑，“一帶一路”建設迫切需要在總結以往對外經濟合作教訓的基礎上，探索保障國際經貿合作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新舉措，避免重蹈覆轍。

如何做好“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呢？

首先，不必單獨另行設立什么“一帶一路傳播工程”，正如“一帶一路研究院”之類機構顯得大而無當，這類工程也通常會造成機制疊床架屋、職能含混不清、資源低效使用的問題。“一帶一路”應發揮一種帶動性作用，促使既有資源得到盤活，帶動解決長期困擾中國外交政策對外傳播的難題，這顯然不能單純靠增加資金投入。

其次，要準確地理解“講好中國故事”，注重傳播內容和方式的針對性、差異性與融通性。“講好中國故事”不等于只講中國的“好故事”，也要善于講清楚中國的“難事”和“煩心事”，要注重講好“當代中國”、“海外中國”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要聚焦經濟發展，還應突出社會矛盾化解、政治體制改革、國家治理優化、價值觀與時俱進等問題。此外，“講好中國故事”還要有國際比較的視野，對相關國家面臨的發展難題應更有“同情之了解”。比如，對于中亞國家而言，水資源管理和安全問題屬于“頭等大事”，“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就可圍繞“水資源治理”做文章。

第三，要豐富政策傳播的人才庫，建立和完善傳播效果的動態評估體系。政策傳播需要貫穿“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過程，發揮前期偵測預警、中期跟蹤研判、后期反饋矯正的作用。要善于為各類技術、產業、文化等方面的專業人士搭建溝通平臺，并幫助他們了解“一帶一路”的政策大圖景，使政策傳播更加實實在在、精細精準。政策傳播的人才建設要滿足“建言獻策、倡議造勢、落實行動”的功能要求，特別是需要進一步發揮外國留學生、外國專家學者、海外華僑華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構建立體化的傳播通道。

總而言之，“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必須做到“重心下移”，要促進“撥動心弦”的民心相通，要千方百計地帶動社會力量、民間力量。要“言為心聲”，把“共商、共建、共享”落到實處，不要“以已度人”、“自我中心”。為促進政策傳播，中國政府、企業和其他機構需要切實提高自身與他國社會群體打交道的能力，中國外交也亟需“社會化”轉型，力爭實現國內和國外兩個“民間”的對接。毋庸置疑，傳播具有“雙向溝通、雙向影響”的根本屬性，在中國期待影響他者的同時，也需要做好準備，迎接中國自身政策理念、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重塑，“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是一個“自信、自強、自省、自新”的中國。 

（作者是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