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兵，銅墻鐵壁，久久深入國民人心。畫家與作家深入鄉村寫生或采風，而被嚴厲盤問的不在少數。舊年在山里老家，也見過民兵隊長嚴厲盤問外來人。本家的叔叔警惕性很高，反復檢查磨刀人和推車賣咸 菜的人，翻來覆去，他們的介紹信都要被揉破了。

日常的雜覽中，我已經若干次碰到類似的傳奇了，本輪雜抄再不記錄下來，就像漫不經心的撈魚和狗熊掰棒子一樣，魚兒將再次滑落水中，將要從頭再來。

陜西國畫院畫家張振學，當年在寶雞鐵路一中做美術教員。“從美院畢業后，我大部分時間是執著地寫生，將近用了十五年的時間在寫生。1981年舉辦第二屆全國鐵路美展，我接到通知后，一個人請假從寶雞出發，沿著寶成鐵路朝四川方向走，沿途游覽寫生，與鐵路工人一起吃住，一晃十多天到了廣元，參觀完皇澤寺后匆匆趕到嘉陵江畔寫生。一會兒周圍圍了一群孩子，因為江對岸有一座公路大橋，那時的孩子警惕性很高，有一個孩子悄悄跑到廣元水上派出所報告。派出所只有一個從工廠抽調上來的老漢在值班，老漢不識字，跟著孩子來后盤查了半天，怎么解釋都不相信，非說我的介紹信是假的，將我帶回派出所關在一間房子里，窗外爬滿興奮好奇的孩子，大聲嚷嚷著抓住了一個特務。過了一會兒外面響起噼噼啪啪的鞭炮聲，我很奇怪，怎么抓住一個特務還要放鞭炮？詢問孩子，孩子們說，今天是大年三十。半夜所長來了，查問此事，才知是誤會。”（邢慶仁主編《從生活到藝術：畫談·訪問集》）

張仃晚年，每年示范深入生活，常常到南太行的八里溝一帶作畫寫生。豫晉交界的八里溝景區，地屬河南輝縣，張仃選擇這里，因為有輝縣籍的書畫家侯德昌帶路。侯德昌是輝縣人，當年從汲縣師范畢業，再上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留在陶藝系做教師，他妻子是山區不識字的原配，侯德昌一個人在北京，有時過年也不回家，青燈黃卷，苦練書法。后來北京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全國海選，他寫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一枝獨秀，被鐫刻在毛澤東漢白玉坐像后面的影壁墻上出了名，現在是中央文史館館員，還有《太行金秋》巨幅國畫裝點在人民大會堂的大廳里。但侯德昌兒時的同學與玩伴，劉和玉先生是我們單位的退休干部，某次去他家，我一眼發現有侯德昌的字，他給我拉家常，說起侯德昌早年苦學故事，又特別講了一件所謂自己對不起老同學的事，——“文革”中，有次侯德昌返鄉度假，劉和他兩人遠足到深山里玩，時間長了，不料被山里人誤會，當成了有特務進山刺探情報。忽然，寂靜的遠山和深邃的山溝里大喇叭開始廣播了，緊急通知，要求各村的基干民兵馬上集合，守住山口，分頭上山“抓特務去”。“這回可弄個大丟人！興師動眾的。”多少年過去了，老實本分的劉和玉先生還為此糾結，覺得過意不去。

無獨有偶，例子舉不勝舉。而作家采風也在大山里出過洋相。“人工天河”紅旗渠所在的豫北林縣，現在是林州市。“文革”后期曾寫過長篇小說《太行志》的林州本土作家崔復生先生，晚年寫回憶，出文集，回憶相繼采訪過紅旗渠工程的記者、作家，他說師陀為第一人。師陀最早獨自從上海趕來采訪，當時紅旗渠才開工不久。師陀不要特殊照顧，唯一的吉普車送他倆上山，到了工地，師陀說什么堅持要縣委書記的汽車回去。崔復生還回憶好友張一弓當年的采訪，也被民兵當成了壞人。“1962年，他和我在太行山里的石板巖（那時他稱二夾墻里邊，現在叫太行大峽谷）的兩山上，行行住住走動了半個月。住在大垴村那個晚上，屋地上燒了一堆柴火，村里人把紅柿子圍著火擺一圈，燒熱了讓我們吃。全村山高氣溫低，一年只種一季秋作物，老年人一輩子吃了幾頓白面餃子都數得清，許多老年人一輩子沒有進過縣城。還有一次他在林縣一個公社內采訪，為聽新聞一只手拿著收音機，還因為道路不熟悉，另一只手拿著一張林縣地圖，只顧一邊走一邊聽一邊看。他突然被民兵發現了，民兵說他是壞人是特務。他解釋，他拿出記者證，全沒用，直至把他押到公社大院里，書記社長急忙走上來迎接，民兵們這才怔住不動了。”（《崔復生文集》第一卷：《太行情結》。2014年7月文心出版社）

全民皆兵，銅墻鐵壁，久久深入國民人心。我也是過來人，舊年在山里老家，也見過民兵隊長嚴厲盤問外來人。本家的叔叔警惕性很高，反復檢查磨刀人和推車賣咸菜的人，翻來覆去，他們的介紹信都要被揉破了。特神經的是我自己，夏天獨自去打豬草，抬頭發現老樹的樹杈間安放著一個白色玻璃瓶，喲！莫不是特務搞破壞的毒藥水吧。潘天壽曰“雨后青山鐵鑄成”，是的，雨水濕淋淋把老樹的樹干染成漆黑，白色玻璃瓶越看越可疑……直到我的兄長來了，才一同把空瓶子取下來，虛驚一場。網上資料顯示，不僅連環畫收藏熱不減，創作連環畫的手稿更一路飆高，——去年朱新建《帶血的情報》賣40多萬——此前陳少梅的《孔十爹》和劉文西的《禿鷹崖擒匪記》等等，都相繼逾千萬元大關。還有不少“智斗”與“巧取”，我說我自己，從前都不自覺扮演了小畫書里的角色。

（作者系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