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來滬出席市“十三五”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座談會和陸家嘴論壇活動期間，談了他對以色列創新特點以及上海發展知識經濟的看法。現據記錄整理稿刊發。

以色列人都在創新嗎？

最近，我和三十幾位做企業的朋友一起去訪問以色列，那是真受到觸動。我們通常是白天訪問，晚上討論一下觀感。我問過這么一個問題：在這個號稱“創新的國度”里，我們究竟觀察到哪些新東西？

有人說，所有猶太人的門上都有一個裝置（里頭裝了希伯來圣經里頭的一段話）。我說，這種東西國內一些地方也有，那是信教家庭的一個吉祥物，不信教當然沒那個東西了，何況早就有了的。還有人說，進以色列海關不要求填表（不填入關表）。那么一個敏感地區，VISA審查很嚴格，但只要蓋到VISA以后，入關手續極簡單，這說明他們對自己的信息技術和安保技術有信心。

除此之外，還有什么新鮮的？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機服務有什么不同嗎？到圣城看滿街的小商販，跟國內有什么區別啊？他不也在那兒擺地攤吆喝，整天等著過路的人去買東西嗎？特拉維夫的酒店，有什么特別的？固然比我們的賓館樸實些（沒那么奢華），但也談不到創新。最后，討論下來大家覺得，也沒在以色列看到多少新東西；就直接觀察而言，絕大多數以色列人，還不是該干嘛干嘛。

現在以色列人口不到八百萬，只是上海市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居然擁有三點八萬名科學家！它的國土面積，比北京市還小。但你看它高科技部門，貢獻了總就業的百分之十，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發經費高占GDP的百分之四點二，更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創企業、風險投資以及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則分別名列世界前茅。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無論到訪哪家科技機構，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張單子告訴你，有多少“改變世界”的關鍵技術，是來自以色列研發中心和以色列初創企業！

我就問同行的企業家們，究竟怎么理解創新？其實，創新是少數人的活動。創新從一個個新想法開始，但新想法總難以在多數人那里獲得響應。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一般總是依托傳統、遠離創新，甚至對立于創新的。這就是創新的困難所在。那么，在什么條件下，“創新”才變得強有力？從經驗看，可能是把支撐創新的力量湊到一起，把有想法、愿冒險的人湊到一起，達到一個起碼的濃度，恐怕是所有條件中最重要的。

但是，一旦把創新的要素匯集在一起，創造了奇跡，會讓其他看來平庸的部門和人口沾光。比如以色列理發師，就比中國理發師賺錢賺得多。他為什么賺得多？講到底，是科學研究、科技創新這些活動，有很強的外溢性。以色列企業家厲害、科學技術專家厲害，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厲害。剩下是外溢效果，各個部門包括生產率不高的部門和人，如以色列理發師，也可以分享創新收益的外溢。其實，人類從來如此。難道我們大家沒有享受知識外溢的好處？我們沒有享牛頓的福、沾愛因斯坦的光？所有沒有直接參加發明創造紡織機、蒸汽機、鐵路、飛機、電話、電報直到互聯網的人士，其實，多多少少，都沾了瓦特以來創新分子的光。

所以，興國之道，就是創造條件鼓勵創新，特別要把創新分子匯聚起來。同時，把創新成果覆蓋到國民經濟里頭去。最后，連剃頭的、掃地的，都一起沾光。

現在大家都承認猶太人厲害。其實，過去分散在各個地方，哪里看得出猶太人厲害？“二戰”的時候，被納粹殺了六百萬。所以，現在回顧當今以色列的成就，最早的起源，可能是猶太復國主義那么一個想法：那就是要把猶太人聚到一塊，構成一個國家，有個保護殼；然后讓里頭最厲害的人，創新出成果，去罩住其他不那么厲害的同胞。在以色列以外的猶太人，也是聚到一起，才有更多的裂變。比如硅谷。

以色列人善于創新源于教育

以色列教育，跟所有其他國家教育、特別是中國教育，是完全不同。我們去了以后在IDC（一家商學院），正經請了一個高學位的拉比（猶太語“智者”的意思，多為傳教的長老）給我們講課。他的題目是：教育怎么塑造了以色列的歷史。他用不多的幾張PPT，就把問題講清楚了。

他首先說，所有猶太人，人人從小開始，就要接受兩本書的教育：一本是希伯來文的圣經，還有一本叫《塔木德》。后者是兩千年來，世世代代杰出的拉比闡釋希伯來圣經的思想集合（共二百五十萬字，很厚、很厚一大本羊皮書），里頭也記錄了大量民間智慧、民間故事。

這位拉比講，他們猶太人從小就拿這兩本書讀，要反復讀一輩子。他說，所有猶太孩子的媽媽，第一責任就是教育孩子，奶奶也要教育孫子，教育是猶太婦女最重要的天職；從小家庭教育，世代遺傳。一歲怎么教育？就是給他講這兩本書里的故事。猶太孩子到五歲，基本把這兩本書里的故事都聽過了。然后就正式跟拉比學習。拉比很講究學習儀式：第一天上學一定要穿新衣服，讓孩子知道學習是開心的事；對新來的同學，大家要熱烈鼓掌歡迎；第一堂課教孩子些字母，是用蜂蜜寫在干凈的石板上，孩子念完就可以把那個“字”舔掉，或者給小孩發一塊糖，每人吃一顆開始學習——使孩子覺得，學習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拉比接著說，以后猶太人怎么來來回回讀這兩本書呢？靠討論式的學習。兩個人看一本書：你說這是什么意思，他說這是什么意思，互相討論式。它是有點懷疑論哲學，包括對上帝、對“圣經”，鼓勵學生question它。猶太人提倡批評式教育，從小就這樣。猶太人的教育，不是說拉比講的就是真理，學生記住會背就行了；而是鼓勵挑戰、提問題。為什么猶太人思維厲害？他就是從小受這套思維方法的影響。

訪問期間，請到以色列第一位得科學類諾貝爾獎的阿龍·切哈諾沃教授來做講演。他講，從小他的媽媽就這樣教他：“走進一條河，你可以順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遠逆水走。”這奠定了他一輩子的人生態度。一脈相承，《塔木德》里也有一句話，大意是“人們都不同意的事情，做起來反而容易”。

阿龍還說，每天放學回來，猶太媽媽不會問教了什么、學了什么，更不問考試成績怎么樣。她就問：今天你問了什么問題嗎？你問了有意思的問題嗎？我覺得，這是人家的寶貝。實際上，教育要開發智力，提倡好奇、把問題看得比答案還重要。這是以色列人思維真正厲害的地方。

猶太人永遠相信：土地會被奪走，財富會被拿走，但知識拿不走（從小就教育孩子這個道理）。所以，以色列人最相信，就是human capital。這個人力資本理論，終于在以色列找到了一個最徹底的應驗場所。

以色列軍隊就形成一個創新體系

我開始覺得，以色列周邊強敵環伺，保家衛國是第一優先，而軍隊靠紀律、以服從命令為主導，應該不容易形成鼓勵創新的文化吧？這是我當時的一個問題。最后找到了答案。

第一，以色列全民皆兵，國家財力很大程度資助軍隊的研發系統，財力充分保證。因為以色列如果沒有高科技，它是沒法在殘酷的環境里頭生存的。

第二，軍隊研發系統全是最好的教授領導。以色列四所頂尖的大學和研究所，都由一流教授主持軍事科研。

第三，所有以色列高中生必須當兵，挑當中最優秀的人進軍隊研發系統。一流的青年學生感覺最光榮的，不是入美國哈佛、耶魯名校，而是被挑進以色列情報部門或軍隊科研局。

第四，以色列是靠民兵打出來的天下，所以正規軍隊的等級制還不那么強，穿著軍裝的研發人員一般“沒大沒小”的，第一線的人有很大的發言權；包括立題，到底干什么誰說了算？不完全是自上而下，也鼓勵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

第五，當兵三年退役后，以色列還有預備役制——每年要有一個月重回部隊去——這把等級制更加打亂了：你在公司是個老總、在政府你是個局長，但你回到預備役部隊，遇到的領導，可能就是你原來的下屬。這也有利于他們之間激發創新思維，沒有被等級約束的桎梏。創新，就要這樣的環境。

據說，硅谷的美國科技巨頭們，對下屬的以色列研發中心的猶太同事們，真是又愛又恨。這幫家伙出活，但可不容易領導，因為常常愛問他們的上司：為什么是你領導我？為什么不是我領導你？

有人問：他們的頭頭不反感嗎？答案是：出活啊。最后會出創新成果，你認不認？其實，這也是創新的必備條件之一。所以，我們別以為，僅僅是猶太人的聰明才智起作用。不完全是。更重要的是，有沒有鼓勵人們發揮聰明才智的氛圍和環境？如果這個沒有，聰明才智向別的方向用，創新就難了。

上海建設科創中心也要對基礎科研下注

講科創，其實里面包含知識經濟的三個環節：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這三者需要的體制和文化條件，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的看法，中國目前最強的是知識傳播，其次是知識應用，最薄弱的是知識生產。咱們的教育，論問題還有不少，但總起來看，教育普及還不錯，無非就是把天才的思想或發明，批量變成大家都能掌握嘛。但是，知識生產（原創的創新），跟知識傳播（教育），是不同的。

知識生產，還是要講點特殊，要保護少數、尊重個性、承認天才，沒有人人都行那回事。從哥白尼、牛頓到愛因斯坦，包括陳景潤，一共也沒幾個頭腦；但知識一旦生產出來，經過教育普及和市場應用，可以讓全人類分享受益。看到這一點，要理直氣壯地支持知識生產，不受流行觀念的干擾。

多數大學的功能，就是教育。但是，研究性大學，要給點特殊政策：怎么給錢，怎么建立比賽規則，怎么讓它跟國際學術界建立聯系。

至于知識應用，還是市場機制、利潤驅動最管用。對風險大、失敗率高的事情，唯有開出“超級大獎”，才能動員人們前仆后繼。

這樣看，上海建設科創中心，可能要“高低杠”并舉——“高杠”是“高杠”，“低杠”是“低杠”——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知識生產需要的，可能就是希臘城邦傳統里的那一套：“精神貴族”衣食無憂（今天看花不了多少錢），對話、質疑、挑戰，密集的思想交鋒、沖撞，享受思維過程、不問收獲和成果。要盡可能創造這種知識生產的空間。

另外，即使包括知識應用的創新，也不要以為一個地方時時處處都在創新。即使以色列這樣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小國，也做不到時時處處人人都創新；而無非就是集聚起那幾個大學和研究所、一批創新產業園、一批創投基金和一批創新公司。我們要足夠重視“群”的環境，畢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上海向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進軍，也應當奮力對知識生產下注：上海堅持每年把GDP和財富的一個比例，拿出來支持基礎科學研究。上海要塑造起在全國、東亞對科學投入最慷慨的城市形象，且只管投入不問產出。上海能不能明確鼓勵上海的重點大學、科研院所，沖著諾貝爾獎去奮斗？爭取對基礎科學研究作出貢獻。

在以色列訪問時聽說，猶太人占人類總數的千分之二，但得過諾貝爾獎的猶太人，包括國內國外有一百六十五人，占諾貝爾獎得主的百分之二十。我想，我們中國人口占人類百分之二十，獲諾貝爾獎能不能占到千分之二？如果可能出這個千分之二，那么，國內最可能在哪里捷足先登呢？上海應該有機會！至少這方面的可能性，比廣州、深圳、香港，總要大一些吧。如果說，“十三五”時期內，在知識的市場應用方面，上海不一定走得到深圳、北京中關村前面去，但在知識生產、即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則是完全可能做得比其他地方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