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透露，今年前5個月，全國檢察機關從嚴懲治行賄等案件，立案偵查行賄犯罪3825人，同比上升11%。“依法打擊行賄犯罪，加大查辦主動行賄犯罪力度”是下半年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重點之一。

　　主動行賄者的危害不亞于貪官。相對于被動行賄來說，他們圍獵的目標特定，目的明確，主動性更強。往往是一個貪官倒下了，行賄者們又轉而尋找新的“圍獵”目標，長此以往，不利于推進反腐敗工作。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行賄受賄好比一個硬幣的正反面，不打擊行賄，談不上對腐敗的零容忍，更談不上反腐的長效性。打擊主動行賄，是遏制腐敗滋生蔓延的關鍵一招，對于阻斷權錢交易的源頭、倒逼官場風氣和市場環境的凈化意義重大?！?/p>

懲治主動行賄犯罪　將成為職務犯罪查辦重點

　　近年來，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斷加大打擊主動行賄犯罪力度，“依法打擊行賄犯罪，加大查辦主動行賄犯罪力度”更是被多次提及。

　　2014年，最高檢多次召開會議強調，要將行賄犯罪查辦納入辦案重點，扭轉此前長期存在的“重受賄、輕行賄”局面。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曹建明檢察長在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匯報了打擊行賄犯罪的成果:2014年全年，全國檢察機關針對不法分子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行賄腐蝕干部的問題，部署打擊行賄犯罪專項行動，查辦行賄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

　　今年4月29日，曹建明在主持召開最高檢黨組會議時強調，要依法從嚴懲治行賄犯罪。“主動行賄、多次行賄、行賄數額巨大、長期‘圍獵’干部的行賄犯罪”，諸如此類“罪行”都被最高檢列入了下一步要嚴厲懲處的行賄犯罪之列。

　　6月19日，最高檢副檢察長邱學強在全國檢察機關規范司法行為專項整治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大查辦主動行賄犯罪力度，堅決遏制住主動行賄犯罪蔓延的勢頭，切斷受賄犯罪的因果鏈。

　　7月7日，曹建明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強調，“依法打擊行賄犯罪，加大查辦主動行賄犯罪力度”，將是下半年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重點之一。

　　“加大打擊行賄犯罪不但會給行賄者極大的震懾，更會使中國的反腐敗力度再上一個檔次?！北本┖娇蘸教齑髮W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行賄人在腐敗犯罪中扮演著和受賄人同樣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多數情況下，賄賂是在主動行賄的積極推動下才得以形成的。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表示，“打擊主動行賄是徹底鏟除腐敗土壤的必然選擇，是從腐敗鏈條的源頭切斷賄賂行為的關鍵所在。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打擊主動行賄是反腐敗治標與治本并重的重要舉措。”

主動行賄具有極強誘惑性　危害遠大于被動行賄

　　在司法實踐中，行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受賄方主動要，即被動行賄;另一種是行賄方主動給，即主動行賄。當前，行賄人被官員索賄而被動行賄的情形已經大大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行賄人“處心積慮”地主動行賄、積極行賄。從本質上說，主動行賄是腐敗行為的重要誘因。在現實生活中，一些行賄人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突破官員的生活圈和交往圈，共同圍獵官員，形成官商勾結。莊德水告訴記者，主動行賄不僅具有政治腐蝕性，會破壞當地的政治生態，讓清廉者沒有生存空間，而且會造成經濟性危害，破壞市場競爭秩序，扼殺市場經濟的活力。

　　“行賄是一個社會精神毒瘤，如果社會公眾都認為公共權力可以收買，那么還有誰能夠信任政府部門、堅守社會正義呢?如果通過行賄就可以超越法律規范，輕易獲取個人私利，那么還有誰能夠遵紀守法、敬畏法治呢?所以說，主動行賄者的危害不亞于貪官，相對于被動行賄來說，他們圍獵的目標特定，目的明確，主動性更強。往往是一個貪官倒下了，行賄者們又轉而尋找新的‘圍獵’目標，長此以往，不利于推進反腐敗工作?！鼻f德水如是說。

　　宋偉表示，主動行賄具有極強的誘惑性，提高了腐敗犯罪的發生概率。特別是隨著賄賂形式的不斷發展變化，主動行賄的載體不斷翻新，將一些領導干部拉進了腐敗的泥潭。此外，在賄賂行為中，主動行賄一方才是獲益最大的主體，通常情況是，行賄人通過賄賂受賄人所謀取的不正當利益要遠大于受賄人從受賄中所取得的利益。

獲益巨大未受到嚴懲　導致主動行賄猖獗

　　黨的十八大后，一批腐敗高官受到嚴懲，但向他們大肆行賄的行賄人是否一一受到查處了呢?

　　有媒體曾經梳理過薄熙來、劉鐵男、劉志軍、田學仁、黃勝、王素毅等6名省部級落馬高官的起訴書，發現至少涉及28名企業高管。涉及企業高管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起訴書顯示，至少有12名山東省德州市的商界人士有向黃勝行賄的情節。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中，向他行賄最多的是幾近文盲的山西女商人丁書苗。她通過向劉志軍巨額行賄，獲得了超過1800億元的鐵路投資項目，并通過向其他公司轉標，非法獲利高達20余億元。據報道，在涉嫌行賄的28名企業高管中，至少有12人還在所在企業領導崗位任職，被追責的僅有4人。

　　任建明用長期調查得出的數據證明:行賄者普遍會獲得到10倍于投入的回報。行賄成本所對應的巨大收益，會較大程度地刺激、鼓勵行賄者鋌而走險。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將行賄看成搞活經濟的“潤滑劑”、維護正當權益的“必要成本”，重要原因之一是“行賄行為不被嚴懲”。

　　曹建明在4月29日主持召開最高檢黨組會議時強調指出，要嚴厲懲處在干部選拔任用中的行賄犯罪，嚴厲懲處嚴重侵害民生民利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重大責任事故的行賄犯罪，嚴厲懲處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的行賄犯罪。要積極運用現有法律規定和刑事政策，充分發揮自由刑、財產刑的刑罰功能，對不擇手段、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行賄犯罪，堅決依法從嚴從重處罰，加大對行賄人違法所得的追繳力度，提高行賄犯罪成本，形成強大威懾。

嚴查腐敗“發起人”　懲治主動行賄不留死角

　　有專家表示，從一定意義上說，主動行賄者是腐敗的“發起人”，行賄就是拉人下水。從嚴懲處主動行賄犯罪，提高行賄的犯罪成本，既能讓想通過“圍獵”干部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人產生心理震懾乃至斷了念想，又能讓長期“圍獵”干部的行賄者付出法律代價，進而預防行賄犯罪，實現對受賄犯罪的“源頭上治理”。

　　加大對行賄人的懲治力度是反腐敗的發展趨勢，必須讓行賄人為賄賂犯罪付出應有的代價，讓更多的人深刻地認識到行賄不是可以輕易逃脫法律制裁的犯罪行為，絕不能夠容忍行賄人在謀取了巨大的不正當利益之后還能夠逍遙法外。宋偉表示，加大打擊主動行賄的力度，一方面應當健全法制，對行賄行為給予更加清晰的法律界定，合理使用污點證人制度，對行賄人和受賄人施以同樣嚴厲的懲處;另一方面，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理念，不再默認行賄行為的“合理性”，降低對行賄犯罪的容忍度。

　　莊德水建議，一是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懲治力度，斬斷行賄之手，消除行賄人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理，建立不敢行賄的懲戒機制和不易行賄的防范機制，讓行賄人與腐敗官員都變成“過街老鼠”。二是要筑牢“防火墻”，充分發揮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的技術反腐作用，借助社會征信機制，對有行賄記錄的單位和個人，在市場準入、招標投標、經營審批等方面加以嚴格限制，借以推動單位和個人自律，進一步切斷行賄、受賄的腐敗鏈條。三是建立健全辦案銜接工作機制，實現紀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機制，把所有違紀違規違法行為都納入反腐范圍，提高發現和打擊行賄腐敗的能力，實現行賄受賄一起抓的效果。

　　當前，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反腐敗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并形成了新常態。不敢貪腐與不敢行賄，都是新階段反腐敗工作目標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全民守法”的最終目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