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決定郜艷敏該去該留？

7月28日，一篇名為《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艷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的舊報道被網友翻出，引發巨大爭議。河南姑娘郜艷敏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21年前，18歲的河南打工妹郜艷敏被人以介紹工作哄騙，落入兩個女人販子圈套，后被轉賣、凌辱，再以2700元的價格賣到了太行山深處的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賣給了一個比她大6歲的不識字的羊倌。她曾多次自殺、逃跑，但都沒有成功。根據那篇報道，“因為她是村子里學歷最高的人——初中畢業，她成了村小學的代課教師，因為孩子們渴望的眼睛，她選擇留在了帶給她痛苦和屈辱的異地他鄉。”2006年，郜艷敏被評為“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又過了三年，郜艷敏的經歷被拍成了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

7月29日上午，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 發微博稱，人販子必須嚴懲，買主也必須追究刑事責任。對受害人應當救助，不能縱容拐賣、同情買主。已部署當地警方調查。

大批媒體迅速趕到下岸村。隨著一篇篇最新報道的發布，事件不斷在發酵。7月30日下午，河北省曲陽縣縣委宣傳部新聞科負責人向媒體公布了一份簽有郜艷敏名字的手書聲明，聲明稱：“現在我想平靜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傷害”。郜艷敏隨后還向媒體親口表示：“我是個受害者，肯定受了很多磨難”，“但是現在已經平靜下來了，又要來揭我的傷疤。”

至此，網絡輿論形成了兩派鮮明意見。一派認為應該尊重郜艷敏的個人選擇。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為作家綠妖，她在微博撰文指出：沒有一種主義應該大過生活。現在輿論洶洶，一定要她接受民眾“開明”的價值觀，離開家庭，恢復自由，這是否是用“開明”的價值觀攜裹她的生活？她要過平靜的生活，開明人士是不滿意的，輿論要強行拯救她，但是郜艷敏不需要，她早已救出了自己。

她還建議，可以幫郜艷敏走出大山跟同行交流、參加培訓學習。到時如果她想過另一種生活，那是她的選擇。“我喜歡的心理咨詢師說過一句：不要拿走對方的保護機制，如果你不能給她一個更好的替代。”

另一派則認為極端情形下的“個人選擇”根本不是真正的選擇，無論如何都應解救郜艷敏。代表人物為香港作家廖偉棠，他在微博表示理解綠妖尊重郜艷敏的那種急切心情，但指出了綠妖忽略了：1、她的“平靜生活”是基于對全村的屈服，如果她稍有越軌就會失去，不是我們令她失去的。2、她如果通過回到惡村教育下一代實現了自我價值，藏在這實現背后的是她必須繼續忍受“丈夫”的暴力，承擔該“家”的全部壓力，其“婆婆”的話（請求她不要走）才是真正的道德綁架。

廖偉棠呼吁：不強制解救郜艷敏，嚴懲買賣人口，將來還會有一千個一萬個郜艷敏，每一個未能保護自己不被拐賣的女性都有可能淪落她的命運，包括你的女兒、妻子，你們的一生就毀了。這是非常嚴峻的問題，不要以為不可能。他強調，要嚴懲的不是她，是那個所謂丈夫實為強奸禁錮犯的男人。“你以為她真的甘心跟t過一輩子嗎？你以為她女兒將來的命運會好嗎？解救她，讓女兒跟她離開，公益組織給予幫助，她們完全可以擺脫這個可怕的村莊。”

知名女權人士呂頻的態度這一次顯得相當冷靜。她在微博表示，相信女權組織很希望能為郜艷敏做些事。“但一個成年人怎么生活，不是他人可以代辦的。總的來說，除了懲罰人販，我認為目前此個案已經主要不是法律問題。”而在“拯救她的人生”和”絕望“之間，她認為可以找點多少能干的——訪談披露縣委宣傳部強制郜艷敏寫聲明，或許可以給該宣傳部打電話提醒下不能這么干。

王軍：“首都計劃”和“梁陳方案”能為北京的城市規劃提供什么思考？

王軍和他的新書《歷史的峽口》。

近期，通州被確定為北京的行政副中心。這意味著，經過良久的博弈和討論，一場京津冀一體化的規劃，開始無限接近實施。

首都應該怎么建？我國城市規劃的理念有過怎樣的變遷？再度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騰訊文化本周發布了對王軍的采訪。新華社高級記者王軍，長期關注中國城市規劃問題，曾用10年寫成代表作《城記》。新近出版的《歷史的峽口》，繼續鉤沉歷史，思考中國社會轉型中城市化的相關問題。

王軍看待社會轉型的理論框架是：公私之間利益關系的轉型和公權力治理模式的轉型。哪個地方的公權提供的服務越多，哪個地方的私權就會“增值”。公共財政因此獲得更多的收入，再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這就能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而城市稅收通常有兩種模式。以北京為例，北京市的財政要供應整個首都地區的公共服務。因為現在城市的稅收主要靠增值稅，所以它必須要把經濟規模做大。經濟規模做大，人口、污染、資源消耗的問題都出現了。而西方國家的城市稅收主要靠不動產稅，因不動產獲得社會增值者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公共服務直接產生財政收入。

談到具體的首都城市規劃，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兩次嘗試，都曾引發激烈爭論。而技術和權力的博弈往往以后者勝出告終。

一次是民國時期的南京。蔣介石希望在老城內的明故宮建中央政治區，“居中而治”。對立面是孫科領銜的“首都計劃”班底，主張在老城之外建中央政治區，形成一個多中心的帶狀體系。孫的班底里有位重要顧問，美國人茂飛，曾設計過金陵女子大學、清華大學大禮堂和燕京大學（今天的北京大學）。茂飛做“首都計劃”，一直考慮把他推崇的中國古代建筑文化繼承創新，而不是簡單的拆舊建新。他甚至做出了“城墻上跑汽車”的環形大道方案，以此來說明城墻還是有用的，應該保留。

但最后“首都計劃”失敗了。蔣介石做了批示，堅持把中央政治區擺在明故宮。王軍評價該方案就是居“中正之位”，變成一個單中心的結構。“這樣規劃一個幾萬、十幾萬人口的小縣城沒問題，但要規劃一個百萬、千萬人口的城市，這個結構就太脆弱了。為什么后來北京、莫斯科、首爾、東京都出了問題？就是因為那么大的城市，居然是單中心的——就業過度集中在中心區，郊區都是睡城。”

另一次爭論就是1949年建國初期，規劃新北京的“梁陳方案”和蘇聯模式之爭。最后未被采用的“梁陳方案”，其精髓在王軍看來就是要促進城市的平衡發展：每個區域要平衡，不把就業集中在一個點上。如果把中央政治區這么大一塊的用地全集中在故宮周圍，就會導致大規模拆遷，建設成本非常高；同時如果把就業集中在這個點上，大量的人到外面睡覺、進城辦公，就會形成交通擁堵。這正是北京的現狀。

面對當前狀況怎么辦？王軍同意吳良鏞觀點：現在就必須抓緊機會調整北京的城市結構。吳提出“畿輔新區”方案，就是在大興南部建設北京的新機場，建成后每天帶來30到40萬的客流量，相當于北京每天辦一次世博會。這么多客流如果涌入市中心，必將加劇市中心的緊張。吳先生就想有一個畿輔新區，把一些中央機構對外服務的窗口部門集中在那里辦公。全國各地的人跑這里辦完公之后，就沒有必要來回地進出城。同時這個地方又能依托新機場的建設，構成京津冀三個區域的一個結合部，比較均衡地向這三個區域釋放能量。

王軍在訪談中還強調，首都城市的功能定位很重要。梁思成當時認為北京就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這就夠了，沒有必要搞那么多經濟項目。美國華盛頓也是這樣。

而現在北京雖然一直說自己不是經濟中心，但它也必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沒有這個中心，它的財政就沒法保障，公共服務就沒法保障。于是，功能就膨脹了，機會全在這里聚集，人口也就來了。“現在要讓北京瘦身，把很多功能拿出去，等于把一些收入也拿出去了，你剩下的收入能不能保證維持整個首都地區的公共服務？”

所以王軍認為，現在中央部署的房地產稅改革非常重要。以不動產稅為城市稅收的核心后，首都不需要那么多經濟項目，就能夠維持財政。

秦暉對談劉仲敬：日俄對中國近代化起了災難性作用

劉仲敬（左），秦暉（右）。

秦暉和劉仲敬，兩位歷史學者在共識網的對談，本周發布了最新一期。本期話題聚焦于清末民初那段歷史。

秦暉開場就指出，日本和俄國對中國近代化所起的災難性作用還不在于他們侵略了中國，奪取了中國多少土地，而在于他們把西方的兩種資源都給扭曲了：俄國把社會主義給扭曲了，日本把自由主義給扭曲了。

在他看來，日本的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主義之祖。日本自由主義一大突出特點就是以福澤諭吉的學說為代表，是針對小共同體的，即強調人要擺脫藩主、擺脫領主、擺脫小共同體，然后大家都去效忠天皇。福澤諭吉是個忠君主義者，是個中央集權主義者，“講得簡單一點是個秦制的愛好者，但同時他又是自由個性理論的創立者。”在中國，章太炎就是這一套的代表，而魯迅就是他的嫡傳弟子，然后就成長起五四的那一大幫主張個性解放的人。可是他們的個性解放和福澤諭吉一樣都是針對小共同體的個性解放，都是要反爹反媽，為了救國。可是擺脫了爹媽就變成國家的奴隸了。

秦暉這樣總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其實是斯大林主義；而明治維新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自由主義表皮下的軍國主義，它其實是送來了一種針對小共同體的那種自由主義，導致了西學和儒學的對立，導致了“五四”時代的那種國家主義和偽個人主義的結合。

在劉仲敬看來，清末民初是一個選擇的節點。剛剛離開這個節點時，選擇的機會是比較多的，但是如果持續十幾年以后，會有路徑依賴。而決定你有沒有往這條路上走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越過節點初期的持續不斷的小激勵是不是足夠大。這都會對歷史走向產生作用。

秦暉對此看法略有不同，他認為以前有節點，以后可能還會有節點，這個節點不是宿命，不是說一旦邁過節點了，就只能掉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坑里去了。這個偶然性是不均勻分布的。

他認為全世界現在就正在一個節點上，因為現在民主制度在當下面臨著一個以往兩三百年都沒有碰到的考驗，或者說是一個挺危險的困境。“有點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很多憲政民主國家都出現了類似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