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歲的時候，寫過一篇專欄，題目叫《一個春天早晨的敲門聲》。

1908年，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已經是右翼政治刊物《新共和》的撰稿人，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然聽到有人敲房門。他打開門，發現一位銀須白發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么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

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這樣的幻覺里，希望自己的文字走得更遠，希望更多的人喜歡我的作品，希望在某個春天的早晨也能聽到敲門聲。

年復一年的寫作，把一個好端端的少年逼成了"著名財經作家"，到今天，寫出的書從地板往上壘，已經超過膝蓋了，照這個速度，也許掛掉的那一天，真的能"著作等身"。

也是到今天，漸漸意識到，你的文字也許是寫給所有人看的，可是，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歡你的文字，不喜歡你的態度、立場和價值觀。

硬幣有兩面，一面叫"真愛"，另一面叫"真不愛"。

二

海明威在巴黎街頭匆匆而行，南美青年博爾赫斯隔著馬路，沖他大聲喊"大師"，關于這個細節，成名后的博爾赫斯津津樂道地嘮叨了無數次。而在夏志清的文學史講義中，海明威是一個被高估的作家，他的小說世界"只有男人、沒有女人"，文字"一清如水，多讀沒有余味"；

博爾赫斯是"真愛"，夏志清是"真不愛"；

25歲時，尼采瘋狂癡迷上了56歲的瓦格納，認為他的音樂代表了"人類美學的高度"，可是在7年后，隨著瓦格納改變音樂風格，尼采與之決裂，稱他是"一個狡猾的人，聽他的音樂使人致瘋"；

25歲的尼采是"真愛"，七年后的他是"真不愛"。

而在后世，對尼采本人的評價，也鮮明地搖擺于天才和瘋子之間，有無數的"真愛"和幾乎同樣數量的"真不愛"。

那天，我壓低著帽檐進影院，去看《小時代》。坐在漆黑的空間里，一次次地想站起來走人，然而在四周，不時響起清脆而會心的笑聲。在這個影廳里，你分明可以猜測出，哪些角落坐著的是像我這樣的誤入者，而在哪幾個角落里坐著小四粉，那些"梗"是郭同學專門埋給"自己人"的。

很多批評和嘲諷小四的人，從來沒有讀過他的作品，我不同。我看過兩部《小時代》，還翻閱了《悲傷逆流成河》，我以后大概再也不會讀他的作品了，對于小四的文字和審美，我是"真不愛"。

三

"吳曉波頻道"上線于去年5月，迄今每天平均新增訂戶約2000人。從第一天起，就有上百個取消關注者，到現在，這個數字"穩定"在500人左右。

在微信訂閱號里，關注一個人，需要做兩個動作，而取消一個已關注公號，需要做四個動作。按互聯網的效率倍減規律，"取關成本"起碼是"關注成本"的四倍以上。

當一個人做了四個動作，取消某一個已經發生關系的對象，說明他是經過了理性的思考，那是"真不愛"。

上周末，我寫了一篇關于王林的專欄，后來的兩天里，訂戶增加一萬多，而取消關注者1500人。新增的一萬多訂戶肯定不全是"真愛"，而取關的一千多人，則肯定是"真不愛"。

這些人比在微博后面留言罵你"傻B"、"豬頭"或"走狗"的人更真實，他們用離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并且不需要你知道，就如同我不需要讓小四知道我的"真不愛"。

我愛那些關注了吳曉波頻道的人，我們是一伙的。我所有的寫作都是為了你們，我每天在書房里埋頭寫字，然后靜靜地等著你們敲響我的門鈴。

同時，我也尊重那些離去而不再見的取關者，因為，他們有態度。

四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東西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那就是"態度"。

"態度"是一種價值判斷和身份認同。有態度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認可什么，反對什么，愿意與怎樣的人在一起，以及不愿意與怎樣的人在一起。

任何一個"態度"，都有因果和取舍。明確的"態度"，讓一個人變得成熟而清晰，從而在蕓蕓眾生中，區隔出不同的社群。

社群之內，因趣味和價值觀相似而其樂融融，溝通成本趨近于零；

社群之外，人人形同陌路，事事爭吵不休，而無數口水分歧，終無結論。

沒有一個社群的人比另一個社群的人更傻，或更聰明，更高尚，或更卑鄙，凡認真思考過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絕的，都不必說服。

"非我族類，雖遠必誅"，已是世紀前的僵硬理念，相反于今日，多樣性和社群化生存成為時代潮流，非我族類，各自珍重，不必討好，毋需迎合。

這粒地球之上，政治或經濟能否"大同"，我不知道，但是，思想則必須如野花般散漫開放。

那天在知乎上看"神回復"。

問："分手100天了，還沒有走出來怎么辦？"

答："替換文件永遠比刪除文件更徹底。"

問的人是"真愛"，回答的人是"真不愛"。

本文發表于微信訂閱號“吳曉波頻道”，原標題為《有一種愛叫“真不愛”》。澎湃新聞“翻書黨”經授權轉載吳曉波頻道所有吳曉波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