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胡璉，最為人熟知的當屬1943年的石牌要塞保衛戰。在這次戰役中，胡璉率領第11師官兵成功守住要塞，為鄂西會戰的勝利奠定基礎。戰后，石牌要塞的戰績被宣傳為“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不僅成就了胡璉軍事生涯的巔峰，更使他成為一名全國皆知的名將。

能攻擅守

胡璉（1907.11.16—1977.6.22），陜西華縣人，原名胡俊儒，字伯玉。胡璉出生在一戶農民家庭，家中兄妹三人，他行二。胡璉資質聰慧、勤奮好學，在就讀私塾和縣立高小時成績優異。在1925年的同州會試中，胡璉因成績名列前茅而被同學送一綽號——“胡子奇”，他的老師劉淼也稱贊其“是個好苗子，好好培養，將來一定大有前途”。

遺憾的是，因家境拮據，胡璉無緣繼續深造。胡璉的父親希望他能在家鄉的私塾當名老師，但他不愿意就這么平淡地度過一生，他說“家有五斗糧，不當猴兒王”，認為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也不愿意給大戶人家去當管家，思來想去，便決定投軍當兵，搏取功名。胡璉先是前往河南，在胡景翼的國民二軍當了幾個月的文書，隨后又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接受軍官速成教育，取得擔任初級軍官的資格。

胡璉軍校畢業后先是在第20師當排長和連長，后轉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第2團當連長，成為一期學長、時任團長關麟征的部下。1928年7月警2團編入第11師，關麟征因反對師長陳誠而在不久之后離開部隊，胡璉則繼續留在該師效力，因此轉而成為陳誠的部下。

在眾多軍校四期畢業生中，胡璉屬于升得較慢的“無名之輩”，他之所以能夠得到陳誠的注意，主要還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抓住了機會。當時胡璉所在的部隊因遭到敵軍的猛烈炮擊而產生動搖，有的士兵開始逃跑，他在這個時候主動站出來拔出手槍高喊“誰敢逃跑，我就槍斃誰”！成功穩定部隊，并在接下來的戰斗中守住了陣地。戰后，胡璉的表現被層層上報，陳誠對他頗為贊賞，很快就提拔他擔任營長，不到三年又提拔為團長。

在這一系列的鍛煉中，胡璉養成了自己獨特的打仗模式。作戰時，胡璉特別注意讓部隊擴大遠比友軍更大的搜索警戒面，并派出便衣隊和機動力強的騎兵搜集敵軍情報，使部隊能夠從容應戰。胡璉逢守，必選一個或數個地形良好的點作為核心，一旦確定，就立即命令士兵在這些點上構筑強有力的防御工事，構成交叉火力網，只要核心點不失，全線無憂。如果戰況有利于己，胡璉會命令部隊交互推進擴大戰果，如果處于劣勢，他就主動收縮防線，重兵守備這些據點。此種靈活的作戰方式，使他獲得“擅守”之名。

胡璉不僅擅守，還能攻。但凡接受進攻任務時，胡璉不會貿然采取全線進攻、分散使用兵力的戰術，他的選擇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攻擊敵軍一點，采取重點進攻猛打猛沖的方式奪取目標，隨即再由點擴大到面。此外，他還十分注重部隊的糧彈補給，一旦接受戰斗任務，必派出有力部隊確保補給線的安全，使前線作戰部隊能夠放心打仗。

正因為這些，使胡璉在默默無聞的黃埔四期生中逐漸脫穎而出，并最終成為一名領軍式的人物。

抗戰顯鋒芒

早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胡璉就因羅店的“三進三出”而名聞全軍。當時日軍在吳淞口登陸，并搶先占領交通要點——羅店，進而威脅在上海與日本海軍陸戰隊作戰的友軍側翼。在這種情況下，剛剛抵達戰場的第11師66團上校團長胡璉奉命奪回羅店。

胡璉接受任務，即乘日軍立足未穩的機會，率領所部發起猛攻。他親自帶著部隊奮勇涉水渡過齊腰深的水溝向日軍陣地沖鋒，一戰即突入羅店，完成任務。在打掃戰場時，第66團的士兵還從一名被擊斃的日軍軍官尸體上搜查出軍用地圖和相關文件，胡璉立即派人送交上級，使第15集團軍總司令陳誠和第18軍軍長羅卓英能夠及時掌握日軍動向，并調整有利于己方的部署。

首戰告捷后，胡璉奉命將防務移交給友軍第67師，他的部隊則繼續向吳淞口方向發起攻擊。但第67師接防不久，就遭到日軍重創并被迫退出羅店。此時收復羅店的任務又重新落到了胡璉的身上。

胡璉的第66團在第65團的配合下再攻羅店，并成功奪回了羅店南端的大洋房。由于協同進攻的友軍各部都沒能突入羅店，胡璉又不得不奉命放棄既得戰果，退出羅店。一天后，各路部隊再攻羅店，胡璉率部猛攻一點，成功攻占周家宅據點，但終因失去外援所部損失過大而奉命后調整補。

第66團雖然后調，但胡璉并沒有離開戰場，他因羅店的戰功而在火線上被提拔為第67師第199旅少將旅長，此后長期在羅店外圍作戰，屢次擊退日軍的進攻。當上海作戰的友軍都接到撤退命令后，胡璉又奉命指揮部隊斷后，完成了掩護主力撤退的艱巨任務。經過淞滬一戰，胡璉不僅成功晉階為將官，還成為陳誠土木系中的一名得力猛將。

在1938年的武漢會戰期間，胡璉所在的第67師于貴池、青陽機動作戰，成功掩護海軍完成在長江布雷的任務。1940年5月棗宜會戰開始后，時任第11師副師長的胡璉主張所部堅守當陽，為友軍馳援宜昌爭取時間，他要求所部官兵“要像當年張翼德大鬧長坂坡那樣，殺得日本鬼子片甲不流”。戰斗打響后，胡璉親率第31團增援九子山高地，與日軍往返廝殺，他還派出一支突擊隊包抄日軍后路，成功將日軍擊退。胡璉以此功被調升為預備第9師師長，并且得到了第11師師長方靖“保你接任第11師師長”的許諾。

1942年3月，方靖在升任第18軍副軍長時完成了自己的承諾，力保胡璉接任第11師師長。作為中央軍嫡系部隊的王牌部隊，又是陳誠賴以起家的“土木支柱”的第九任師長，胡璉志得意滿。當時的胡璉沒有想到，一年后他將帶著這支精銳部隊在石牌再創輝煌。

石牌要塞的神話

1943年5月12日，在湖北境內的日軍發起鄂西攻勢。當時負責鄂西戰局的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緊急召開軍事會議，在會中決定除駐守石牌要塞的18軍仍固守原防外，其余部隊待機向后撤退。

石牌是長江南岸平善壩和黃陵廟之間的一個小村落，因南北均為斷崖絕壁，江面又僅寬百余米而成為一道天然屏障。加之要塞的設立，使其成為阻擋日軍侵略的有利據點。第18軍軍長方天受領任務，隨后確定了以第11師為石牌要塞核心固守力量，以第18師和第118師在外圍策應。第11師的部署是：31團駐大朱家坪、梁木棚，位于要塞前沿；第32團則配備在守備要塞核心之33團兩側協防要塞。同時原要塞重炮團也被留下協防。師長胡璉除了部署部隊、鼓舞軍心外，還寫下遺書作了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他給父親的遺書寫道：“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斗，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于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戚戚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

又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今奉命擔任石牌要塞守備，原屬本分，故我毫無牽掛。僅親老家貧，妻少子幼，鄉關萬里，孤寡無依，稍感戚戚，然亦無可奈何，只好付之命運……諸子長大成人，仍以當軍人為父報仇，為國盡忠為宜。戰爭勝利后，留贛抑回陜自擇之。家中能節儉，當可溫飽，窮而樂古有明訓，你當能體念及之……十余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茲留金表一只，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接讀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歡樂。匆匆謹祝珍重。”

5月27日，日軍在占領第18師陣地后以第39師團兩個聯隊向要塞前沿的第11師31團陣地猛攻。師長胡璉曾親往前線指揮督促31團各營反擊，但在次日晚仍有數處陣地丟失。

29日晨，胡璉嚴令第31團團長尹鐘岳奪回陣地。尹鐘岳經過兩小時準備后親率敢死隊夜襲，成功奪回數處陣地。但由于11師右側翼友軍的潰退，迫使尹鐘岳又不得不放棄了即得戰果。同一天，第11師32團（團長張滌瑕）和33團（團長劉聲鶴）陣地也分別發生激戰，其中33團第2營在堅守要塞南側要隘時，傷亡慘重，營長游國楨力戰陣亡。

位于要塞側翼的四方灣為第32團防地，由于友軍潰兵涌入、日軍追兵又至，防線十分混亂。副團長李樹蘭于此時親率唯一可調動的一個班趕至混亂處，成功動員潰兵400余人協防，穩住了動搖的陣地。

此時第11師周圍的友軍已全數后撤，使該師成為一支孤軍。盡管如此，胡璉仍督率所部頑強抵抗，為保證這個將來可作為反攻的支撐點而一直堅持到6月2日，為鄂西會戰的勝局奠定基礎。

有報紙曾將石牌一戰寓為“東方的斯大林格勒”，雖有些夸張，但第11師所固守的要塞對于整個會戰獲得最終勝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師長胡璉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提拔為第18軍副軍長，并獲頒青天白日勛章。

1944年11月，已經成為第18軍第七任軍長的胡璉率領所部接受美械裝備。1945年5月湘西會戰開始，胡璉指揮這支煥然一新的美械軍在新化重創日軍步兵第109聯隊和獨立山炮兵第2聯隊，這是中國軍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給日軍甲種師團所屬的步兵聯隊造成殲滅性打擊，第18軍作為“五大主力”之一的地位也更加鞏固了。

1945年8月25日，第18軍奉命開赴長沙、岳陽接受日軍投降，作為該軍的軍長，胡璉終于在長沙享受到了八年抗戰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