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如何治理霧霾？美國洛杉磯或屬“前車之鑒”。

作為美國南加州最大的城市，洛杉磯1952年和1955年的光化學煙霧事件，曾導致短時間內數百人死亡的慘劇，為此美國政府大力提倡環保新技術研發和專利的應用，在1970年通過了《清潔空氣法》，逐步走上了綠色環保之路。

通過長達十多年的努力，到1999年洛杉磯一級污染警報的天數，才從1977年的121天下降為每年的零天。

7月25日，在北京舉辦的中美空氣凈化研討會上，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了美國南加州空氣管理局前局長、國際可持續系統研究中心主席金·蘭特斯（James Lents），在他眼中洛杉磯的“治霾”訣竅在于積極制定更嚴格的空氣質量標準和不斷應用最新的環保技術。他還提及洛杉磯的空氣污染治理經歷了三個階段、五個步驟，缺一不可。

1986年經全國遴選，金·蘭特斯擔任南加空氣管理局局長，在其任內，他成功推進了輕軌、低排放柴油引擎和低排放汽車等原來被認為是政治上不可行的項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博導周江評曾在澎湃新聞發文表示，洛杉磯和北京，雖然歷史基礎，區位、政治地位不同，但卻有著不少相近之處，尤其是在所面臨的空氣污染及背后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背景方面。

比如，巨量的小汽車出行帶來的交通擁擠、空氣污染，是兩個城市政府不容忽視的重大政策問題。此外兩個城市都曾在申辦奧運會前期，被國際社會嚴重質疑過空氣質量、交通擁擠等問題。也因此采取了強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確保奧運會期間的空氣品質和交通暢通。

周江評認為，洛杉磯過去40年左右的治霾經驗，對我們是很有價值的參考。

對話金·蘭特斯

洛杉磯的“治霾”史

澎湃新聞：洛杉磯“治霾”經歷了怎樣的階段？

金·蘭特斯：洛杉磯的空氣污染治理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探索階段，第二個階段是聯邦空氣法案的提出，第三個階段是本地責任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洛杉磯的探索階段。之前英國在17世紀時就已經意識了到了霧霾，但是當時的人們只是認為它讓你的鞋臟了，給生活帶來了不方便。但是在多次光化學煙霧事件發生后，我們認為在洛杉磯的空氣污染是致命性的，是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并且明確了空氣污染形成的化學機制。

于是我們開始控制空氣污染的一些明顯的來源，比如停止民眾進行私自的垃圾焚燒。問題是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來實現整體的監管，空氣質量并沒有提升，反而變得更加糟糕。

這樣我們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美國聯邦政府最終決定采取行動，在1970年通過了國家的《清潔空氣法》，并成立美國環境保護署，作為負責整個國家空氣管理的專門機構。

聯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全國的空氣標準，同時也規定了實現這些標準的具體時間表和時間期限。在這一階段，洛杉磯的空氣質量得到了改善，但改善速度仍比較緩慢。

第三個階段是本地責任的階段，在1987年，加州通過了自己的清潔空氣法案，比聯邦的清潔空氣法案更加嚴格。

在法案中，我們將年度減排目標設定為8%，這實際上是非常一個嚴格的標準，按此基本在15年內就可以解決洛杉磯的空氣污染問題。另外對于汽車的減排標準，我們設定的不是聯邦規定的90%，而是99%的減排，在80年代我們就已經開始探討要求加州的汽車實現零排放。

目前，我們從未停止對空氣質量標準的研究，不斷增加和更新更嚴格的標準，我們正在爭取不論是車輛還是企業都達到零排放，這其實非常困難，所以我們仍在努力。

澎湃新聞：洛杉磯在空氣質量管理方面有哪些經驗？

金·蘭特斯：在洛杉磯，空氣質量管理有五個步驟，我覺得這五個步驟都非常重要。

第一要確立環境質量總目標；第二步是進行監測，目前在洛杉磯有70多個監測站對空氣質量進行監測；第三步是找出排放源并制定排放清單；第四部是根據不同的排放源制定相應的達標計劃；最后一步就是實施。

這五步缺少任何一步都會是錯誤的，我們需要有目標、有測量、有清單、有計劃、有實施，如果能做到這五步，我們就可以非常有效的改善空氣質量。

美國為“治霾”，普通民眾也能起訴政府

澎湃新聞：洛杉磯治理空氣污染耗時數十年，中國是否可以加速這一過程？

金·蘭特斯：以前洛杉磯為了治理污染，在新技術開發與應用方面經歷了較長的探索過程，但現在的中國已經有大批清潔汽車、清潔工廠的新技術可以直接應用，這是中國的優勢。從這個角度，在治污道路上中國可以比洛杉磯走得更快。但是更新的技術一般意味著更高的成本，所以中國政府和企業必須在資金投入和霧霾治理中找到平衡點。

澎湃新聞：在中國，一些地方政府為治理空氣污染制定了嚴厲的政策，但也正經歷鐵腕治污帶來的“陣痛”？

金·蘭特斯：關閉工廠并不都是錯誤的，因為空氣污染同樣會損害人的利益。

對于污染企業，好的方式是進行技術改造和污染物排放控制，而不是直接關閉，除非一些工廠的技術已經過于老舊，無法再被改造了。如果必須關閉工廠，就必須有方案來保障工人進入新的工廠工作，讓工人失業是不公平的。

在美國，我們會通過給工人提供培訓的方式幫助他們找到新的工作，這也是一些城市引進新技術的最佳方式，通過培訓工人直接讓他們掌握新的環境友好的技術，培訓的錢通常來自稅收。

澎湃新聞：除了政府制定政策外，中國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特別強調了“公眾參與”，“公眾參與”是否也在美國治理空氣污染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金·蘭特斯：70年代美國的《清潔空氣法》最重要的部分是讓公眾能夠起訴政府。

從法律規定來說，普通民眾都可以通過起訴政府機構的方式來要求他們盡到監管職責。其實在正常情況下，普通民眾起訴政府機構是很昂貴的，一般要花幾千美金，所以他們一般會通過民間環保組織起訴，這些公益機構可以接受民眾捐款，如果是公眾關注的事件，有時候公益機構可以籌集到幾百萬的訴訟資金。

在美國，如果政府制定新的政策，民間環保組織也會參與政策的制定，并表達他們的觀點。我當年在制定政策時每次都有環保組織的成員在場，他們對政策的每一項都會提出自己的意見。

洛杉磯的“治霾”經：“APEC藍”并不是北京獨創

澎湃新聞：與洛杉磯相比，北京的空氣污染有多嚴重？

金·蘭特斯：根據目前北京的數據，我認為它相當于洛杉磯在70年代、80年代的污染水平，這意味著中國正在經歷洛杉磯空氣污染較嚴重的那段時期，不過我們的確可以看到現在北京的空氣質量已經得到提升。

澎湃新聞：2014年APEC會議期間，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措施保障空氣質量，實現了“APEC藍”，您認為還可以采用哪些措施讓“APEC藍”成為“常態藍”？

金·蘭特斯：在洛杉磯我們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時，政府進行了交通管制，并且推遲了市民的上班時間，讓公眾花更多時間呆在家中，這樣我們的確降低了奧運會期間的空氣污染。

但這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方式，人們還是需要使用車輛的，所以最終我們還是用新技術的推廣解決污染問題。目前在洛杉磯，即使是汽油車也可以基本實現零污染，完全不會產生污染的電動車也已經投入使用。

澎湃新聞：北京政府在機動車減排方面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單雙號限行和發展公共交通。

金·蘭特斯：科羅拉多州曾經實施過一段時間的單雙號限行政策，但是只在每年空氣最差的時段施行8周，政府一共施行了5年就堅持不下去了，因為受到了很多指責。因為這并不是一項公平的政策，比如富人可以買兩輛車免受單雙號限行的影響，但普通市民的出行卻因此大大受限。

所以我認為，在短時間內可以采用限行策略，但是長期來看，還是要采用拼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措施，減少私家車的使用。

我承認，雖然我們已經通過技術革新解決了機動車污染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已經被解決，洛杉磯仍舊存在著全美最嚴重的堵車問題，我們至今未能解決。

在美國，想要改變人們的行為是非常困難的。美國從四五十年代開始大力發展私家車，公共交通的發展隨之停滯，即使后來政府進行了很多提升公交系統方面的嘗試，仍舊無法改變大眾開私家車的習慣。

目前北京的交通堵塞也已經十分嚴重，北京政府應該吸取美國的教訓，盡早做好交通方面的決策，不要等到結果很難逆轉的時候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