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有著深遠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淵源，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共產主義革命就是“為了多數人的真正利益而進行的革命”。列寧強調：“為了為群眾服務和代表他們正確地意識到的利益，先進隊伍即組織必須在群眾中開展自己的全部活動，毫無例外地吸收他們中間的一切優秀力量，并且要隨時隨地仔細客觀地檢查：是否同群眾保持著聯系，聯系是否密切。這樣，也只有這樣，先進隊伍才能教育和啟發群眾，代表他們的利益，教他們組織起來，使群眾的全部活動沿著自覺的階級政策的道路前進?！比罕娛冀K是共產主義運動關心的核心話題?？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問題上的創造在于，一方面在規制上大大提升了群眾路線的地位，明確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根本的組織路線”。同時，在實踐中予以最大可能的落實。既建立了直接下探到基層的垂直的權力運作體系，又開發了一套扁平型的政治文化。正是這樣一種垂直和扁平相互補充的政治運作體系，使群眾路線不至于像其他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那樣流于口頭上的談論，而沉淀為工作方法和政治文化。群眾路線成為中共與中國其他政治力量相區別的一個要素，不僅讓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且對后世影響深遠。

一

扁平化是一個社會科學的概念，起初主要應用于企業管理領域。出現的背景在于：“支撐科層制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導致其有效性的基礎不斷流失，扁平化作為突破科層制的結構模式，在企業管理領域取得廣泛成功?！睂τ谄髽I扁平化組織的核心原則，有研究者概括為：“圍繞交叉職能核心流程而不是圍繞任務或者職能進行組織”；“使團隊而不是個體成為組織設計和實施的基石”；“與客戶和供應商融為一體”；“利用信息技術幫助人們實現目標并把價值主張傳遞給顧客”；“促進多技能化、提高創造性思維能力以及靈活應對團隊工作中出現的新挑戰的能力”；“建立一種開放、合作、協調的企業文化，一種既聚焦持續性發展又重視對員工的授權、責任感和生活的企業文化?！眻F隊、溝通、教育、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制成為扁平化結構的核心概念。由于美國學者安東尼·唐斯、蓋伊·彼得斯及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等的努力，扁平化理念也應用于公共管理及官僚制度的考察。

有趣的是，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構造中，可以看到和這個后來出現的概念相似的理念，只是抗戰時期中共對扁平化結構的運用，更多體現于和組織相輔助的政治文化當中。關于中共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建立，既有研究闡述較少，學者祝靈君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共領導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大都在某種程度上反對黨組織中的官僚制，希望軍隊和政黨組織扁平化，這樣可以使政黨對社會事務快速反應，另一方面也與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精神保持一致?！币M扁平化概念觀察中國共產黨政治的特征，很具啟發意義。

扁平化和抗戰時期臻于成熟的中共群眾路線若相契合。1943年，毛澤東對群眾路線做了最早的集中闡述，做出規定性的概括：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提法，很清楚地顯示了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定位，群眾路線體現著黨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和政治情感，概括而言，即劉少奇闡明的群眾觀點：“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眾觀點?！焙髞肀馄交砟畛珜У膱F隊、合作、教育、情感溝通，都可在群眾路線中找到脈絡。群眾路線強調打破干部和群眾間的界限，減少溝通的層級，讓干部和群眾間形成同心圓而不是等級分明的階梯式關系，這都和扁平化理念接近。扁平化理念倡導的團隊、集體既是共產主義運動天然的選項，也是以集體、平等為取向的群眾路線的基石。

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是抗戰時期中共系統化的政治文化的關鍵。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的頗能代表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三大優良作風為例，緊密聯系群眾和群眾路線的關系自不待言，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批評與自我批評，事實上其思考源頭和落實踐行都不能離開群眾，也都源于群眾路線的認知基礎。群眾路線的落實，最重要的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眼睛向下看，與群眾打成一片。不關心他們就不能代表他們?！笨箲饡r期，中共通過權力下探有效解決了控制力的問題，卻帶來了官僚主義的擔心，解決問題的辦法相當程度寄托于群眾路線。通過群眾路線政治文化的樹立，輔之以政治化的、干部和群眾在特定時期可以實現身份易位的群眾運動，可望打破等級化的官僚政治，塑造平等的同志式情感，以此保持黨與群眾的水平關系：“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p>

應該指出的是，戰時根據地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和水平式的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看似兩個路向，其實相輔相成。正是有了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有了深入到民眾之中的干部體系，群眾路線的推進才有了更為有力的載體，才能避免傳統親民政治高高在上無從落實的困境。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如果不予節制，可能造成等級森嚴的控制體系；善加運用，卻也可能形成政治權力水平擴展的基礎，在基層尤其如此。中國共產黨構建權力體系時，一再強調：“要教育群眾、啟發群眾的智慧，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這與依靠群眾并不矛盾，但兩者又不能混淆，要讓群眾知道我們的任務，我們才能和群眾一道工作。”這和蘇聯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形成對比，斯大林認為：“領導是由說服群眾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群眾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并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它是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后對少數人使用的。”這是在不涉及階級對立問題時做的判斷。對多數人擁護的強迫開綠燈，看似合理，但如果注意到權力運用中難以避免的懶政，這樣的開綠燈實際很可能在為基層的強迫命令提供借口。正由于此，中共相關文件里反復強調的是說服、教育、動員，盡管實際操作中也不可能杜絕強迫命令，但絕不以領導者的言論為下級濫用權力提供借口。由于中共的嚴格要求，通過權力下探形成的基層干部體系，同時還為群眾路線的落實擔負起構建同心圓的責任，龐大的基層干部及探到最底層的權力結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民眾間實現廣泛的水平聯系的助力。這樣的結果，或非權力下探時所能料及，卻成為群眾路線能夠落實的最重要的條件。如果注意到中共的運作系統通常都環環相扣，權力下探和群眾路線預料之外的結合，或也在情理之中。

二

群眾路線、水平融合，落實的關鍵在干部。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整套的干部考核和評價體系，促進民眾和干部的結合。模范干部的標準是：“能完成任務，不行政命令；真正與群眾打成一片，事事領頭干；不貪污，不浪費，不流氓習氣與浪漫習氣?！边@一標準不是擺設，而是落實到具體的數據當中：“村干部有100個群眾真正擁護，縣干部有1000個群眾真正擁護?！边@個標準既體現中國共產黨數字化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干部要得到群眾授權的思路。劉少奇有個想法：“派干部作縣長，先不派縣府，而派去做群眾工作。在群眾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眾選他出來當縣長，那就成為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領袖。”起碼就理論上言，群眾關系成為認定模范干部最重要的標準，“吃窩頭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的衣服到敵區工作”，幾乎成為戰時中共干部的常態。老百姓感到“現在的政府，不像個政府，像個群眾團體”。對于一個以群眾路線為取向的政治力量言，這樣的評判應說是極大的褒獎。相對于垂直的制度化的權力下探，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更是黨和群眾相互創造的過程，是變化、形成著的充滿活力的政治實踐，當年，群眾運動又是群眾路線落實的重要載體。

對群眾運動的強調幾乎和中國共產黨降生同步，中共二大起就確立組建一個大的“群眾黨”“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的組織原則。1929年9月，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下達指示信，首次提到“群眾路線”，要求紅軍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張聞天1933年談到黨的新的領導方式時強調：“細心的、耐煩的去說服群眾，正確的去代表群眾的意識，負責的謹慎的去領導群眾：這就是我們新的領導方式的主要內容?！?/p>

抗戰期間，由于獲得相對穩固的獨立發展空間，尤其是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政權體系，群眾運動呈不斷落實和推廣之勢。當時的勞模運動很能代表中國共產黨以群眾運動拉進與群眾距離的路徑。1940年代，根據地廣泛開展勞模運動，勞模不是干部，從群眾中產生，是群眾的代表，但他們作為群眾中的脫穎而出者，又和一般群眾拉開距離，可望成為“上面的領導人員和下面的廣大群眾之間的橋梁”。如果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中共對自己干部的要求，代表黨向群眾不斷靠攏的努力；那么勞模則從另一面努力，作為連接中共和群眾的紐帶，帶領群眾向黨靠攏。通過這樣群眾性的勞模運動，中共和群眾間形成良性的相互靠攏的互動關系。來自國統區的記者趙超構觀察到：“勞動英雄制度的最初動機，本只是提高勞動效率，但是現在的成果卻已大大的超過了這最初的目的，一如我們看到，這些英雄不僅成為群眾學習的模范，他們并成了共產黨和民眾之間的橋梁。由于他們的活動，使得邊區民眾和共產黨執政之下而仍能發生平等的感覺。......相當的提高了農工的自尊心，而使他們樂于追隨著共產黨的政策。”對此，劉少奇在七大報告中有明確說明：“我們必須在工作中突破一點，做出模范，讓群眾親自看到、體驗到，給群眾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勵群眾特別是給中間狀態與落后狀態的群眾以理解問題的可能與方便，給他們以信心和勇氣在我們黨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成為群眾的熱潮。近來各地部隊工作英雄、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之所以發生很大的作用，成為群眾中最好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就是因為他們是以群眾所熟悉的具體的人物、范例和經驗，使群眾理解了問題，提高了群眾的自覺與自信?！?/p>

開展群眾運動，發動群眾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黃敬曾經論述：

要把群眾從和平的、散漫的、蒙昧的情況中轉變過來，要他拿起槍來打仗，不怕流血不怕死人，而且還要各地大家都齊心一致，真不是樁容易的事情。......群眾在思想上情緒上的復雜，人心不齊，舊勢力統治的阻礙，文化低落，見聞狹小，傳統成見的束縛與顧慮之多（保守，認命、自私、多疑，懦弱、家庭生活之牽累），這些事都成為發動群眾的障礙，決不是抽象的想象所能知道。

黃敬道出了群眾的自利自保本能，這是面對群眾時不能不正視的現實。要真正讓群眾起來，必須在實踐中教育群眾、引導群眾，讓他們“了解到解決切身的事要和大家聯合的必要。要使他們在大家為切身[利益]斗爭中把眼界放寬了”。這里面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發動群眾要照顧群眾切身利益，啟發群眾的自覺自主意識，讓他們體會到自身利益和黨的利益一致；二是在切身利益的斗爭中放寬群眾的眼界，使之不再完全陷于個人利益。因此，群眾路線不僅要求黨的干部向群眾靠攏，還有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要求，形成黨和群眾正相關的雙向運動。實際上，共產主義運動都強調要面向群眾，中共群眾路線的獨特之處在于不僅僅要求到群眾中去，還反復強調從群眾中來，而這里的群眾又是動態的，有群眾的自覺自動，還有群眾的教育提高，僅僅強調前者，有可能流于民粹，只強調后者，又有精英主義的風險。

共產黨是先鋒隊組織，當然負有領導和教育群眾的責任，鄧子恢抗戰結束后曾說道：“應認識群眾路線是我黨完成歷史任務最基本的革命方法，這是我黨與一切黨派不同之點，是布爾什維克觀點與民粹派觀點的主要分界線?！钡且坏┱镜筋I導和教育者的地位而不加自省，黨和群眾的水平關系很可能岌岌可危，先鋒隊和群眾似乎存在天然沖突。破解這一難題的辦法是：教育和領導群眾不在群眾之外，而在群眾之中。教育和領導群眾之前，首先是向群眾學習。1926年，斯大林對此就有論述：“黨應該仔細諦聽群眾的意見；它應該極力注意群眾的革命本能，它應該研究群眾斗爭的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的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群眾，而且應該從群眾那里學習?！睂χ袊伯a黨發生重大影響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得更清楚：“工人階級黨不與群眾發生廣泛的聯系，不經常鞏固這種聯系，不善于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沒有不僅教導群眾，而且向群眾學習的決心，那它就不能成為真正群眾的黨，就不能成為能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和全體勞動群眾的黨?！眲⑸倨婢C合前人的觀點，在《論黨》中做了更為完整的闡述：

只有我們同志虛心地向人民群眾學習，把群眾的知識和經驗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夠具體地去啟發群眾的自覺，指導群眾的行動。......為了能夠不斷地向群眾學習，所以我們一刻也不要脫離群眾。如果我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那我們的知識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我們就決不能是聰明的，決不能是有知識有本事的，我們就決不能領導群眾。

所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是革命實踐的要求，也是共產黨人認識論的基礎。背后隱含的，有中國共產黨希望形成的干部與群眾間情感上的共鳴、關系上的水平互動、地位上的可互換性等一系列富有張力的內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個相互影響、相互啟發的互動過程。共產黨人用辯證的方法，解決了群眾和黨的關系問題，盡力避免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陷阱。

三

任何政治理念落地都有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越是精致的理想，落實的困難越大，干群關系、軍民關系如果一馬平川，群眾路線實施也就太過輕而易舉。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部長李卓然在調查中發現：

張日福，1個63歲的老農，土地革命后到現在一共被綁了5次。第一次因兒子開會不到被綁，第二次因兒子躲避兵役跑到宜川被綁，第三次因與農民會長吵嘴被綁，第四次與部隊吵嘴被綁，最近一次因運鹽路費少出5元，被區上綁了一天，結果罰了50元。

我們和區鄉的干部談過這個問題，他們說不綁不行。我們提出施政綱領來和他們討論，支部書記說照施政綱領來什么也辦不通。

作家王林也在日記中講到：石友三的軍隊拿病騾子強換老百姓的好馬，還要老百姓給軍隊錢，換完沒幾天，馬死了，軍隊又找上門要回換的騾子，“此事嚷動全村，所有老幼皆議論紛紛，最后最普遍的結論是：‘上哪里說理去呀，他又不是八路！’”這一段特別具有生活的氣息，石友三軍隊強換騾子招致的議論以及村民自然而然將之與八路軍對比，都體現了當年軍民關系的實態。而另外材料說到的，民眾“覺得并且常常說出來‘八路軍好一點’”，其中的褒貶大體也是當時真實狀況的體現。追求至善盡美的中國共產黨，對民眾帶有限制條件的褒揚或許不能完全滿意，黃敬就批評一些人和國民黨比，滿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強調：“絕不能以比專員好一些為滿足，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過，從另一面說，當年的歷史運動中，“好一點”透出的選擇對歷史進程可能產生的影響確也不可小覷。戰爭時期，很多事無法盡善盡美，作家高魯的日記記載了一個管理部隊后勤的司務長的故事：

他和管理員押運十幾大袋小米由白文到寨上，黃昏牛車回去了，這時他沒動員著牲口，第二天隊伍就要出發了，他可著急壞了，對管理員說：“糧食怎么搞得動，大車昨天放回去了，今天牲口也搞不出?！?.....管理員說：“糧食搞不走砍你的頭！”“誰說砍我的頭？”......他們倆就大聲地吵起來，不一會從上面下來一輛大車，管理員就大聲叫：“喂，老鄉，喂，老鄉?！崩相l一聽就知道不對，趕快走，他就跑過去把大車硬拉來才算了事。

高魯追問：“到戰斗時是餓肚子要緊還是不犯紀律要緊呢？”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不過仔細想，在當年的政治力量中，大概只有共產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追問，這何嘗不是群眾路線努力的結果。當中共努力貼近群眾時，常常會發現，隨著獲得權力的增長，群眾的權力意識也在不斷增長中。干部們抱怨：“現在的社會不同了，要在過去國民黨下面，要什么老百姓還敢說個‘不’字？現在就不行，下農村說得不對，老百姓還敢罵人?！敝袊伯a黨用權力下探強化了管控力，又用群眾路線保持政權和民眾間的權力博弈，一旦權力博弈開始，進進退退就成常態，有人會利用政治力量的善意鉆空子：“我們開始下去花了十幾萬幫助老百姓開荒、買工具、買豬雞等東西，但以后有人提出過份的要求，比如有一個商人他生活還不錯，他要我們幫助他開荒，他好坐享福利，這是遷就落后，培養二流子，假使不能好好的注意就受了他的欺騙?！睗M懷善意接近群眾或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開始下去為了和老百姓關系搞好，就拜干媽干姐。結果把關系弄亂了，長輩搞成晚輩。同時拜干媽其他老百姓吃醋。搞好了一個，搞壞了十個，不能普遍的把關系搞好。同時發生糾紛的時候他可以利用干女兒的面子說情，比如這次發生糾紛他就說‘你是我的干女兒，你應該替我說話’?！?/p>

權力意識滋長帶來的講價錢、搭便車、占便宜等問題，讓基層工作者面臨更多的困難。但權力運用從單向變成博弈，干部和民眾形成水平關系，由此帶來的親近感、信任感，是中共獲得的實實在在的成果。八路軍干部劉榮寫道：“下午推碾子。老鄉說：‘從前當官的人都見不到，現在你們八路軍當官的又說又笑，還推碾子拉磨，真是少見呀。’”一個向來缺乏平等和公正基礎的社會，群眾路線帶來的新式干群關系，足以讓民眾心服口服，這是已經擁有權力意識的后人難以想象的。

戰時中國共產黨既在根據地完成了空前嚴密的垂直權力體系，又構建了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如果說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代表組織硬的一面，群眾路線則代表文化軟的一面。黨超然的垂直領導和水平的情感互動，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共對這兩者的運用，可以說都達到了中國歷史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巔峰。應該說，由于統一戰線的范導及嚴峻的生存要求，加上自上而下垂直的政權體系的建立、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展開，抗戰時期的群眾路線貫徹可謂成功，成為中共政治構造的一個神來之筆，也因此沉淀為中共革命的重要政治和歷史資源之一。日本人承認：“對于在民眾里長下深根，且能巧妙掌握民心之共產黨軍，想把他和一般民眾分離判別，實是困難事情?！边@可以說是對群眾路線政治文化實際成效的最好解讀。當然，由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發揮群眾自覺性間把握綦難，群眾路線的理解和執行也不是沒有難題，如何有效運用這一政治原則，推進政治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首刊于《民國檔案》2021年第2期，原題《垂直和扁平：戰時中共的政治構造》，作者黃道炫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略有刪改，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