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月，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自殺。不奇怪，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太窮了”。然而，媒體的跟進報道否定了這一說法——孩子不缺吃的，在外打工的父親也有匯款回家。既然不愁吃喝，為什么要去死？死者長已矣，但他們對這個時代的拷問，或許，才剛剛開始。

同一個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題為《中國的幸福與健康：一個關于發展的悖論》的第78號“環球工作論文”（Global Working Papers），對中國人總體上“變富卻沒變快樂”的狀況進行了探討，指出急劇轉型造成的安全感缺失以及疲憊過勞已經對中國人的精神健康造成傷害，故而需要在政策體制層面給予對治。

過去20多年，中國的發展驚人：經濟增長，貧困消減。可以說，全球人口赤貧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中國百萬人口的脫貧致富。1990－2005年，中國人均GDP及家庭消費量翻了4倍。2008－2013短短數年，中國在人類發展指數（HDI）上的排名就上升了10位，在187個國家里排在第93位；人均壽命增長至75.3歲，這個數字在1980年只有67。

但與此同時，中國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卻呈現相反的趨向——經濟起飛的頭幾年也是困惑不安的幾年，后來稍有緩和。自殺率隨之上升，精神病患也越來越多。199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1995－1999年間為23.3/十萬人（到2012年這個數字下降為7.8／十萬人）。近年來，自殺率有所下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卻提高了（也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病患選擇就醫，而非自殺）。2007－2012年，精神病院收納病人的數量以平均每年13.4%的速度遞增（達到1200萬人）。門診病人的增長率略低——每年12.4%，但絕對數量驚人，2011年多達2700萬人。

這種情況正常嗎？中國人的幸福感和他們對生活的要求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嗎？或許只因為中國發展得太快了？從收入看，中國的發展近乎奇跡，但就幸福感而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中出了什么問題？

誠然，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軌道。在中國，經濟的起飛是由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變革推動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鐵飯碗到自負盈虧，伴隨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體制轉變。但中國的情況并非獨一無二，它與轉型國家在經歷劇變時的一般模式相符合：從長遠看，經濟繁榮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但短期內，變化卻會帶來更多的不適應，以致對生活感到不安甚至抑郁絕望。市場經濟發展得越快，不安全感就越強（整個獲利的機制都不同了），不平等的問題也更嚴重（競爭機制下，定有勝負之分）。

在中國，近二十年來，隨著百萬農民工進城打工，整個傳統的安全感網絡都失效了，上述“發展的悖論”也顯得更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鄉下人窮開心，城里人富沮喪”的現象。根據我們早年對發展中經濟體的一個調查，上進心強的受訪者對生活的滿意度往往不如鄉下窮慣了的受訪者。部分原因在于上進心幾乎必然帶來對生活的更高期望，以及對外界日新月異的感知。這些人對收入上的不平等格外敏感，而這種敏感反過來又會促使他們改變現狀，增加收入。在這里，“不滿足”和“發展”是互為因果的關系。

本文的結論基于對中國人幸福感的一項最新調查。該調查在全國范圍展開，搜集了受訪者的詳盡信息——除了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還包括健康狀況（有無慢性或急性疾病、焦慮、抑郁等等），休息是否充足，娛樂放松的頻率，受教育程度，收入狀況，婚姻狀況，戶籍狀況，以及住房狀況等等，以便探索“越發展越郁悶”的成因。

下面不妨具體地談談調查的結果：

總的說來，城里人精神狀況出問題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經常加班、身體亞健康，就更是如此。患精神障礙的女性多于男性——這可能是因為女性生來更多愁善感，也可能是因為男性羞于承認他們焦慮和抑郁的一面（覺得這樣不夠“男人”）。 此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遭遇精神疾病，尤其是出身農村并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那批人。

從年齡段看，人們的精神狀況曲線呈倒扣的U型——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精神狀況不斷惡化，直到近40歲，才又慢慢變好。這與布蘭切弗勞爾（Blanchflower) 和奧斯瓦爾（Oswald)2011年的一項調查結果相符——在英美，抗抑郁藥物的使用者也多集中在40歲以前這個年齡段，也證明年齡與幸福感之間的確存在某種生物規律。曲線表明，最容易出問題的年齡是33歲；但如果細分樣本，又會發現城里人比鄉下人更早焦慮和抑郁（前者為30歲，后者為36歲）。總的說來應了那句古話——“三十而立”，當一個人進入30歲，他就要獨立面對生活的各種挑戰了。

從家庭結構看，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群精神狀況不佳（如果常年疲憊，則罹患抑郁的概率激增）。這大概與19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生”政策有關——我們調查的樣本多數生于“計生時代”，上面可能有四位老人要負擔，下面仍只有一個孩子可指望。或許，身為獨生子女本身就伴隨著壓力，“只能生一個”則在壓力之上又添了壓力。

從收入看，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低收入人群壓力更大，有房有車的人則相對放松。但如果綜合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健康狀況和工作時間，這種相關性幾乎就不存在了。這或許是因為在很多時候，高收入本身就意味著高犧牲——犧牲了休息時間，犧牲了身體健康，犧牲了陪伴家人的機會。

而疾病對精神狀況的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并且，這種相關性幾乎不會因為其他要素的加入而改變，比如，一個生病的人不會因為臥床休息的時間更長了而變得高興起來。有慢性病的人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明顯高于沒有病的人（具體而言，患慢性病的鄉下人抑郁的比例比健康的鄉下人高出19％，這個數字放到城里則為14％）。同樣，經常生病的人精神上更脆弱，他們遭遇嚴重精神疾病的概率比不經常生病的人高出41％！由此可見，小病不斷對個體的精神打擊大于慢性病。

缺乏休息和放松是導致抑郁和焦慮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當然，反過來說大概也是成立的——抑郁癥患者更關切睡眠不足、勞碌奔波等）。經濟的高速發展、長時間的連續工作，以及對成功的迫切渴望，合并成為壓力的河流，持續壓迫于個體之上，可謂“經濟起飛”時期的副作用。或許有人會認為，缺乏休息是通過影響健康，進而造成精神抑郁的。我們調查并不支持這種觀點，疲憊不堪的人，即便沒有生病，罹患抑郁癥的比例依然很高。換句話說，休息與放松的要素，是獨立作用于人的精神狀態的。值得一提的是，缺乏休息對城里人精神狀態造成的打擊更大，準確地說，疲憊將城里人的患病率提高了30％；而在鄉下，這個數字是16％。

質言之，身體狀況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狀況，而精神狀況又決定了個體對生活的評價。在中國，和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人們的幸福感與年齡、收入、性別和健康相關聯；然而，中國又是特別的，暴風驟雨式的發展與轉型在人們的內在留下了別樣的心理印記：城里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疲倦的、對生活感到迷惘的人們；而在鄉下（或是公共部門），守著土地（或是編制）的人們則相對知足。快速發展在帶來繁華物質的同時，也造成了安全感的流失，或許，這就是發展的代價。

一直以來，中國對精神衛生不夠重視，通過本項調研，我們認為，是時候改變這種狀況了，中國是時候將精神衛生提到公共衛生的高度來對待了。有關方面應立即著手制定精神醫療政策，并打造相關醫療服務體系，尤其是要培訓培養更多心理衛生方面的專業人才。惟其如此，中國人的生活才會在變富的同時，變得更好、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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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The Paradox of Progress”，2015年6月發表于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第一作者Carol Graham是布魯金斯學會Leo Pasvolsky 高級研究員。許子善編譯，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