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夏天，是布爾什維克革命運動的低潮期，列寧四處奔走，做動員演講。8月1日，在莫斯科做關于華沙革命運動的演講時，他告訴赤衛隊，他們正肩負著“捍衛神圣理念”的巨大榮耀。次日，他先后做了4個演講，分別是對赤衛隊、對工人和人民代表委員會的委員們。在這些演講里，他都提到世界革命即將展開，尤其是“在德國，同樣的事情已經開始發生”。

1918年8月28日，莫斯科，列寧和妻子克魯普斯卡婭離開全俄教育工作會議的會場

8月30日，列寧再次去工廠，做“兩個政體”的演講。他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而列寧繼續大談世界革命。他要求所有人盡最大可能消滅敵人。“我們只有一條出路：勝利或死亡！”他向群眾揮了揮手，然后快步走出會場，在走出大門時，和一隊婦女進行了短暫的交流。

在接受契卡的審訊時，莫斯科蘇維埃第五步兵團助理軍事委員巴圖林表示：

列寧同志完成了“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會議，走出米切爾松工廠大樓時，我離他約有20到40步的距離。當時每個人都在出場，樓梯口變得異常擁堵，所以我只能在外面等候。在走向列寧同志的專車時，我聽到了三聲急促的響聲，我覺得那只是汽車引擎的聲音，并沒意識到那是槍聲。此后，我發現那些原本鎮定地站在車邊的人，都開始往四面八方跑去。在地上，我發現有人臉朝下趴著，那是列寧同志。我才明白剛才有人是想要槍殺他。我并沒看見究竟是誰射擊，我沒有失去理智，而是大喊著“抓住暗殺列寧同志的兇手”，然后向前方跑去。

這時我注意到一個女人站在樹邊，手握行李箱和一把傘，她的形容舉止太奇怪了，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看起來像是在逃跑，臉上又驚又怕。我問她在做什么，而她回答說：“你干嘛要知道這個？”我于是搜了她的口袋，接過了她的箱子和傘，要她跟我一起走。在路上，我意識到可能正是她擊中了列寧同志，我問她，“你為什么要殺列寧同志？”而她回答說：“你想知道些什么呢？”于是，我的猜想得到了證實，她一定是刺殺列寧同志的兇手……

我既害怕同情她的人會幫她逃竄，也害怕憤怒的人群對她用私刑，于是要求赤衛隊的人和我們一起走……在審訊中，這位婦女承認她叫卡普蘭，是她想要暗殺列寧。

列寧被抬進了汽車。司機吉爾駕車急駛，將傷者送到了克里姆林宮。在來到列寧府邸門前時，列寧拒絕別人幫助，自己披上了夾克和大衣，爬了三層樓走進房間。他的妹妹瑪麗亞緊張地打開大門，而面色蒼白的列寧淡淡一笑，告訴她：“我受了點輕傷，就傷在胳膊。”此時他的醫生A.N.維諾科洛夫已經在此候命。走廊的電話開始狂響了起來。參與急救的V.N.羅扎諾夫醫生回憶說：“那是一間很小的房間……那一幕在任何事故中你都可以看到：病人身邊站滿了神情憂慮而困惑的親友，而其他人站在一邊小聲耳語。4個醫生站在床邊，隨后更多醫生被召了進來。”在受到了如此重大的關注后，列寧總算不那么淡定了，他追問身邊的醫生：“我是不是要死了？假如要死了，直接告訴我，我好把后事安排妥當。”醫生們只好再三向他保證，他的傷情很快就可以穩定。

關于列寧傷情的第一份簡報，在8月30日當天公布出來：“深夜11點，在列寧同志身上驗明兩處槍傷，一粒射進左肩，刺到胸腔，導致肺葉上半部分受傷，胸部積血；另一粒射入左肩，打碎了肩胛骨。有內出血跡象。脈搏104次。病人意識完全清醒。已經召來最出色的專科醫生和外科大夫。”到了9月1日，列寧已經想要把自己的三角吊帶拆下來，他也不想再在克里姆林宮待下去。剛巧，政府在前一周接管了一幢大宅院，那里位于首都以南三十多公里的哥爾克村，可以坐汽車或火車前往，房間里已經通電，安裝了暖氣和電話。房主是沙俄時代的將軍，但已經離開俄羅斯。列寧在9月25日前往哥爾克養病，那里也就成為他晚年最主要的居所。

當醫生們紛紛被召到克里姆林宮時，斯維爾德洛夫和他的同志們在準備發表聲明。不過列寧的生命并沒有大礙。奧布科醫生對莫斯科蘇維埃介紹說，病人的心臟功能已經恢復正常，沒有休克危險。列寧很幸運，羅贊諾夫寫道：“子彈幸運地，也是很不尋常地拐了個彎。剛好避開了氣管和食管。假如子彈偏移1微米，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肯定就會死去。”

這次突發事件令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清醒地意識到，列寧對他們有多重要。他的智慧、決斷力與斗志，不僅幫助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中奪取了政權，同時也將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新的布爾什維克國家。列寧是他們的大腦，也是他們的引擎。在1918年9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托洛茨基肯定了列寧的作用：“列寧是專門為我們這個血與鐵的時代創造出來的人物……任何一個傻瓜都能射穿列寧的頭顱，但是要再創造出這樣一個頭顱——甚至對于大自然本身也是一項困難的任務。”

托洛茨基是對的：列寧確實是為這個“血與鐵的時代”而誕生的。他被刺險些送命的事實，也令他的身上又增添了光環。媒體開始連篇累牘地方便贊頌他、發誓要效忠于他的文章。而列寧本人事實上對美化自己的行為極度厭惡。左翼國際共產主義委員會的書記安吉麗卡·巴拉巴洛娃，與列寧在政見上多有不同，回憶錄中也有頗多抨擊列寧的言語，但她仍然回憶道：“對列寧的頌揚，對列寧權威的無限鼓吹，或許反而激怒了他。他已經盡全力避免自己被神話。他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任何人都不能當著他的面吹捧他，說奉承話。”在他受傷后，幾乎所有各個級別的人民委員都想要表示永遠效忠于他，于是列寧對助手邦契-布魯耶維奇下了個命令，要求所有報紙雜志停止一切吹捧文章。可是恐怕連列寧也沒想到，拒絕被崇拜，反而令他被推舉到更高的地位。

刺客被同樣帶到了克里姆林宮，暫時囚禁在斯維爾德洛夫家樓下的地下室里，司法委員德米特里·克斯基和契卡負責人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和雅可夫·彼得斯負責審問。她承認，自己原名芬妮·葉夫莫夫娜·羅伊特曼，父親是猶太老師，有四個兄弟三個姐妹，本人為無政府主義者。1906年，她曾參與過炸彈恐怖襲擊，被判無期徒刑。在獄中，她改變信念，拋棄了無政府主義，成為社會革命黨人。二月革命后她被釋放，而家人已于1911年移民美國。

芬妮·卡普蘭也是位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相信以暴易暴的真理。她被審訊了多次，契卡最大的目標是要抓住幕后操縱卡普蘭的組織。但卡普蘭始終堅稱，暗殺列寧是她個人的決定，與其他任何人或黨派無關。

但卡普蘭是否真是刺殺列寧的兇手，至今仍然是個謎。首先，現場有許多群眾，而且有數人距離列寧很近，但沒有一個證人確切地表明看到卡普蘭開槍。連一直站在列寧身邊的司機吉爾也這樣作證說：“列寧當時離汽車有三步的距離，我看到在好些人后面，有個女人的手伸了出來，手上握著把布朗寧手槍。開了三槍，我立刻朝槍聲發出的地方奔過去。那個開槍的女人將槍扔在了地上，跑進了人群里，那把槍就丟在我腳邊上。我在那里的時候，沒人把槍撿起來。更正一下：是在第一聲槍聲響起后，我才看到那個握著布朗寧的女人的手。”而其余18個接受調查的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說了同樣的證詞。

第二個疑點在于，卡普蘭本人的視力極弱，連身邊的東西都看不清楚，按理說，這樣一個女人，任何陰謀團體都不會征召她。曾和她一起服過刑的D.塔拉索娃在證詞中說，卡普蘭基本上就是個盲人：“她在多年前就已經失明，而且后來一直沒有治愈。”

此外，據吉爾稱，這把左輪手槍就丟在他腳邊，沒人撿起，但在卡普蘭的手提包里，人們又搜到了另外一把手槍。而在事發三天后，在重新搜查現場時，警察發現了四顆從布朗寧手槍里射出的子彈，但所有目擊證人都作證說，他們只聽到了三聲槍響。

喀山大學的利特文教授研究指出，開槍刺殺列寧的應該是一位叫普羅托波波娃的女性，她在1918年7月時曾經擔任過契卡一個小隊長的助理，卡普蘭與其應該早有默契，答應一旦被抓到，就攬下所有罪名。但據利特文收集的資料顯示，普羅托波波娃應該是幾乎與卡普蘭同時被捕，在當天或次日即被處決。而卡普蘭對此一無所知，將這個悲劇性的角色一直飾演到底。

無論如何所有人都已經很清楚了，不管卡普蘭是不是兇手，她都一定得死。克里姆林宮司令官帕維爾·馬爾科夫回憶說，1918年9月3日，他被契卡召見，上級阿萬涅索夫跟他宣讀了一份命令：“卡普蘭要被槍決。死刑由克里姆林宮司令官馬爾科夫執行。”40年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結束一個活生生的人，尤其是一位女人的生命，這不是件易事。是個非常非常沉重的負擔。但這也是我有生以來，要負責執行的最公開不過的命令。我問阿萬涅索夫：‘何時執行？’‘就今天。立刻。’沒人跟卡普蘭說她已經被判死刑，即將被處決，而槍決將由我，一個共產黨人、巴爾干艦隊水兵、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司令官來執行。”馬爾科夫根據斯維爾德洛夫的指示，在9月4日凌晨4點，將卡普蘭帶到了一個車庫，在汽車引擎的發動聲中，結束了她的生命。她的遺體被火化，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無產階級詩人”杰米揚·別德內依應邀觀摩了槍決，目的是為了“啟發革命創作靈感”。

對于槍決，列寧并未參與。在哥爾克的住所養病期間，列寧只是簡單地交代說：“對卡普蘭的事情，就完全由中央委員會來決定好了。”馬爾科夫本人寫道：“坊間流傳著一些美妙的傳說，比如列寧親自替卡普蘭求情，饒她一命，有人還說在1932年或1938年，在索洛維基島和別的什么集中營里見到過她。但這些真的只是傳說而已。”

革命與內戰，不可避免地伴之以暴力與流血，而列寧難免是敵人的眼中釘。卡普蘭并不是第一個威脅列寧生命的刺客。在1918年1月14日，列寧與妹妹瑪麗亞和瑞士共產主義人士弗利茲·普拉頓一起驅車前往斯莫尼爾宮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時，其座駕也曾遭到槍擊。《真理報》的一位編輯回憶說：“當時他們先去了一所軍校，為即將開拔到前線的戰士作演講，駕車出來沒幾十米，槍聲就開始響了起來。”普拉頓將列寧的頭猛地按到座位底下。車子一路狂奔到斯莫爾尼宮，檢查時才發現，車后廂被射穿了好幾個洞，擋風玻璃也破損嚴重。普拉頓在替列寧作掩護時，一只手被子彈擊穿，血流不止。

列寧在他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

一年后，列寧又一次身陷險境，不過這次他碰到的是一群強盜。1919年1月19日夜晚，列寧帶著妹妹和保鏢恰巴諾夫出莫斯科城，去索科利尼基郊區探望養病的妻子。在開近一座鐵路橋時，汽車被三個帶著槍的男人攔了下來。列寧和同伴們以為這只是例行的身份檢查，特意強調說，“我的名字叫列寧”，但那伙人根本未予理會，瑪麗亞在日記中寫道：

沒想到的是，這幾個人根本沒看我們出示的證件，將我們趕下了車，徑直走上前去，用手槍頂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太陽穴，搜他的口袋，將他的布朗寧手槍和克里姆林宮通行證翻了出來。

“你們在干什么？”我哭叫道。“這是列寧同志！你們究竟是什么人？先出示你們的證件！”“強盜還要啥證件。”那群人中的一個這樣回答說，他們跳進車，直接將車給開走了。

列寧對這次與強盜達成的妥協，顯然很是得意，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他還引用了自己的親身經歷：“想象一下，你的車被一群武裝劫匪攔了下來。你給了他們你的錢、你的身份證、你的手槍和你自己的車，以此來擺脫這伙人愉快的陪伴……我們與德國帝國主義匪徒的妥協，與這不無共通之處。”

在這起事件后，整個莫斯科城進入全城戒備，首都臨時頒布了戒嚴令。一兩周后，犯罪調查科的負責人K.G.羅森塔爾向列寧匯報：

為了調查您在索科利尼基高速公路上被匪徒襲擊的事件，也為了終止劫匪暴行，我下令對所有私人房屋與公寓進行挨家挨戶的搜查，防止任何罪犯在莫斯科藏身。所有懷疑與此次犯罪事件有關的人等全都被捕……襲擊您的兇手是雅科夫·科舍爾科夫、司機扎亞茨和鞋匠蘭卡。這伙人開會用的平房被搜查，事后房主本人已經自殺。

為了搜出這三個強盜，一共有200人被捕。

后來這三個強盜交代說，他們沒聽清楚列寧對自己說的話，將“列寧”聽成了“列文”。但在放列寧一行人走后，他們重新看了一遍搶來的身份證件，才意識到事情鬧大了。其中一個叫科舍爾科夫的家伙想要立刻開車回去，殺死列寧，因為他覺得這樣一來，說不定有人可以借機發動政變，也就沒人想到要捉拿真正的兇手。但另兩位同謀不愿意這么干——顯然，列寧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幸運。

在此后的1919年4月7日，斯大林要求克里姆林宮司令官執行了一系列保安措施，列寧的人身安全得到了進一步的保障。其中包括列寧在離開克里姆林宮時，必須由兩輛車和五名保安陪同。他的司機必須是“忠誠的黨員”，此外必須有保安人員佩帶武器跟隨。列寧居所和辦公室的保安都必須有至少一年黨齡。進出列寧的公寓時，必須持由列寧本人簽署的通行證。臥室旁邊原本由傭人居住，現在傭人統統搬到樓下，而他的書房則搬到了隔壁。

列寧數次被襲后，城中氣氛肅殺，執法機構開始啟用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在卡普蘭刺殺事件后，數位前臨時政府的部長被執行公開槍決，包括司法部長施切格洛維托夫、前內政部長卡沃斯托夫和普羅托波波夫、警察總長貝內茨基和大主教沃斯托格夫。貝內茨基想在最后一刻逃跑，但被當場擊斃。

在1918年秋天前，蘇維埃政權進入了最低谷。看起來只要再施加一點壓力，“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就將傾覆。但蘇妮·卡普蘭行刺列寧的事件，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被陰謀的子彈所打傷的列寧喚醒了我們大家，號召和鞭策著我們前進。”

托洛茨基是正確的，面對著內憂外患，布爾什維克黨終于拿出了最極端的手段來設法拯救他們的政權。他們兌現了列寧將帝國主義戰爭轉換為內戰的承諾。

（本文摘自師永剛、詹涓編著《列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