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文互聯網上一則聲稱普林斯頓大學改革將古典語言取消專修以抵制殖民歷史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爭議，在筆者查閱了信息原文后發現，中間存在一定的信息扭曲和誤解。本文希望在對這些信息加以澄清之際，借此契機來討論古典學學科本身的一些問題，取消語言究竟會對古典學造成多大影響、古典學究竟要討論什么、究竟什么才是古典學，是否會如奈維烏斯的墓志銘所寫的一樣，“在他去往冥間之后，羅馬將會忘記如何說拉丁文（Itaque,postquam est Orchi traditus thesauro/Obliti sunt Romae loquier lingua Latina）”。

本文原題為：《古典學還是語文學：歷史脈絡中的學科演進是如何出現的？》，“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分上、下兩篇刊出。

一、信息傳播的扭曲和古典學的發展趨勢

近日，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系通過砍掉古典學方向和取消古典語言學習的強制要求以打擊“結構性種族主義（structural racism）”的信息，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廣泛討論。文章中表示，普林斯頓大學的古典學專業學生將不再需要專修古希臘文或拉丁文，以此建立更包容的課程，并且取消了入學的語言要求讓高中期間未能接觸相關語言的學生可以進入古典學系。文章還提到了古典學的種族主義歷史和古典學系的殖民奴役歷史。為了創造公平環境，古典系有必要通過拋棄語言學習來抵制種族主義。必須承認，筆者在剛剛看到中文互聯網上的這個消息后十分震驚。為了探究事情的真相，我們有必要對消息本身進行探源，以弄清楚普林斯頓大學究竟說了什么。在經過我的摯友、一位叫“金星原”的年輕學者啟發和幫助下，我們能發現這條消息最早出現于微信公眾號“人人木又”上，其在6月5日的文章中表示“普林斯頓大學的古典學專業學生將不再需要學習希臘文或拉丁文”，并且引用了普林斯頓校友周刊（Princeton Alumni Weekly）在五月份發表的一篇名為“古典學系取消了對學生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要求（Classics eliminated the requirement for students to take Greek or Latin）”的文章作為佐證。

然而，當我們追溯至這篇文章后發現，作者卡莉特·斯派克（Carlett Spike）既不是普林斯頓古典學的學者，也沒有任何古典學的訓練背景，只是一位被邀請的撰稿人和助理編輯，這很難說明該作者對古典學有足夠的了解。而在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的通告，窺探其政策改變的內在邏輯之后，我們發現古典學系在一則名為“多樣性與公平性”的通告中指出了古典學系建立歷史中的種族主義因素和改變目標。然而傳播媒介卻對該信息進行了選擇性摘取，例如斯派克和公眾號“人人木又”都重點使用了目標1和目標2中免受種族歧視以及和擴大課程覆蓋范圍的段落，卻都對最長的目標3選擇了忽視，而目標3恰恰才是指出未來發展路線和原因的解釋。

例如在目標3中，古典學系指出古典學內部存在古典主義的孤立性，所以未來要考察共時性層面中希臘和近東的思想是如何表達傳播、歷時性層面中希臘和羅馬文化如何被工具化，成為同謀、最終要回答“什么是古典（ What is a Classic?）”這一問題。與此同時，普林斯頓古典學系在6月1日的聲明中回答了不少爭議。在第一點開篇就指明普林斯頓古典學系仍然堅定致力于對古代語言的教學（Princeton Classics remains profoundly committed to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languages），并且在目前及未來都不打算減少教授語言的承諾，該系最近甚至還增加了對阿卡德語和現代希臘語的常態教學，這與通告的目標3形成互文，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孤立地研究希臘和羅馬。同時聲明也解釋道：我們在跟本科生的交流中發現，強制要求學習古典語言并不能達到很好的引導作用，因此比起強迫學習，鼓勵學習更為有效。聲明最后指出，古典學系對于研究的嚴格要求依然存在，并且這樣的嚴格要求會在更廣泛的視角中得到進一步加強。

這一觀點在普林斯頓內部的學生報紙“普林斯頓日報（The Daily Princetonian）”中得到了支持。日報主編、古典學系2022屆的學生艾瑪·特雷德韋（Emma Treadway）于6月3日撰文“普林斯頓大學并沒有從根基上改變古典學。它在保持其活力（Princeton isn't fundamentally changing classics. It's keeping it alive）”以示支持，并以學習者視角解釋了這次改變。她在文中坦言，自己在聽到這個消息后確實非常震驚，但以學習經驗說將古典學領域限制在“語言學”和“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可以接觸到古典語言的學習者視角上”是對現代古典學界的一種損害。因為雖然學習拉丁文和古希臘文會增強對古典世界的研究，但古典學不局限于此，古典學同樣意味著探索其他地區的古代世界；古典學并非研究死物，它同樣研究當下活躍的事物根源。因此，將古代學僅僅限制為兩種語言是短視的（To limit classics to two languages is myopic）。

另一方面，“人人木又”的文章“普林斯頓古典學系砍掉古典學方向，并取消希臘語、拉丁語要求，以打擊‘系統性種族主義’”其實全部翻譯自里斯·古道爾于五月三十日在著名雜志《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發表的文章“Princeton removes Greek and Latin for classics students to combat institutional racism”，“人人木又”不僅沒有標注此文是翻譯的文章，也沒有提供翻譯來源，甚至都并未對翻譯文章中的信息進行核實。

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公眾號在搬運翻譯中，并未考察原信息的真實性和正確性，同時對普林斯頓的原文信息做出了“有意引導、斷章取義以及忽視學界內部聲音”等多種新聞學意義上的錯誤處理。而其引用的國外消息因為信息發布的時間差原因 ，存在“因為自身學術背景而對古典學系改革做出了大而化之的理解”的問題 ，徹底將一次學術內部的改革變成了政治意義的變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觀察近十年內古典學研究的整體動態，會發現這種改革并非孤例。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2020年伯克利大學決定從2021年八月開始把“古典學系”（Classics）改為“古希臘羅馬研究系”（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tudies），同時以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為首的古希臘學者聯合其他八位教授署名的“The Postclassicism Collective”合著了名為《Postclassicisms》的著作，這一切都標示著對于古典學內部反思引起的改革正在進行。

這樣的改革對于古典學來說并不稀奇，據筆者的一位名叫“Hilaria”的古典學系好友介紹，德國也有幾所學校的古代史項目取消了語言要求。若是進入學科發展的長時段，我們會發現一些更有趣的變化。打開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系的介紹后，我們會發現普林斯頓大學的古代語言訓練是在十九世紀后半葉才形成的學術學科，而古代語言和文本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初，才由時任校長的伍德羅·威爾遜整合吸納為古典學系。另一方面，在1917年課程改革之前，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古希臘文，因此古典學系的誕生本身就和當時環境中對于語文學的反思有關。

十三世紀正在上課的學生們

二、對于古典的探索和古典學的出現

在十四世紀之前，對于古典文化的的探索和使用都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圖，例如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從1231年開始在西西里王國鑄造了一種叫“Augustalis”的金幣，這枚金幣效仿羅馬金幣，正面刻著一位頭戴月桂花環的古代皇帝半身像，篆寫了銘文“CESAR AVG IMP ROM”，背面則是名字“FRIDE RICVS”。就這樣，腓特烈通過金幣圖像賦予了自己羅馬皇帝頭銜——奧古斯都（Augustus）。但不可否認的是，正如培根所言，‘語言知識是通往智慧的第一道門戶’（notitia linguarum est prima porta sapientiae），中古時期依然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古典的重要性。

然而，該學科在發展初期并不順利，例如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吐槽當時的君士坦丁堡沒人懂希臘文（quamvis Graecae linguae nescius），也沒人會用希臘文書寫作品（nos nec Graece novimus,nec aliquod opus aliquando Graece conscripsimus）；歷史學家約達尼斯在編寫《Getica》時坦言自己是“不懂語法者”（ agrammatus），并且對于抄寫挪用的部分也承認自己是在抄用前輩學者的修辭（Scito me maiorum secutum scriptis ex eorum latissima prata paucos flores legisse）；都爾主教格雷高利雖然在編寫《Historia Francorum》時確實比較熟悉《埃涅阿斯記》，但也一直強調自己的語法知識非常匱乏，很多行文會違背規則（veniam precor, si aut in litteris aut in syllabis grammaticam artem excessero,de qua adplene non sum imbutus），在序言中指出當時高盧的教育和學問都大不如以前（Vae diebus nostris, quis periit studium litterarum a nobis）。這樣的狀態直到大量的古希臘文本被重新發現后才發生了改變，例如翻譯了阿維森納注釋的《論靈魂》的貢迪薩爾維在譯作前言表示，自己在托萊多大主教雷蒙德要求下從阿拉伯文將作品翻譯為拉丁文（et me singula verba vulgariter proferente, et Dominico Archidiacono singula in Latinum convertente, ex Arabico translatum）。

在這樣的翻譯浪潮下，學者開始提出“對于古代文本的掌握必須從語言入手”，最先指出這個問題的就是本段開篇提到的培根。培根反對當時大批學者在譯本中爭論古代的概念，在指出了大量的翻譯錯誤后，培根認為不如直接去學習原文。他在作品《Opera quaedam inedita》第四百六十九頁明確指出了研究亞里士多德讀原文的必要性和讀譯本的危害，而在另一部作品《Opus majus ad Clementem Quartum》中，他則拿荷馬的作品表示，翻譯的文本無法表達作品原文的美感（si cuiquam videatur linguae gratiam interpretatione non mutari, Homerum exprimat in Latinum ad verbum）。羅蘭（ Ingrid D. Rowland）在論著《The Culture of the High Renaissance: Ancients and Moderns in Sixteenth-Century Rome》中認為，文藝復興時期高雅文化的主要推動力就在于對于古代語言和美學的復興；馬基雅維利在著作《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前言部分就點明了當時人對古代崇拜有佳，將所有榮耀都歸于古代（Considerando adunque quanto onore si attribuisca all'antiquità, e come molte volte），他們不僅會花重金去買一個殘破的古代雕像，還會遵循古代醫術或者法條，人文主義的思想也就在這種土壤中誕生。所以我們能看到被稱作“人文主義之父”的彼得拉克會在作品《Historia Iulii Caesaris》“prooemium”部分開篇就表示：追求古代知識是希望從古代道德戒律改善當世的基督教世界（Incubui unice inter multa ad notitiam vetustatis, quoniam mihi semper aetas ista displicuit）。【1】

隨著啟蒙運動的到來，資本帶來的信仰形成了新的神圣性，而舊宗教的信仰逐漸被轉化或者消解（見麥克拉赫[Eugene McCarraher]在作品《The Enchantments of Mammon:How Capitalism Became the Religion of Modernity》中討論了資本主義對于舊價值的消解和取代），就如同基爾舍（Timothy Kircher）去年的新作《Before Enlightenment: Play and Illusion in Renaissance Humanism》中認為，文藝復興對啟蒙運動的影響和后者對前者的傳承一樣。十七世紀之前的文化力量促使了啟蒙運動的爆發，這也讓不少當下的學者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段時間的歷史歷時性。例如雅各布（Joachim Jacob）2021年二月份編纂的論文集《The Reception of Antiquit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就收錄了一百四十篇討論古希臘和羅馬文化如何參與啟蒙運動的文章，揭示了自1687年開始對古代概念的理解和接受并不局限于“一種理論的討論”，而應該是社會范圍內的大規模整合。基于這樣的討論，不少學者對啟蒙運動時期的大學和知識進行了新的考察，例如薩洛蒙尼（David Salomoni）2021年的作品《Educating the Catholic People: Religious Orders and Their Schoo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1500–1800）》考察了三個世紀以來，怎樣的群體和人員在滿足意大利半島的教育需求的同時對傳統教育進行了革新。

這提醒了我們，在十七世紀開始，教育和知識將隨著社會發展產生新的變化。在自然科學的飛速進展和印刷文化的興起后，許多新的思潮涌現，例如麥金托什（Carey McIntosh）在去年的作品《Semantic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New Words and Old》考察了1650年到1800年間，在自然科學革命沖擊下出現的新詞和對舊詞概念的新解讀，這意味許多學科和研究的框架也突破了古代框架。我們可以發現，教育開始逐漸普世化（哈羅（Pedro Aullón de Haro）在論文集《Introduction to the Spanish Universalist School: Enlighten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versus Politics》中就耶穌會的教士對啟蒙運動時期知識全球化和普世化進行了討論）。知識的下降讓新的學科得以出現，一些以往被視作精英才能掌握的學問也不再那么“精英”。

皇帝狄奧多西二世編纂的法典《Codex Theodosianus》會要求“為能接受教育的青年安排最杰出的教育，即能夠教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修辭學者和語法學家”（praeceptorum optimi quique erudiendae praesideant iuventuti, rhetores loquimur et grammaticos Atticae Romanaeque doctrinae）；學者哲羅姆會在《Chronicon》中記載自己的老師多納圖斯和當時的修辭學者維克多林是羅馬的名人（Victorinus rhetor et Donatus praeceptor meus Romae insignes habentur）；尼卡諾爾因為研究了八種標點符號所以被叫做“標點符號學家”（?στιγματ?α?），僅存一篇文章的學者希羅狄安因為對古希臘單音節詞和生僻詞有討論，被后世學者譽為“通曉技藝”（ ? τεχνικ??）；伊納休斯雖然沒有作品留下來，但他也因為對于語法的研究，被贊揚發掘了已經被遺忘的語法技藝（?? ?? φ?ο? ?γαγε τ?χνην γραμματικ?ν, λ?θη? κευθομ?νην πελ?γει）；詩人策策斯也會在作品《Chiliades》中將語法和修辭學視作獲取知識的學問系統（δευτ?ρω? δ? ?γκ?κλια μαθ?ματα καλο?νται ? κ?κλο?, τ? συμπ?ρασμα π?των τ?ν μαθημ?των）。

但我們可以發現，到了十八世紀，對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學習都屬于哲學的下屬學科——語文學（Philology）的分支下。必須注意的是，作為一門學科的古典學在大學中出現得非常之晚，很多研究都是在其他稱謂的學科下完成的。1777年，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格廷根大學注冊時要求學習“古典語文學”（studiosus philologiae），而當時這個學科并不存在。最終在沃爾夫的強烈要求下，校方妥協同意以“古典語文學”為其注冊。這也算是大學體系內最初的古典研究學科的誕生，我們也可以從第三部分中“當時大學的授課”，來看出古典學研究和語文學之間的關聯。

三、語文學的脈絡和歷史科學的背景

柏林大學1844/1845年的冬季課表

我們可以在柏林大學1844/1845年的冬季課表中看到古代史、希臘史和羅馬史都屬于“歷史學和地理學”方向，而當下屬于古典學系的拉丁文訓練、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對于《阿伽門農》跟《金冠辭》等古希臘文作品的研究都屬于“語文學”方向。當時的課程表中并未出現“古典學”這一學科。在當時，語文學就是囊括一切古代研究的學科，所以也被稱作“古代科學”（Alterthumswissenschaft）。例如沃爾夫于1831年出版的著作《Vorlesung über die Encyclop?di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的目錄部分叫做“古代科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Alterthumswissenschaft），而諸如希臘文和拉丁文這樣的古代語言則屬于“古代科學的基礎部分”（Die Fundamentaltheil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i）中的A部分：“語法或語言研究”（Grammatik oder das Sprachstudiam），諸如“碑銘學”（Epigraphik oder die Lehre von den Inscriptionen）則屬于“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oder die Lehre' von den Kunstwerken der Alten）的大領域、在古典學中的古典文本方向則是“希臘羅馬文本科學和藝術史”（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bei Griechen und R?mern）這一分類、而文物方向則是“希臘與羅馬的古物”這個大塊（Alterthümer der griechischen und r?mi- schen Nation），這一切被稱為“古代科學的主要部分”（Die Hauptheil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同年沃爾夫的另一本著作《Encyclop?die der Philologie》中出現了同樣的順序，在第三十二頁把涉及古代語言（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的 “Sprachftudium oder Wiffenschaft beider alten （der griech. und lat.）Sprachen”章節同樣設置為了第一部分，第一百六十一頁則是針對文本的“詮釋學與批評”（Hermeneutik und Kritik）。

實際上，這是十九世紀學科演化的正常路徑，例如伯恩哈迪（Gottfried Bernhardy）在1832年的著作《Grundlinien zur Encyklop?die der Philologie》中將第三章“語法”（ Die Grammatik）歸為B部分“語文學的工具”（Organon der Philologie），而古代史或者古代地理則屬于C部分“語文學的實屬學科”（Reale Wissenschaften der Philologie），碑文研究則屬于最后一個部分“語文學的附屬學科”（Beiwerke der Philologie）。在伯克（August Boeckh）長達五十六年的講座手稿《Enc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中，無論是碑銘學、語言學、古羅馬的經濟史、古希臘的藝術史或是研究方法都屬于第二大部分“古代科學的質料學科”（ Materiale Diseiplinen der Alterthumslehre）；伯恩海姆（Ernst Bernheim）1908年的著作《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中第一章§4“歷史科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Das Verh?ltnis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u anderen Wissenschaften）的第一節就是“與語文學的關系”（Verh?ltnis zur Philologie），在第三章§3“輔助科學”（Hilfswissenschaften）部分的第一節“語言科學”（Sprachkunde）后則標注了“語文學”。

這些十九世紀的課表、講座和著作都指出：對于古典學來說，語文學正是最重要的學科源頭，而古典學本身就是十九世紀學科分化的產物，這也能解釋為何上文提到的普林斯頓古典語言和文本研究會在十九世紀末形成學科，并在二十世紀初被納入古典學系之中。

所以，對于古典學學者而言，普林斯頓大學的變動是非常正常的。正如同十九世紀歐陸大學中正在興起的歷史學，以及二十世紀初美國大學正在籌備的古典學都是從原有語文學中分化而來；而語文學在大學中則隸屬于哲學這個大塊。沃爾夫在《Vorlesung über die Encyclop?di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第六頁指出，古人會用“博學”（eruditus）這個詞來描述具有歷史知識的人，所以興起的古典語文學是要在現有基礎上發展哲學和歷史學方向的科學（sonderlich aus der historischen und philosophischen）——這個想法被學生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和維爾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延續。桑迪斯（John Edwin Sandys）在《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III》第二百一十三頁表示，在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和海耶納（Christian Gottlob Heyne）的時代，對于古代世界研究重點還是放置在古希臘語和拉丁文上，政治史依然是從屬地位，尼布爾和伯克大大推動了進展，而后繼的穆勒在細讀了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的《R?mische Geschichte》后，將精力放在了歷史科學上。很有趣的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在1885年留下的自傳中表示讓自己對歷史科學充滿期待的也是這本書。

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并沒有獨立且成體系的歷史科學培訓系統，而歷史意識就在這些語文學者的研究中逐漸蘇醒。穆拉克（Ulrich Muhlack）在論文“論十九世紀古典語文學與歷史的關系”（Zum Verh?ltnis von Klassischer Philologi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19）中認為：十九世紀語文學為歷史主義歷史學提供了方法。伯克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方法，科爾斯特倫克（Irene Kohlstrunk）在著作《Logik und Historie in Droysens Geschichtstheorie:E.Analyse von Genese u.Konstitutionsprinzipien seiner “Historik”》中指出伯克讓語文學逐漸“歷史學化”，變成了歷史學-語文學，也被稱之為“內容語文學”（Sachphilologie），而另一位赫爾曼（Johann Gottfried Jakob Hermann）則延續了語言和詮釋學的路徑，被稱作“語言語文學”（Sprechphilologie），前者逐漸演變為當下歷史學，后者的核心依然是“古典語文學”（ klassische philologie）。但如同“classic”作為第一等的含義直到1613年才在英語中出現一樣，這個時期的學界也沒有學者會稱呼自己為古典學家或者歷史學者。

例如《Lebensnachrichten über Barthold Georg Niebuhr: aus Briefen desselben und aus erinnerungen einiger seiner n?chsten freunde》收錄了一封尼布爾在1794年11月16日的信件，其中說到“若要提及我的名字，我將被稱作歷史作家、政治作家、古代研究家和語文學家（ wird man mich als Geschichtschreiber,und politischen Schriftsteller,als Alterthumbfors fcher und Philologen kennen）”，直到1868年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Historik》中對歷史知識進行限定，才確定了現代歷史學的基本框架，德羅伊森會認為歷史知識理論的任務就是成為歷史思考和探索的工具（ein Organon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 zu sein），這樣的探索讓“建立在歷史知識理論之上”的歷史科學開始出現。

古典學系正是在這種學科脈絡中發展出來的，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Ulrich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1921年的著作《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指出：古典學的任務正是要通過科學的力量使那死去的世界重新煥發生機（Die Aufgabe der Philologie ist, jenes vergangene Leben durch die Kraft der Wissenschaft wieder lebendig zu machen）。這個時期的著作中已經獨立提及了“古典學”（ Classical Scholarship），而1982年勞埃德-瓊斯（Hugh Lloyd-Jones）的譯本《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也是把原標題的“Philologie”作“classical scholarship”理解。正如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所指出的，興起的古典學是建立在歷史科學基礎之上，追隨現代心靈對古典世界進行探索，這也是與既往被稱作“古代科學”的“語文學”不同之處。

正是這樣的探索決定了古典學視角中的“古典”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考察的概念，例如普法伊費爾（Rudolph Pfeiffer）在著作《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中提出，古典學研究始于公元前三世紀，在社會轉變的背景下，詩人和學者們逐漸意識到了既往時間和未來之間的斷裂，出現了被斯特拉波稱作“詩人學者”（ Ποιητ?? ?μα κα? κριτικ??）的菲力塔斯和第一位在荷馬作品箋注留下名字的安提馬庫斯。同時，因為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建立，前三世紀的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收集過往作品進行編纂。這些詩人學者一邊承載著詩人的記敘職責，一邊對文獻進行校訂。這種從菲力塔斯到德邁特利烏斯時期的學術風氣塑造了最早的古典學，也指出了公元前三世紀中詩人學者們已經意識到了一個“古典”的時間存在。

我們當下的“古典”意識也同樣包裹著來自近現代的認知，這一點陳瑩雪在作品《修昔底德的蘇醒——古史寫作與希臘民族認同轉型》中有較深入的討論，她指出當下對于古典文本的推崇本身就是西歐制造的古希臘傳統/地中海主義對希臘等地中海世界的殖民，以神圣化古典來否定古典之后的歷史，例如迪波德（Hans Karl Dippold）會在作品《Skizzen d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Vorlesungen gehalten in Danzig im Winter 1811》中會將修昔底德視作真實歷史的唯一開篇（Das erste Blatt des Thukydides ist der einzige Anfang aller wahren Geschichte），這個觀點被庫馬斯（Κωνσταντ?νο? Κο?μα?）吸收，后者同樣將修昔底德視作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歷史學家（Ε?λ?γω? ?μπορε? ν? ε?πη, ?τι ο?τε σ?γχρονο? του ο?τε μεταγ?νεστερο? του μεταγ?νεστερο? του ?δυν?θησαν να μιμηθσι το ?ργον του），而希臘之所以沒落就是因為馬其頓人的征服，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論文中認為從菲利普到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的雅典一直在衰落（Die wahre Periode des Verfalls Griechenlands war schon die Regierung Philipps und Alexanders）。基于這種觀念，一種新的“古典”隨著特殊時代背景產生了，當時的希臘學者在翻譯經典作品時會盡力通過注解和再造翻譯來塑造新的民族意識，通過對于“古典”的塑造來形成新的“古典”。修昔底德在《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有一段描述伯利克里盛贊為國捐軀者的死亡彰顯了他們的勇敢（δοκε? δ? μοι δηλο?ν ?νδρ?? ?ρετ?ν πρ?τη τε μην?ουσα κα? τελευτα?α  βεβαιο?σα ? ν?ν τ?νδε καταστροφ?），這一段被當時的翻譯學者杜卡斯（Νε?φυτο? Δο?κα?）翻譯為他們的死亡展示勇者的美德，以不朽烙印勇氣（? θ?ναντο? αυτων δεικν?ει την αρετην ?ν?? ?νδρο? γεννα?ου ?ξ ?ρχ?? μ?χρι τ?λου? , ?πισφραγ?ζων αυτην μ? τ?ν ?θανασ?αν），并且還特意標注這種為國家獻身的勇敢就是最大的美德（τ?ν ?ρετ?ν τ? ?δ?ω ?π?ρ τη? πατρ?δο? θαν?τω τη? ανδραγαθ?α? μεγ?στη? ο?ση? ?ρετ??,προκρινομ?νη?），這樣的解讀是在回應被奧斯曼統治的社會現狀，在現實需求的召喚下自然而然就會借用經典文本來塑造全新的“古典”意識，以完成對民族國家歷史連續性的整合。

邁錫尼壁畫上的婦女

這樣的發現至少說明了“古典”只能作為一個特定時間點的特殊概念，很難作為一個數百年歷史發展的時段性質來理解。這一發現也要求學者在盡可能拋棄一個被稱作“古典”概念化框架之后，再對研究進行探索。在這方面，有不少學者都試圖從個案來重新推敲整個時代的脈絡，例如麥克雷（Duncan MacRae，2016）的著作《Legible Religion: Books, Gods, and Rituals in Roman Culture》從公元前一世紀末出現的非圣經文本討論一種“反應在公民生活中的宗教神學”，在對于古希臘文本的吸納和對于羅馬信仰的文本化過程中如何進行宗教劃分。民間的神學體系也為帝國君主制的建立和教會的興起提供了載體，在多元崇拜的背景下通過文本形成了權威知識的場域，使其超越了其他信仰構架，塑造了對民間的新解釋。這樣“從經典文本形成前的個案對整體社會風氣和制度之間影響”的考察打破了既往對于羅馬宗教的單一認識。

同樣的個案推敲在哈克尼（Casey Dué Hackney，2019）的作品《Achilles Unbound: Multiformity and Tradition in the Homeric Epics》中有著更精彩的精彩討論，哈克尼通過探查經典文本《伊利亞特》的廣泛記載和多種形式，來揭示一些看似“古典”的文本或許并沒有那么古典，或許在不同時段中，這些文本本身就有著不同的體現。例如在對于《伊利亞特》Venetus A的考察中發現，公元前三世紀的學者阿里斯塔克斯會因為認為荷馬的創作是受神啟發，所以荷馬不可能創作出不符合這一倫理的角色，而對一些文本進行刪減或增改，以符合當時的倫理以及阿喀琉斯應有的性格與形象（κα? ο? λ?γοι ο? πρ?ποντε? τ? το? ?χιλλ?ω? προσ?π?）。這似乎告訴我們，“古典”這個概念在我們當下認為的古典時代中依然會變化，不同時期的學者會對他們當時的“古典”文本作出新的詮釋、注解甚至改寫，來符合時代的變化。

亨德森（Thomas R. Henderson,2020）的著作《The springtime of the people:the Athenian Ephebeia and citizen training from Lykourgos to Augustus》討論了被稱作“?φηβο?”的軍事教育體系，認為在發展中?φηβο?已不滿足于單純的軍事訓練，而是逐漸演變為公民文化的一部分（[?]θυσαν δ? κα? ?π? τ?ν ?ρ[?ων] κα? το?? θεο?? το?? κατ?χουσ[ιν] τ?ν ?ττικ?ν）。而在常被認為衰落了的希臘化時代，?φηβο?依然保持著重要的作用，在公民生活著有著非凡的活力。這三本著作都從不同個案挑戰了一種既定的古典框架觀念。這似乎說明了基于特定時代形成的古典學系所代表的古典觀念，在學術發展脈絡中需要有足夠的限制和澄清。那么，作為一個概括時段的“古典”概念就難以成為一個特定學術方向的分析視角，學術對于自身方法和視角的反思也就必然會出現了。

注釋1：但必須得注意的是，在該時期對于古典的理解非常淺薄，基本只滿足于引用一些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句子，并沒有什么研究，例如布魯尼說是研究希臘歷史，但其實只是把色諾芬的《希臘史》注解了一下，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這么進行的，伊拉斯謨在《Stultitiae Laus or Moriae Encomium》第六段中嘲諷雄辯家們只要把幾個希臘文小詞像工藝品一樣鑲嵌在拉丁文演講里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絕技，要是別出心裁從故紙堆中摘些舊詞把讀者弄迷糊，更能顯得自己有多么高明（quibus tenebras offundant lectori, uidelicet, ut qui intelligunt, magis ac magis sibi place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