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交通的謀劃

1937年七七事變當天，家父陳修和正在陜西寶雞勘查，準備新建兵工廠，忽然收到軍政部兵工署長俞大維的急電，要他馬上趕回南京。一年前他從法國軍政部高等兵工學校畢業后回國，被任命為兵工署兵工研究專門委員，考察建廠事宜。那時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西部內地新建兵工廠，以加強國防力量，準備抗戰。上世紀六十年代也在三線建了許多工廠，想法如出一轍，但假想敵已完全不同了。

父親到了南京，俞大維告訴他：“中日戰事已起，新建兵工廠緩不救急，我國部分軍火和大部分制造兵器的材料都需要從外國進口，而滬、粵等處海口將被敵人封鎖，無法輸入，惟越南海防有鐵道通入云南和廣西邊境，可以補救這個嚴重問題。”當時國民政府已預見到敵人來勢洶洶，戰事將會出現很不利于我方的情況，必須未雨綢繆。俞又說：“已同法國駐華武官商談過，我國軍火有權通過越南，希望你偕同法國軍火商龍東前往越南視察中越交通情形，期于一個月內返京。”那時歐洲尚未開戰，法國仍與中國站在一個戰壕里。

父親接受了這項任務，當天就與龍東辦好了護照簽證，然后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再乘西南民航客機飛往河內。那個年代滬粵不通火車，要乘海船到香港再轉至廣州。赴越的交通也不通暢，肩有重任的人可以乘坐飛機。交通的不發達，對敵人是掣肘，對抗敵也是極大的制約。

在河內，父親和總領事許念曾、法商龍東到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府交涉武器過境的問題。那時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越老柬三國稱法屬印度支那。在總督府主管的政治部長同意中國進口的軍火物資從越南通過，但是拒絕德國制造的武器假道，他們想不到，不久之后自己會向德國人投降。

在一個月的時間里，父親對越南北部的交通情況做了詳盡的調查，他發現海防港可以停靠萬噸輪船，起重和倉庫設備也相當完善，很有利于轉運軍火，而后的陸路運輸就要靠鐵路和公路。當年從海防到昆明已有滇越線，全長達八百四十八公里，但是越南境內是窄軌鐵路，且山洞多、坡度大，每月運量只有一萬噸左右，滿足不了軍事需要。好在從海防到廣西邊境還有一條鐵路，長兩百六十七公里，路線較平，無山洞，運量也大。

問題是鐵路的終點在龍州左江上游的支流邊，無法利用龍州左江的運輸能力，父親建議修建一條五十公里的鐵路，連接同登與龍州。一旦這條鐵路修通，軍用物資就可同時利用水陸兩條線，大大擴大運輸能力。這是一個應付戰時緊急需要的好辦法，俞大維將父親的報告轉予何應欽和蔣介石，他們都批準了，并限令交通部在六個月內將龍州到同登的鐵路修成，同時疏通廣西的公路和航路。父親在回南京的路上，曾拜訪李宗仁，他也表示要盡力協助改善廣西的交通，支持抗戰。

然而這個建議卻在實施過程中夭折。因為交通部在勘測時，發現這條線路山谷較多，工程較難，決定改修從同登經鎮南關到南寧的南鎮鐵路，全長兩百公里。父親說，當時的交通部長張嘉璈不考慮戰爭的緊迫性，不相信中國人搶修鐵路的各種辦法，卻要按照和平時期的思路搞大工程，依靠外資，先組建中法建筑公司（由宋子安的中國建設銀行與法國銀行團合資），談判數月，1938年4月公司才成立。施工中，盡管這條鐵路地勢平坦，進度卻十分緩慢，直到1939年11月，才修成一百公里的窄軌路基。鋪軌尚未完成，日軍已從欽州登陸，侵入南寧，又不得不倉皇拆除。

此路從批準到修建，白白浪費了兩年多的時間，未對軍事運輸做出任何貢獻。父親以為，國民黨的最高領導有魄力批準一項非常規計劃，而到了執行的機構，則既無遠見又很貪婪，結果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像父親這樣身在國民黨體制內的人，對宋家財團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特別是在戰爭期間隨意干擾戰略布局，也很是不滿。

除了滇越、滇桂鐵路和南鎮公路，而后在中越交通線上起了很大作用的還有一條全長九百公里的公路。它從國內沿黔桂公路的車河，經東蘭、田州、田東、天保、靖西到越南邊境的岳墟，長五百公里；在越南，從海防、河內、高平到岳墟，長約四百公里。因工程技術標準要求較低，公路的修建可以發揮當地民眾的力量，終于在南寧失陷前趕筑通車，雖然路面質量不高，但在日軍侵占海南島，封鎖我沿海區域，以及南寧失陷之后，該路繼續保持通暢，擔負了重要的軍運工作。

搶運軍火物資

父親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南京，日寇已發動侵犯上海的戰役，國民政府奮起抵抗，就是著名的淞滬抗戰。軍事當局意識到抗戰形勢的嚴峻，決定立即在西南地區建立國際運輸機構，命令交通部次長曾養甫（后由宋子良負責）在廣州組織西南運輸處（簡稱西運處），擔任進口軍用物資的運輸。父親則代表兵工署與西運處聯絡，協同工作，并兼任兵工署駐香港辦事處的主任，當時大家都認為香港不會輕易陷入戰事，因而把基地設在那里。9月初父親又回到廣州，在而后的四年里，始終工作在軍火運輸的第一線，經歷了許多驚險的場面。

抗戰開始后，經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協商，他們同意調撥一批軍火，援助中國的抗戰，那時斯大林期望中國的抗戰牽制日軍的勢力。這批軍火在黑海某軍港裝船，秘密開赴遠東，其中兩艘輪船指定在海防轉口，運入我國。船中有裝甲車、火炮等大件，因準備隨時交付部隊使用，未曾裝箱。不料在海防碼頭起卸時，被日軍間諜發現，日本政府即向法殖民當局抗議，要求禁止運入中國境內。

法方竟然接受他們的無理要求，準備停止中方的運輸。當時這批軍火已裝入火車（約兩千噸左右），正要從同登卸下，經公路運入廣西，得知法人禁止內運的消息，父親他們趕快將火車從同登折回，改經滇越鐵路，直運昆明。因動作迅速，法殖民當局的命令到達時，這列火車已離開了越南境內。當這批武器突然抵達昆明時，接收、保管均無人負責，父親馬上飛往昆明，與云南省主席龍云和航空學校校長商洽，暫由當地駐軍和航校代為看管。父親旋即飛回河內，處理其他滯留在海防的軍火。

這批軍火在昆明存放時，著實引起震動。據馮君銳回憶：市內拓東路古幢公園內存放了大量的坦克、炸彈、機槍等軍火。一方面許多人未見過蘇制的武器，停放的炸彈，大的每枚一噸，小的無數；機槍是葉片冷卻的，使用彈帶裝送子彈，連兵工署的同事也沒有見過；坦克約重十噸，裝小炮、機槍各一挺。另一方面更擔心，萬一敵機空襲或不慎爆炸，半個昆明將成廢墟。好在南寧新組建的特別大隊車輛抵昆，五十輛新車，滿載蘇聯的軍火浩浩蕩蕩起運重慶。路上險情不斷，憑著抗戰的高昂熱情和司機高超的技術，這批軍火基本無損傷地抵達了重慶。

父回到海防后，因為尚有大批彈藥卸置港口，被法人扣留，我政府同時向法國巴黎政府及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做了數次交涉，均無結果。根據中法條約，我國軍火有權由滇越路通過，法方實屬違反國際條約，經我方嚴重抗議后，才同意商量解決辦法。他們提出表面扣留，暗中讓中方采取走私的方式，由海防裝入小舟，運至芒街，再轉入廣東邊境的東興。父親與西運處的負責人宋子良同意了這個方案，宋還據實報告了蔣介石，中國軍方迫不得已批準了這個方案。但此時軍事形勢更加惡化，日軍軍艦已停泊在欽州灣外，如果行動稍不機密，即有遭炮擊的危險，后果不堪想象。

為了保證這次偷運的成功，父與西運分處處長汪英賓到沿線仔細考察，布置中越邊境的接轉地點，東興沿線的竹木叢箐的蔭蔽地帶都被劃作暫時存放彈藥的露天倉庫。轉運時，海防港卸下的械彈裝上木船，用小輪拖帶，沿著海邊，轉入芒街內河，再駁上東興江岸，運到預先指定的臨時倉庫。

如此晝夜工作，歷時近一個月，才將三千余噸的械彈運入國內。在此期間，父親與海防西運分處處長黃強駐守于越境內的芒街，汪英賓則駐守于我境內的東興。父親每日通過中越國界的大橋，往來兩處，密切監視各方的動向。當時戒備極嚴，凡行蹤可疑的外來人，均暫予扣留，待運輸完畢，才予放行。其間也不時有險情出現，開始轉運的前一日，日軍忽然派飛機在距東興二十余公里的白龍尾海角投彈數枚，幸虧都落在空場上，轉運期間從東興口外的敵艦上，也不時有炮彈飛來，但均未發生意外事故，大家感到十分慶幸，他們的成功行動得到嘉獎。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陷，越南海防成為中國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依靠的碼頭。原來經過香港內運的公私物資，大量涌入海防，碼頭倉庫貨物充塞，沿江馬路機器材料堆積如山，海防港務局因存貨過多，無法疏散，竟限制貨輪入口。我公私機關單位則競相搶運，滇越、越桂鐵路、南鎮公路都成為轉運的生命線。

為了搶到車皮，各種賄賂、公私不分、大發國難財的情況時有發生。與此同時，因國內各種機構紛紛到越南設置臨時機構，一批商人也隨之入越，河內突然間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一時間歌舞升平，出現空前繁榮的景象，據說當時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曾三令五申要求大家檢點，但是約束力很小。戰爭期間，很多人期望可以找到一個偏安的居所，即便是曇花一現。

抗戰初期，兵工署曾定購一大批兵工器材和軍火，那時留存在海防的機器材料尚有一萬多噸。之前軍政部已決定在昆明附近建立四個兵工廠，從東南沿海內遷的兵工廠也紛紛在黔桂兩省尋地重建，設備材料成為重要的戰略物資。昆明、重慶的兵工廠均等待這批器材開工，而日軍又派機炸毀了云南境內開遠和河口的鐵橋，導致鐵路中斷。俞大維鑒于情況急迫，報請蔣介石統籌運輸辦法。蔣命宋子良親赴河內，主持西運處的工作。在這個關鍵時刻，蔣親自干預，派宋家的子弟坐鎮，解決問題，體制的薄弱也可見一斑，好在宋子良不辱使命，抗戰初期，西運處的成績卓著。

父親代表兵工署專設機構與西運處配合，鐵路當局也要予以配合，公私物資凡經過滇越鐵路，均由西運處統一調配。他當即決定所有鐵路平車，全裝兵工機器，直運昆明，而汽油、五金材料，亦列入優先起運。在鐵橋修復過程中，因車輛緊張，宋子良與父親只能乘汽油車到開遠查看搶修情況。他們決定在鐵橋修復之前，先將重要器材運入我過境河口儲存，等待接轉。

然而事情并沒有就此解決，法殖民政府還要從中作梗，他們看見中國的軍用物資堆積在海防，早已垂涎。特別是機器設備，覬覦最久，其中多是德制設備，他們即宣布德國制造的商品不準通過，將大批機器設備扣留。事實上這些設備早于歐戰發生前就運存于海防，等待轉運。法殖民當局不顧事實，仍然視同敵貨，企圖沒收。中國政府與法國政府交涉再三，法方才同意由行政院長孔祥熙在貨單上簽字，方可放行。

就在起運前夕，一日法軍部忽派軍官到海防倉庫，借口軍事需要，不許德制機器起運，一再交涉，毫無結果。父考慮到時間緊迫，不能再靠曠日持久的正式程序和談判，遂即與法軍部直接商量，凡同類的工作母機，其數量較多者酌借一部分給法軍，其余的即由我起運，他們同意了這個決定。最終借給他們十幾部新式銑床和其他零星機械，由法總督府與我駐河內領事館辦理正式借用手續。其余被扣的一千多部重要機器加速運到昆明，讓各新辦的兵工廠得以開工生產。事后父報告兵工署，重慶方面同意追認這個做法。父親的隨機應變、當機立斷，給上級留下了深刻印象。

遺憾的是，因滇越鐵路軌窄（一米軌距），貨車載重僅二十噸，隧道太小，不能通過大型機械。兵工署原來采購好的幾部水壓機無法運入昆明，又不能從廣西運到內地。曾計劃在我國過境的河口附近、紅河邊上設一分廠，但考慮軍事風險，沒有實行。這些設備一直棄置在海外，不知為誰利用？

從此之后，除法國制造的武器外，各國軍火都不得假道越南，而法人供給的武器數量又少，因此從海外援華武器的途徑就由滇緬公路取而代之，但是機器材料仍由滇越、越桂線轉運。

1939年9月，英法對德宣戰，11月日軍侵入南寧，南鎮公路全線失陷，滇越鐵路變得異常擁擠，當時滯留在海防、急待入境的車輛高達五千輛以上。幸好正在修建的田岳和河田公路，已接通越南的高平，雖未鋪路面，仍可勉強通行。日軍侵占龍州后，已無力前進切斷這條新建的公路，但仍派機轟炸，阻撓行車。由諒山至高平的公路，因路面狹窄，只能單線行駛，法殖民當局還要規定每日只能通過五十輛車，限制中國的搶運。我運輸車隊雖時有損傷，仍堅持晝伏夜行，未曾間斷。

抗戰前后國民黨政府修建了不少兵工廠，但從未計劃自己設廠生產原材料，其需求全靠外國進口，父親對這一點始終耿耿于懷。抗戰爆發后兩年，存貨和剛進口的物資，幾乎全部用盡，重慶各兵工廠急待進口的原材料開工，請求河內空運接濟。但當時空運能力有限，而公路運輸又有太多的規章，須分段接轉，費時費力，且錯誤甚多。父親與西運處商定，將急用的兵工材料裝卡車百輛，由海防經廣西的新公路直駛重慶，以應急需。兵工署對于如此長途行車，頗表懷疑，但歷時不到一個月，憑著司機的勇敢機智，冒著敵機轟炸，仍安全到達，毫無損失。這種辦法一致持續了三個月，直到中越交通線又被法方封鎖。

在父親的回憶中，對中越職工、華僑同心協力、晝夜工作，完成搶運任務，表示了深情地感謝。據馮君銳回憶，當年從香港、湖南、廣西、貴州、四川和云南招收、培訓了上萬名司機，由陳嘉庚招募回國的南洋華僑機工就達三千余人，保證了各條線路上五千余輛車輛的戰時運輸。

1940年6月，法軍戰敗，法國政府向德國法西斯投降，但是法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政府仍有相對的獨立性。日本要求法在越的殖民政府停止中越運輸線，并派人監視封鎖中越邊境，法殖民政府竟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我存于越南的公私物資尚有十余萬噸停留在海防各地，當時唯一的出路是轉往緬甸，從仰光轉運，誰知英國殖民當局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封鎖滇緬公路三個月。國民政府本希望英法政府遵守國際條約，不至于投石下井，誰知結果如此！后中方也曾想辦法從其他渠道轉運，但進展不久，因日軍繼續進軍而不得不停頓下來，至此中越交通線完全斷絕。

據父親回憶，從1937年9月到1940年6月，經越南和滇桂兩省的鐵路公路運入中國的物資約在四十萬噸左右，其中除蘇聯援華的武器外，其余則以設備、原料為主，數量最大的是飛機汽油和其他燃料油料，極大地支持了抗戰初期的戰爭。

中法日的角逐，越人的態度

日軍兵臨越南時，要求與法殖民政府簽訂《日法軍事協定》，但法方態度曖昧，沒有馬上答應，中國政府則積極爭取法方與中國合作抗日。當時中方駐越的機構推總領事許念曾面見印度支那總領事德古，探詢他對日軍的態度。德古提出：“假使法人抵抗日軍的侵犯，中國方面究將給予怎樣的支援？”領館將此情況電告重慶政府，立即得到回電：“如法軍與我合作抗日，我政府決定派九師兵力援助。”但是，法當局得到通知后，仍遷延觀望，不做決定。

我駐越機關鑒于情況緊急，推舉父親飛重慶面見參謀總長何應欽，報告越南情況。經何轉告蔣介石，要父親于次日返越，邀請法方派軍事代表到重慶面商。父親趕回河內，即由許念曾面告德古，并留專機等候他的代表飛往重慶。經過半天的對話，法當局暴露實情，原來他們已準備接受日人的要求，拒絕同我國討論合作了。

不久，日軍由廣西邊境侵入越南。法軍中的越南官兵，乘機革命，紛紛起義，于是日軍很容易地包圍了諒山。駐在海防的日艦也采取行動，日空軍更是用法國制造的飛機，向海防、河內投彈。父親說：“法國殖民者養尊處優，素無斗志，軍事設施，只作鎮壓越南人民的工具，實無抵抗日寇的能力。并且外震日軍的勇猛，內懼越人的革命，尤怕我軍入越，華僑合作，法人地位根本動搖，所謂備戰求援，不過是故作姿態，以欺騙國際視聽，掩飾其怯弱而已。”

1940年9月22日，“法日協定”簽字。日軍由諒山、海防兩處同時向河內前進。法當局通知我領館：“已不能保護你們的安全。”我駐越各機關驟得這個消息，即與滇越鐵路局協商，特備車輛，將中國駐越工作人員全部撤至老街，再轉入國境。當時國境城市河口的鐵橋已為我軍炸毀，滇越鐵路至此中斷，一直到五十年代，該橋才由中越兩國修復。

但中法外交關系尚未完全斷絕，考慮到尚有三十萬以上的華僑散處越南各地，領事館負有保護責任。許總領事當夜會見德古，德古要求河內中國領事館撤到順化或西貢暫住。父親考慮到存越的軍用物資，已有一部分疏散在越南各地，可以乘此機會轉口，搶運到仰光。父親隨即同領事館的人員于22日午夜乘汽車南下，而入越日軍即于次日進入河內，開始搜索我駐越公務人員和預備待命的員工，其中多有被敵軍逮捕殘害的。

父親到達西貢后，收到河內的消息：我國原擬轉口物資，因敵軍初到，尚未完全查出，仍可運離越境。在敵軍逼近時，曾疏散重要軍用原材料一千噸，如釩鐵、鉻鐵、鉬鐵、鉬錠等，暫存于越北義安的邊水港。這些物資，大戰期間，勢難再向國外購入。父親馬上急電香港西運處，請派專輪駛赴邊水接運。隨即得到復電，已租輪前往。父親趕到邊水，協同搶運。船剛出港，當地海關突奉法殖民當局電令扣留，然已不及矣！

但是在海防轉運的貨物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從海防裝運轉口的物資，乘日軍登陸秩序紊亂之際，開出了幾艘。但不久就被敵人察覺。有一艘被扣，強令將船內器材卸回，其余的就不能再動了。此后我存越物資，全被法人掌握，任日軍予取予求。重慶政府對法殖民當局的違約行為，雖曾屢提抗議，但均無結果。

日寇侵入越南，占領海防、河內及附近重要交通地區，達到其封鎖我運輸線的目的。而侵占我南寧的日軍，受到我游擊隊和惡劣氣候的襲擊，傷病累累，遂全部退入河內，集中整理，補充休息，而將中越邊境交法軍駐防，代為守御，脫離了與我軍接觸的困境。從此法軍受日寇的指揮，成為日寇的仆從，俯首聽命，與維希貝當政權，狼狽為奸，助紂為虐。日軍不損一兵一卒，控制了北越的軍事要地。

鑒于我國仍有大批物資被扣在越南，法國政府萬難推卸責任，法國派駐重慶的代表乃與法駐越的殖民當局籌劃，擬將我國物資轉讓，或運出一部分。父親奉命暫留越境，待機洽商，并往來于西貢、河內、高平等處，調查可能搶運的辦法。當時駐越日軍僅據守戰略要點，對于越南民政表面上不加干涉。且汪偽政權已派員入越，設立機構，拉攏華僑，只要不是重慶政府派的人員，中國人尚可自由通行。父親則改易姓名，另換護照，往來各地，且均于小站下車，再換車到達目的地，故始終未被敵人發覺，未遭其毒手。

日軍侵占越北后，更要求占據全越的軍事基地。法國維希政府于1941年7月23日簽約承認，日海軍即將陸續在沿海登陸，中越交通線已處于絕望形勢。父親將此情況電告兵工署。當時父親還兼任香港辦事處副處長，原任處長方兆鎬調赴仰光，俞大維急電父親赴香港接替。他遂與7月28日由西貢乘輪赴港，結束了他自抗戰開始到越南建立中越交通線的工作。

在這里要提及的是越人對日軍入侵的態度。當日寇開始向越北進攻時，利用越人的反法情緒，鼓吹黃種人團結驅法。曾有一部分越南人受騙，為日軍利用。當時，父親講過一個故事：他從西貢赴河內的途中，在一個旅館里用午餐，一位越南服務員很殷勤地招待他們。得知他是中國人后，誠懇地說：“我們是同族兄弟啊！我在下個月就要到河內日本軍營里從軍去了。”父親很驚異地問他為什么。他憤激地說：“我們受了法國殖民者長期的壓迫與殘殺，不能再忍耐了。我們要聯合日本人把法國人趕出去。我們同日本人都是黃種人，中國同日本為什么不能合作？”父親很同情他的反法熱情，但是他不了解日本軍閥的侵略本性與殘酷。父親舉了朝鮮和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以及最近日寇在中國的罪行，勸他不要受日本軍閥的欺騙，告訴他越南人民不久就有解放的機會。最后他同意了父親的意見。

在以后的四五年中，日本軍閥幫助其法國傀儡安定越南局勢，越人受日法殖民主義者的雙重壓迫與剝削，過著非人的生活，發生了餓死兩百萬人的慘劇（“對于1943年到1945年這場大饑荒究竟導致多少人死亡，說法不一。最保守的估計是40萬，法國駐越南總督讓德句在其回憶錄中認為，死亡人數大約為100萬。而越盟領導人胡志明在1945年9月2日發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宣言》中，宣布總計有200萬人死于這場嚴重的饑荒。”[林爽喆《二戰時日本占領越南曾讓200萬人餓死》，人民網－環球時報，2014.6.2]“1940年秋，在日本法西斯侵入印度支那，增辟了一個進攻盟國的軍事基地時，法國殖民主義者卻屈膝投降，打開我國的大門迎接日寇。從此，我國人民被扣上雙重枷鎖：法國和日本。我們的人民更加貧苦。結果是，去年底到今年初，從廣治到北部餓死了二百多萬同胞。”[《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