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密歇根大學教授謝宇教授在浙江大學發表的題為“認識中國的不平等”的演講實錄，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

《賽先生》由饒毅、魯白、謝宇三位學者創辦，微信號是“iscientists”。

前不久，《賽先生》主辦的“科學中國行”來到浙江大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密歇根大學教授謝宇應邀發表了主題為“認識中國的不平等”的演講。

現場的許多聽眾也許并不是很熟悉這位演講人，但大都為演講主題吸引而來——這位美國教授，也許會有不太一樣的觀點。

這應該會令演講者感到欣慰——多數人前來聽講座，并非因為演講者的頭銜，而是確實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謝宇演講的部分內容可以在他的《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一書中找到，尤其是他得出的“慎重結論”——在中國，不平等存在，而且水平不低，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會造成社會動蕩，他給出了支持這些結論的研究證據。

“一位自然科學家跟我講，他不喜歡那種社會科學，只有‘社會’沒有‘科學’”，謝宇提到了在這個國家彌漫著的對社會科學的刻板印象，而他不止一次呼吁，認識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以意見為導向的、意識形態化的、思辨式的討論，轉向以經驗證據為基礎的實證研究。

講座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時間，謝宇都在介紹各方面的調查和研究數據，并表達了自己對這些數據的理解和看法。為了更加客觀地“認識”中國的不平等，他還討論了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與“財產不平等”，影響不平等的地域、單位甚至業績等因素，以及中國社會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等等。

《賽先生》精選此次演講實錄，將分三次陸續和大家分享。

對“不平等”的科學測量

在2000年的時候，當政府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數達到了0.41，媒體開始大肆渲染，說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臨界線”。我很奇怪，臨界線的這種觀點是從哪里來的。

關于“認識中國的不平等”，首先應理解，認識——這是一種中性的、沒有政治偏見的態度——原來我們不知道，現在我們可能知道了；從前我們不熟悉，最近我們可能了解了。

所以，認識不是認同，也絕對不要將這句話誤讀為：社會不平等是應該的，或者是值得支持的。我們首先要接受，這是獨立于任何研究者和個人的社會現實，然后心平氣和地來探討它的機制。這就是我所講的“認識不平等”，它是中性的客觀行為。

我們首先來探討“是否存在不平等”，這是一個科學問題。然后“如果有，不平等有多嚴重”，這是可以量化和測量的。

對于水平高低的問題，每個人可以有主觀態度。但很多社會現象，應該是一個獨立于個人主觀看法的客觀現象，從而應該有科學的方法來測量。沒有測量就無法量化，不能量化就講不出科學根據。

對一個固定的總體來講，比如中國的城市社會，在這個總體中，有一些統計特征是不變的。這種想法最早來自于比利時天文學家阿道夫·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1796～1874）。他說，這個社會的總指標實際上是很穩定的。比如，在一個社會里面，一天有多少人被殺，是一個大體穩定的數字；每天有多少車禍會發生，數字也是穩定的。對個人而言不確定的一些現象，對一個大的總體來講，就可能是確定的、不變的。社會不平等這個現象就是如此，它的程度如何，是可以測量的。

用于測量不平等的指標很多。最簡單、用得最多，也是被很多人誤解的一個測量指標是“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經濟學中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數值在0和1之間，數值越大說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基尼系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不平等，假如用基尼系數來測量的話會有多高？按道理，這樣的數據不需要學者去探討。在很多國家，包括一些國際組織，都會公布基尼系數，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衡量一個社會的基本參數，就像平均收入、平均壽命、平均教育水平……

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都在發布自己的基尼系數，雖然政府的數據常常被認為因受到一些干擾而不夠可靠。但在2000年的時候，當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1，媒體開始大肆渲染，說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臨界線”。

據說，像水的冰點或沸點一樣，基尼系數也有個臨界線，過了這個臨界線，社會就會面臨動蕩，而這個臨界線就是0.42左右。我很奇怪，臨界線的這種觀點是從哪里來的。不過，很肯定的是，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2。

所謂“臨界線”的事情之后，國家停止了發布基尼系數，但你可以想象，統計數據實際上是有的，只是沒有公開。沒有公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個數字，超過了那個所謂的“臨界線”。不過還好，社會并沒有發生所謂的動蕩。但對于真實的不平等情況究竟如何，我們都不知道了，對我們自身所處社會的了解就缺少了一個知識。

這個情況，被一個叫甘犁的經濟學家改變了。甘犁在美國的Texas A&M University任教，也在中國的西南財經大學做兼職教授。2012年12月，他發布報告稱，中國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61。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我們一般認為，全球基尼系數最高的地方是南非——0.64，而甘犁給出的0.61已經遠遠超過美國和其他的亞洲國家。

這個數字在當時很轟動，很多國內外媒體都做了報道。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個很高的基尼系數，國家一直沒有公布，而被一個西南財大的學者公布了，所以立馬引起轟動。就像原本困在瓶子里的一個魔鬼，突然被放出來，把天下都給嚇壞了。

究竟是不是有這么高呢？國家統計局在2013年3月左右做出回應，給出了官方的說法——中國的基尼系數比2000年高，但是沒有0.61那么高。不過，我們到現在也還沒有看到來自官方的具體研究材料。

2013年，《科學》（Science）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 “The Numbers Game”（Hvistendahl M, 2013），談到中國關于民生的數據，實際上都受到了一些干預。但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自己也做了調查，來獨立檢驗政府數據。對于中國的基尼系數，北京大學也做過調查。北大的全國性調查從2011年開始，實際上中國人民大學做得更早，2004年就開始了。我們一直沒有公布數據，但我們有這樣的數據。

把人民大學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北京大學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西南財大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即甘犁版）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放到一起考慮，我們研究認為，中國真實的基尼系數，應該在甘犁的0.61與統計局給出的“不到0.5”之間，基本上在0.52左右。

不平等加劇是世界性趨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不平等程度遠低于相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情況。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它的富裕和不平等程度都是在增加的，而且遠超過了世界平均值。

不平等的加劇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美國也出現了不平等增加的趨勢。而且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這種趨勢受到了非常多的學者的重視，從經濟學、社會學到教育學等其他學科，大家都對社會不平等的增加比較關注。

從2014年起暢銷至今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指出，不平等的增加已成為世界性潮流，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如此。所以，不平等不是一個孤立的中國現象，而是一個世界現象。但是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與中國相比，真叫小巫見大巫。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的增長是非常驚人的。

法國人皮克迪（Piketty）所寫的《21世紀資本論》，比較好的一點是它尊重歷史。與皮克迪PK的一個對手，是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Kuznets），他的理論是，發展的初期不平等增加，發展到一定程度不平等進入平穩期，再繼續發展，不平等現象就會減少。這種理論實際上是更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的，就像鄧小平說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富起來的人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以后，更多人有錢了，大家也就逐漸平等了。

庫茲涅茨的理論出現于上世紀60年代，當時任何國家都沒有跟蹤性數據，所以這種情況下，一般的做法就是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比較。將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進行比較，近似為一個國家從貧到富的過程。這是當時社會科學，甚至生命科學中常用的辦法。因為我們不知道歷史，所以我們經常把不同國家所處的不同階段，假設為一段歷史。

比如說，你不知道中國貧困的過去，那就去看看巴基斯坦現在什么樣，說50年前的中國大概就是那樣的。而日本比較發達，如今的日本就是30年之后的中國……大家的想法就是把這些區域性的差別，變成一個國家從貧到富的過程。這是很自然的想法。庫茲涅茨也一樣，他認為從貧到富，一定要經歷從低不平等到中不平等、高不平等，然后再下降的過程。這是個趨勢，就是庫茲涅茨曲線。

但假如你追蹤一個國家的歷史數據，比如說，看中國的歷史性變化趨勢，你就會發現，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庫茲涅茨曲線。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不平等程度遠低于相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情況。隨著經濟的發展，它的富裕和不平等程度是在增加的，而且遠超過了世界平均值。但是順便說一句，中國的貧富差距從2010年以后沒有增加的趨向，實際上，從2010年到2012年，還有很小的下降趨勢。

所以，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是很高的，從同時代比較的角度來講，也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具有相當發達程度時的平均數，而且從收入不平等的角度來看同樣是增加的。

“財產不平等”的新現象

財產是一個新的概念，是對少數人有用的概念。中國的財產不平等，應該遠遠超過收入不平等。

財產和收入是不一樣的概念。很多年輕人找對象的時候，別人會問：找個什么樣的？答曰找個有錢的。這話聽上去不錯，但從專業角度來講，不嚴謹。

中文講要找個“有錢的”，也是含糊的。他沒告訴你，“有錢”意味著這個人賺的錢多還是用的錢多，還是存款多？工資高并不意味著你就有錢了，有錢是財產，是擺在那里的存量。工資高、收入高并不是有錢，這叫“能來錢”。富有的意思，到底是“能來錢”還是“有錢”？兩者不一樣，一個是流量，一個是存量。

財產是存量，不是流量。所以存量不平等，要遠超過流量不平等。為什么？很簡單，你窮的時候，有多少花多少，給你加一倍，你還是可能花完。因為你太需要花錢了。此時，你花錢的能力是被你的“來錢”所控制的。但是如果你富有了，你的錢就可以用不完，再怎么花也花不完。對大多數人，尤其過去的很多普通人，包括我、我的父母這樣的老百姓，有多少錢花多少錢，是沒有財產的。

財產是一個新的概念，是對少數人有用的概念。中國的財產不平等，應該遠遠超過收入不平等。而財產不平等是一個新的現象。

關于中國的財產不平等，根據我們去年的報告，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2014年7月，我們發布了一個數字，說中國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全中國35%的財產。這個數據當時在媒體上炒翻了，說明大家對財產的不平等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因為此前沒有公布過這方面的數據。

但實際上，這并沒有什么了不起，1%的人擁有35%的財產，是很正常的。美國的財產不平等，從1983年以來，就遠遠超過中國現有的水平。

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超過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但財產不平等，美國卻遠遠高于中國。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很成熟了，它的收入不平等，可以轉化為財產不平等，這是多年積累的結果。而中國的財產是新鮮的。中國的財產不平等，和美國相比要好。好在哪兒？好在低端和中端，中國的窮人實際上是有財產的，而美國的窮人是沒有財產的。

為什么會這樣？我可以給出兩個原因。

中國的極富人群，他們的主要財產來源是金融市場，比如股票。這和美國的情況差不多。而中國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他的財產來自于房產，而房改是1998年才基本成型的。所以，很多從前收入很低的、或者現在收入也很低的人，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但他有房子，這些房子是以前單位分的，基本上是比較低的原價買來的，而現在房子很值錢。出于這個原因，中國的財產和收入并不吻合。

財產不平等是中國的新現象，它改變了中國很多的不平等機制。財產跟收入不一樣，“有錢”跟“來錢”不一樣。有錢，你的錢可以直接給子女后代，他們不需要工作，就可以擁有你的財產。

一般來講，我認為中國經歷過三個不平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體制，關乎政治地位。你是局長，你就有能力把兒子、女兒通通塞到體制內，讓他們得到優勢。但這個優勢是要體制認可的，你不能直接給予。比如，你不能把你的局長職位直接給兒子、女兒，只能托朋友、找關系，把你兒子、女兒也帶進體制，得到提拔。

第二個階段是收入階段。大家有錢了，體制開放了，你的錢可以拿來請老師，讓孩子上補習班、出國留學。這段時期，錢可以轉換為你對子女的投資，讓他們得到好的教育，得到好的職位。

現在的中國，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財產不平等的階段。你可以直接把財產給子女，他不需要工作，可以生下來就是將來的董事長。

這就是現在的不平等，也是皮克迪所強調的，新的財產的不平等。對一些很富有的人來講，財產產生的收入已經遠遠超過他可能在市場上得到的勞動收入。

這樣的階層，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你再有錢，你的財產收入，不可能超過你工作時得到的收入，所以你還是要讓小孩出國、讀北大、讀浙大等等。但現在，不一定要這樣，可以不上好的大學、財產實際上就可以直接轉化為收入，而不需要通過市場勞動獲得收入。

中國的財產不平等，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對大部分人來講是房產，對少數人來講是金融。實際上，中國的老百姓，對財產不平等算是敏感的。我們的調查中問受訪人：你覺得中國目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有哪幾個？財產不平等是得票最高的回答。當然，那是在2012年。現在去調查一下，也許就變成環境問題了。

（靳永愛、喻文姍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標題《中國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