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后來演變為核彈（原子彈和氫彈）、導彈和人造衛星。

1960年11月5日，中國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成為第五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中國成為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20世紀50、60年代，國際環境嚴峻、國家經濟和技術條件也很薄弱，中國如何能取得如此成績？

最近，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王作躍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做了一場講座，題為“冷戰與發展：中國1956年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和影響”，而“兩彈一星”正是十二年科技規劃產生的重要成果。王教授在講座中對上述問題做出了探討。

冷戰中求發展：現代化是中國和印度的共同訴求

發展與現代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訴求，無論是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是如此。具體到科技領域，我們甚至可以看出，1950年代印度和中國關于科技政策的很多語言都是類似的，“現代化”是大家的一致目標。

中國在1956年制定了十二年科技規劃，印度政府在1958年通過了一個所謂的“科學政策決議”（Science Policy Resolution）。將其與中國的十二年規劃對比，二者都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強調科學、工業、農業和國防的發展。所以，現代化不僅是中國的發展訴求，對于戰后印度同樣如此。

目前很多歷史研究注重冷戰，注重國防，卻忽略了發展。而從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等文獻里面披露的一些細節來看，“發展”在中共領導人心中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底，毛澤東到蘇聯去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來大家認為這主要是為了國防，有了這個條約能夠得到蘇聯的核保護傘，就可以防止美國干涉新中國的進程。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認為我們忽略了這里面同樣包含發展的需求，就是蘇聯對中國工業化建設進行技術援助的重要性。

據《毛澤東年譜》，1950年毛澤東訪蘇回來，他曾在東北講，在蘇聯考察，印象最深的是蘇聯的工廠，蘇聯人講當年剛建國的時候，他們的工廠連汽車都制造不了，只能修一些部件，但是現在，蘇聯一個工廠一年就能生產幾萬輛汽車。毛澤東說，我們中國也一樣，我們現在也是生產不了什么東西，但是有蘇聯的援助，我們很快也能夠進行工業化的建設。

其次，1950年代中期工商業改造的順利進行令毛澤東對發展的勢頭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在國際形勢上，他判斷中國十年內不會打仗，也就是不會有世界大戰，為中國工業化創造了條件。

科學家的命運：從改造對象到科技前線的先鋒

另一個與十二年科技規劃相關的背景，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對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

原本，中共對知識分子是不太信任的，對中科院也不夠重視，要達到工業化的目的，更多地是希望依靠蘇聯的援助。1954、1955年的時候，中共領導人已經與蘇聯討論是否可以提供原子彈制造的援助。一開始，赫魯曉夫幾乎可以說是斷然拒絕的，他認為中國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自己搞一套核武器計劃。按赫魯曉夫的想法，你們呆在我們核保護傘下就可以了。但是可以想象，毛澤東并不滿意。這也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中國建造原子彈必須要依靠自己。那么，工業化和中國自己的科學家就是關鍵，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政府改變了對中國科學院和科學家的態度。

1955年11月，中共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經濟工作的舉措，其中一個就是，毛澤東提出來要通過規劃讓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涉及到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全國形勢的判斷。1955年三大改造即將完成，社會主義對民族資本家的改造出乎意料得順利，這使毛澤東樂觀地認為知識分子改造也不是那么困難，可以把他們改造過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之前，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主要是思想改造，中國科學院也一樣，讓科學家去給生產企業解決技術難題，科學家是改造對象，而自從毛澤東開始重視知識分子后，他們很受鼓舞，人人都以參加科學規劃為榮。當然，這對他們改善政治處境也有很大的幫助。當時，竺可楨參加了中南海召開的科技報告會，從毛澤東到各省委書記等領導干部上千人出席，他在日記說：“沒想到人民政府如此重視科學。”

那時候一個有意思的狀況是，中國非常需要蘇聯的技術援助，但好像又有一種危機感——隨時可能會失去這個援助。他們知道蘇聯援助很重要，因為蘇聯可以幫助研制原子彈，還可以幫助研制導彈，當時中國不可能從西方拿到技術，只能依靠蘇聯；但同時，他們有一種緊迫感。這也是十二年科學規劃制定的一個重要背景。 

政治如何影響科學：十二年科技規劃出爐記

十二年科技規劃是由國家主導制定的，這是中國科學史上的第一個大規劃。那么，這個規劃是如何出爐的？我認為，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可以追溯到此前多種因素，但是最直接相關的，是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B. A. 柯夫達的建議。

當時柯夫達寫了一篇很長的關于中國科技政策、科技組織的報告，其中即提出中國應該做一個全面的科技規劃。中國科學院原本也有這方面的打算，就利用柯夫達的談話和報告向中央提出相應的建議。在等待中央回復的過程中，中科院自己制定了一個十五年的規劃。與國家最終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規劃相比較，科學院的規劃基本以學科發展為中心，而1956年國家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規劃基本上是以國家任務為中心。

1955年底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組織召開一次知識分子的會議，由胡喬木起草周恩來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報告，其中就提出了制定科學遠景規劃。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召開，周恩來正式提出要制定科學規劃，會議之后，先由國家計委組織，由計委主任李富春領導一個十人小組開始制定具體規劃。很快，這個規劃工作的規格就上升了，轉由國務院副總理陳毅領導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來進行組織。

這個規劃是個大規模的行動，進行了一年。第一階段大概由一千名左右的科學家在全國各地，組成各種各樣的專業組，以問卷或書信的形式，提出所謂的“中心問題”，一共有幾百個，其中大量都是前沿問題。第二階段，由六百多位科學家，住在賓館，晝夜討論，把這些問題組成一個規劃。然后，把這個規劃下發到各部委、 各地來征求意見。在這個過程中，蘇聯專家的指導發揮了巨大影響。最后一個階段，把這個計劃和附帶的各種各樣的技術說明書(據說很大一摞，有幾千頁)，專門派代表團送到蘇聯，蘇聯科學院又組織幾百名蘇聯專家繼續對這個方案進行論證、修改，寫了一個上千頁的意見書。最后方案回來，已經是1956年底，這時又在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國家科委，由聶榮臻擔任科委的主任，具體組織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實施。

值得指出的是，十二年科技規劃是中國1950年代后期從蘇聯取得技術援助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會議的報告里就已經提出，制定科技規劃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對向蘇聯請求的技術援助項目優先順序進行排隊。而蘇聯在規劃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密切參與，為中國進一步取得蘇聯技術援助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兩彈一星”的成功：有蘇聯的援助，也有美國的影響

如前所述，十二年科技規劃，包括“兩彈一星”的具體實施，肯定是受了蘇聯的影響。蘇聯專門派了幾十個院士級別的專家參加規劃的制定、來中國講課，然后又回去論證，后來通過蘇聯的技術援助來對計劃進行實施。但是，考慮到跨國科技的影響時，也不能忽視美國的影響。

美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留美歸國的科學家發生作用，他們向國內介紹了美國的最新科技進展，以錢學森最為有名。盡管錢學森在1950年以后已經被剝奪了參與美國機密研究的資格，但是他在美國仍然關注美國和國際科技方面的資訊。美國公開的信息太多了。有人開玩笑說，蘇聯想知道美國人在干什么，訂一份《紐約時報》就行。這說明即使錢學森本人沒有參與具體美國機密工作，仍然能知道美國大部分的科技進展。

張純如撰寫的英文版錢學森傳記中提到，錢學森在沒有被剝奪保密資格時，曾參與過美國空軍的科技規劃制定。當時馮卡門是總指導，錢學森是最主要的參與者之一。1946年、1947年曾出版這個科技規劃，有十來本，包括各個領域的機密科技報告，涉及面非常廣，以航空為主。這是美國一次極重要的國防科技的規劃。

張純如指出，錢學森參與的空軍規劃和十二年科技規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現在倒是拿到了已經解密的美國空軍規劃，正在看，可惜中國的十二年規劃到現在沒有完全解密，現只能看到不到一百頁的綱要。下一步工作，就是試圖對這兩個文本進行詳細的比較分析。

科學如何影響政治：“兩彈一星”與“大躍進”

如前所述，因為國家需要，政府對國內的科學研究、科學家的態度有所改變。另外，制定科技規劃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比如通過十二年規劃摸清了很多學科的落后情況，國內科學界認識到無線電、半導體、計算機、自動化等相關新技術領域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也在科學界引發了關于計劃科學的爭論，其核心即國家任務與學科發展的關系。

早在民國時期，中國科學家已經開展了關于計劃科學的討論。1949年以后，很多愿意留在大陸的科學家顯然是同情新政府，帶有一些左派的特色。他們非常容易地就接受了計劃科學的理念，甚至可以說，很多科學家是主動地要求政府進行科技規劃的制定，認為這是政府重視科學的一個表現。這與歐美很不同，歐美占主流的科學家是反對政府對科學進行直接強有力的干預的。不過，從《竺可楨全集》里可以看到，有些中國科學家對計劃科學是有些疑慮的，認為基礎科學研究會受到沖擊。

另一方面，從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實施過程看，這個規劃是在中國近現代最好的時期——1956年——制定的，卻是在近現代最糟糕的一段時期實施的，碰上了“反右”和“大躍進”。這個規劃看起來本身是非常好的，但是圍繞著這個規劃提出的一些口號，我認為，這和后來的“大躍進”是有連續性的。

這個規劃中最主要的口號就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這是在否定另一個口號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被否定的口號叫：“重點發展、全面計劃、踏實基礎、迎頭趕上”。兩相比較，就會發現它強調了什么，忽略了什么。這也是很多科學家擔心基礎研究會被忽略的原因。

上面這個口號后來演化成“計劃帶學科”，并成了十二年科技規劃的指導思想，直接反映出“計劃”——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科學是為政治服務的，計劃的制定主要是為了滿足政府的需求，而不是為了滿足科學前沿本身的發展。后來錢三強提出一個相補充的口號“學科促計劃”，但沒有被接受。重視任務，忽略基礎，這在“大躍進”中表現得更加突出。

當然，總體來講，十二年科技規劃澄清了中國科技發展方向，幫助達成了一系列蘇聯技術援助，使得政府重視科學家，這些都為后來的“兩彈一星”工程和中國工業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