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計在于春。今天書記處不開會，來同大家見見面，預祝同志們春節好！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尤其是在農業問題上。你們搞了不少調查研究，對今后農村形勢的發展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議？你們的研究工作有什么打算，準備怎么搞？

去年農業以事實做了結論，這么大的災害，獲得豐收，實踐證明了路線、政策是對頭的。當然，問題還很多。要想把我們的農業搞好，需要繼續集中精力，花相當大的力氣。不能再犯錯誤，尤其不能犯大的錯誤。如果我們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轉變完成以后，就把全部精力，把工作的重點轉入經濟建設，那么，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可能現在已經有一個相當可觀的進展了。

回顧歷史，光發發牢騷，指責一下，那是沒有用處的。但經驗教訓必須接受。現在需要的是建設性的勞動，創造性的勞動，你們的研究工作屬于這類勞動。現在有很多青年人，感到有力氣使不上，應該給青年人創造些條件，使他們把精力集中到對國家興旺、民族繁榮有利的工作上來。像你們這樣組織起來搞科研工作，非常好，多多益善。對青年人來說，關鍵還是一個立場問題。立場對了，即便有些問題搞錯了也容易糾正。只要站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其它都好辦。關于社會主義怎么才能搞好，政策應該怎么訂，需要不斷實踐，由實踐來作回答。我是堅定地相信：只有實踐才能檢驗真理，只有解決實際需要的辦法才是好辦法。

無論什么樣的現代化都首先需要有飯吃。要把中國農業搞上去，在現在的起點上，怎么能搞得更快一些？當然，必須運用傳統經驗加上現代的經驗。但是，中國農業要走出一條好的路子來，引經據典只能作參考，從思想到政策，都是這樣，政策也是科學，例子很多。這么多搞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完全相同的。從目前看，匈牙利的經濟，比較起來搞得不錯，“活而不亂”，人民消費也解決的比較好。我國農業經濟改革的根本目的，第一是有更多的商品量供應城市，支援工業建設；第二是使農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得到實利。沒有第二條，就不會有第一條。沒有飯吃，根本談不上精神文明，更談不到現代化。這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常識，有些人卻想不通。如當前農村中一部分農民依靠勤勞致富就有許多人有看法：“資本主義！”“不對頭了”。我覺得結論不要下得太早，應當好好研究一下，也許可以找出一條可行的路。

三中全會以后的農村政策，調動了生產者的積極性。最近各地都有這樣的情況，由于生產者智力和經營能力上的差別，傳統的能工巧匠發展得比較快，還出現了一批新的“能人”，這些人擁有的資金和經營能力，在目前所給他們的活動范圍內不能全部發揮出來。這樣，一些人就集中到“能人”周圍，形成新的聯合。在分配上發生了差別，你分五千，他分一萬，這算不算雇工剝削？沒有這樣一些形式，分散的資金和人力，能不能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上去，農業能發展起來嗎？中國有能人，比如種花生，論單產美國怎么也比不過我們。如果中國不能充分發揮這些人的能力，就是一大損失。至于對“能人”的經營活動如何加強管理，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沒有那么多大學生和專業技術人員，又不充分發揮這些人的能力，事情就不好辦了。應當鼓勵農民投資，鼓勵“能人”發展生產。一種形式好不好，關鍵要看國家、集體是不是增加收入，個人是不是得到利益。如果三者都有增加，何樂而不為。我們的近期目標是要造就一個小康的社會，當然不只是著眼于個人。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辦經濟、搞改革，實際需要總是第一位的，不能完全用經典作家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術語，判斷今天的事物。現象的東西可能很相似，社會制度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這是主要的。我們絕不能對自己正在從事什么事業都搞不清楚了。

農村的改革已經開始，整個形勢很好，但農業的基礎還是脆弱的，還有很多薄弱環節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改革既然已經開始，就只能設法把事情搞好，退回去沒有出路，也是不可能的。改革才能激發積極性，有了積極性又能促進改革。現在束縛農民積極性的東西還很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地方還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來以后，當然也要注意協調左鄰右舍的關系。應該計算一下，國家提高農產品價格以后，農民收入增加了多少，哪些方面應當加強管理，哪些方面可以考慮增稅。農產品的價格，要相對穩定一個時期。我們的“剪刀差”是很大的，由于工業經營管理落后，工業品的相對價格就高，限制了工人增加收入。日本一部自行車值一百斤大米，而我們呢？農產品提價以后，我們拿出了大量消費補貼，城市居民的生活這幾年總的有提高，但仍然受到影響。這個問題最終只有靠發展生產解決 。今后，對農產收入比較高的“冒尖戶”，可以征所得稅，國家得點利，他們自己也放心。對農民的資金，除引導他們擴大再生產外，在可能條件下，要讓農民搞公共福利、公共建設，只要真正對農民有利，農民是能夠接受的。說農民不相信我們，那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中國的農民太好了，就因為共產黨帶領他們推翻了三座大山，他們一輩子不忘共產黨，甚至挨著餓還喊毛主席萬歲。直到最近由于政策改變，農民體會到富起來確實是有可能的，他們才對毛主席后期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評。實踐教育了農民，教育了干部，共產黨是能夠領導國家前景的。共產黨應該團結群眾，向官僚主義作斗爭。當然，我不贊成像波蘭那樣鬧事。

現在城里有些人對農村發生的事不理解。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多年來受左的影響，加上對“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的盲目宣傳；第二，觸犯了城里某些人的利益，他們不能隨便向農民伸手了；第三，共產黨進了城，干部們對農村的感情淡薄了。共產黨搞革命對農民起碼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翻身，一條是經濟上解放。過去我們流血拼命，打日本、打國民黨，農民認為我們是好樣的，要什么給什么。現在讓農民吃飽有什么不好？！前一段，農口有的同志對包產到戶想不通，我批評他們站的立場有問題。他們認為包產到戶破壞了我們的農業集體經濟，破壞了我們的農業機械化，破壞了我們的水利化，根本不是站在農民切身利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立場很重要，站在農民利益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就不一樣，搞了這么長時間，到底農民得到多少實際利益？代表不代表廣大農民的長遠和現實利益，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標志。執政黨一旦離開群眾，就很危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違背人民的利益，這個黨員就要壞事。如果我們在方向上離開了農民生活的逐步改善，這個方向就不足取。總之，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失節！

每一個政策后面都有干部的作風問題，現在不少地方生產大隊、生產隊的頭頭們借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把最好的土地留給自己，用各種辦法侵占集體公共的財產。農民最大的弱點是文化落后，加上受老傳統的影響，容易受人愚弄。今后的民主管理怎么搞，要很好地研究。

對農民蓋房占地問題，不能光批評農民，農村的居住條件要改善。這是一件大事，我們要加強領導，有組織地管起來，正在考慮成立一個城鄉建設部。房子蓋到哪里，綠化怎么搞，給水、排水怎么搞，都要統一規劃，統籌安排。一方面要盡可能利用農民自己的力量來建設農村；另一方面，凡是農民自己考慮不到、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應當加強領導，集中管理。順便說一下，我們還想搞一個國土整治機構，其中包括處理幾大資源的綜合利用問題，一個人力資源、一個生物資源、一個水資源、一個礦物資源，還有土地資源、海洋資源，都要十分珍惜、充分利用、綜合治理。當然，像這樣的機構不一定要搞成個大衙門，可以起咨詢參謀作用，搞綜合研究、給決策部門提供方案。

現在很多農民少報糧食產量，并不是壞事，這是對過去高征購的反抗，因為有些地方過去糧食產得再多也吃不飽。當然，這也有不利的一面，影響我們統計和判斷。最近幾年，一些地區的糧食增量很快，農民的食品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是多吃糧，一個是吃細糧，副食品也有增加。我在安徽時狠批了兩個所謂“習慣”，說淮北地區老百姓有吃白薯干的習慣，我不相信，假若有白薯干又有餃子老百姓吃哪個？還說鳳陽縣有要飯的習慣，更是胡說。

大包干從鳳陽開始，現在遍及半個中國，影響很大，對它的發展趨勢和新出現的問題要作深入的研究。從全國看，政策改變之后，價格問題很突出。這幾年煙葉、油菜上升很快，是價格在起作用，一定要找出適當的方法加以控制，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用行政干預和經濟辦法，如合同制等加以解決，決不能再用糧食的土地來擴大煙葉種植面積了，這只是一個例子。

農村體制改革問題，我同意你們的看法，要從實際出發，不要忙于改變名稱，換了牌子。人事制度必須改革，沒有人事制度改革，只能增加混亂。什么時候，能真正實行民主管理、民主選拔干部，比如干部不行，可以開會罷免，事情就會好辦些。這段時間，我很注意四川廣漢體制改革的試點，想多研究幾個成功的例子。以后我們的工作要看準，在做了各種分析和實驗后，要允許各地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去搞。同樣的條件、同樣的政策，沒有同樣的干部也不行，結果會大不一樣。用什么標準來識別干部，是目前人事部門的關鍵問題。同樣一個干部，從這個角度看，可能很“糟”，認為他的觀點不適合，他對保守的行動提出異議，被指責為驕傲。王安石變法失敗，就在于沒有一批維護變法的干部。首先是正確的方針政策，其次是組織干部隊伍，沒有這兩條，改革很難進行。

中國是個大國，情況千差萬別，無論如何不能用一個模式來套，即使是成功的，也只能作參考。過去我們黨受形式主義和一轟而起的危害很大，以后要堅決避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模式，只能在實踐中逐漸形成，只能按中國的國情來規劃。例如，我們不能拿出巨大的能源來搞化肥，美國那種高能耗的農業咱們學不了，也學不起。中國肯定只能走有機農業的道路，在這個總目標下，又要鼓勵各地自己搞出自己的一套辦法來。這方面，你們要多下點功夫，一定要抓住幾個重點地區，抓住不放，系統地研究，搞到底。中國必須有自己的在實踐中形成的模式，中國又必須有多種模式。例如貴州這種長期落后的地區，怎樣才能富起來。要抓這樣的典型。無論那種模式，農業提供的商品量（包括糧食）不增加，再好的模式也不行。我同意你們調查報告的觀點：專業戶加聯合是代替社隊企業的苗頭，不僅人盡其才，投資較少，而且商品率比較高。農村的教育集體制改革也很重要，現在95%以上的農村高中畢業生考不上大學，這一部分人在農村除了多認識幾個字外，沒有專長。農村辦學方向，我主張向專業學校、職業學校的方向轉。

我們現在的人事制度，不利于人才的利用。中國大有人才，不充分利用是最大的浪費。現在最怕的就是把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創造性給束縛住了。現在束縛還不少。你們大多三十幾歲了，還年輕？我們搞革命時十八、九歲，你們不算年輕啦，已經是建國初期部長、副部長、副總理的年齡了。查一查中國歷史上興盛時期的皇帝，多大年紀？創業的大都沒有超過四十歲。我二十來歲當縣委書記，二十幾歲當地委書記，現在能行嗎？我三十七歲當部長，那時的知識比起在座的，比起現在部里的干事們，不曉得差多少，就當部長。小平同志這次提得很尖銳，老干部讓不讓位是四化搞成搞不成的問題。對黨有沒有貢獻還得看這一次。老干部、老同志，政治上生活上可以給較優厚的待遇，但馬上要把年輕的同志替換上來，這樣，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

我支持你們的工作，感謝你們的成績。希望你們的隊伍不斷擴大，研究工作不斷加強。一定要把業余同專業，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結合起來，緊緊抓住一些大的綜合課題，為農村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做出貢獻。

（本文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萬里1982年1月21日在會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部分成員時的講話要點，由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領導小組成員孫方明先生根據記錄整理。本人未曾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