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已久的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最終得到證實。放眼中國大陸重要城市，搬遷市級行政機構的舉措并不罕見，但北京作為首善之區和權力中樞，此番搬遷別有意味。

今天的北京城患上了“大城市病”：人口規模太大、交通擁擠、大氣污染、水資源匱乏。這些全世界有名的問題背后，是北京承擔了太多功能。首都應該承擔多少功能？長久以來既有傳統觀念的誤導，也有現實利益考量。

傳統上，人們往往認為首都作為最高權力駐在地，理應“樣樣第一”。因此在對首都功能的認識上，長期存在主次不分、喧賓奪主、一味追求“大而全”思想，過分強調北京既應該是全國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時也必須是全國經濟和工業中心，此外，它還是全國經濟管理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結果導致其多種功能的集聚程度之高和流動人口之多，舉世罕見。

直到1980年，中央才首次確定北京的主要功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不過后來由于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地方財政權擴張，依靠固有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形成了更多具備經濟功能的“中心”，此外，它還富集了眾多央企和外資企業的全國或亞太總部。1980年的功能定位無疾而終。巨大的經濟體量形成的“集聚效應”，使周邊人才與資本向北京富集，形成北方地區罕見的財富高地。

理論上，在產生集聚效應同時，土地、房租、人力成本的提高會推高商業成本，從而使資本與人才向周邊擴散，這是一種“擴散效應”。兩種效應疊加，使財富在地區之間的分布趨于平衡。但后一種效應事實上并不明顯，其原因在于，一是依托政治發展經濟的思路，主導著很多公司的行為；二是為了嚴格控制城市規模而設立過高的準入門檻，結果導致更多的人想擠進來。

治療北京的大城市病，一是重新定位城市功能，二是通過京津冀一體化，將原有功能外遷，在地區之間努力實現公共資源和服務均等化，從而疏導人口。

就調整功能定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稱，要優化提升首都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對照1980年中央對北京的功能定位，新的“四個中心”增加了文化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后兩個“中心”顯然是要發揮北京高等教育機構、文化文藝機構、科研院所的數量和質量大大超過其他省市的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四個“中心”，并不包含其作為事實上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也就是說，在未來北京將有目的地淡化其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色彩。具體如何淡化，值得關注。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北京市的行政機構從中心城區遷往通州就可以帶動人口東流的說法，仍失之簡單。北京市級機關公務人員也就2萬余人，如果認為2萬人的搬遷可以帶動人口重心東移，這無疑是一種行政權可以主導一切的思路。在行政中心東移過程中，如果不輔之以教育、醫療、文化等機構的遷移，不能提供相當數量的就業機會，那么人口的大規模東移是很困難的。

放在京津冀地區看，北京的“大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困于該地區未能實現公共資源和服務均等化。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建設，在地理位置上走出了“深宮大院”，向河北天津兩省市靠近，可以視為主動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的一種努力。

從全國范圍來講，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存在“一體化”需要。作為首善之區和權力中樞的北京，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做出表率，垂范全國，意義重大。從這點上講，通州行政副中心的使命，也就不限于北京城，也不限于京津冀，而是具有全國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