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來自于亞拉巴馬州莫比爾縣，身為見習護士和家庭教師聯誼會成員的多茜·賈妮思（Dorothy Gaines），獨自一人撫養著家里的弟弟妹妹及自己的三個孩子。當地的販毒團伙為了減刑絞盡腦汁，指控她為該團伙販賣可卡因。

雖然販毒團伙間自相矛盾的證詞是唯一對她不利的指控，但法庭為她指派的律師在當時并未交叉比對這些證詞，最終導致敗訴。多茜被控販賣可卡因罪名成立，她9歲大的兒子菲利普（Phillip）在庭上撲倒在法官膝下并哀求法官不要帶走他的母親。多茜被判處19年聯邦監獄監禁。這是她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目的地卻是1200英里外的康乃狄克州監獄。

該監獄后來也收押了美劇《女子監獄》（Orange Is The New Black）的原著作者既真實主人公帕波·珂曼（Piper Kerman）。

劇中飾演主人公帕波的演員泰勒·席林（左）和帕波本人

Netflix編劇杰姬·科恩（Jenji Kohan）塑造的帕波、紅媽、瘋眼以及若干《女子監獄》中的形形色色的角色，儼然已成為了數百萬美國人眼中的女子監獄真實寫照。如今《女子監獄》第三季已經完結，如果你對女子聯邦監獄的最直觀認識主要來自于該劇，那么你至少應該了解以下四點：

絕大多數在聯邦女子監獄的服刑人員因輕型非暴力的毒品犯罪入獄

人們通常認為聯邦監獄中關押的都是一幫窮兇極惡的惡徒。《女子監獄》編劇對角色的塑造也迎合了這種臆想：塔琪槍殺了她第七次墮胎手術的護士，只因為護士對她的墮胎次數多了一句嘴；克勞黛小姐非法販賣童工到她的洗衣房工作。

然而現實遠非劇中所描述的那般“窮兇極惡”，在聯邦監獄的罪犯中，百分之六十是非暴力毒品罪犯，而謀殺犯的比例是千分之六左右。毒品罪犯中，幾乎沒有一人是像劇中的艾利克斯·沃茲那樣為跨國毒品走私犯。

大部分女子因不足100克，等同于一塊小香皂重量的可卡因或者冰毒而鋃鐺入獄。如同“美味姐”和達婭一樣， 她們大多數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毒癮而為販毒團伙工作的小角色。

盡管是些低微的小角色，女性販毒罪犯的平均刑期超過7年，遠長于海洛因跨國走私販克萊瑞·沃特，這個現實版的艾利克斯·沃茲刑期僅僅為五年十個月。

通常，小角色總是會獲得比他們老板更長的刑期，原因何在？和多茜·賈妮思一樣，大部分被告沒有能力聘請私人律師，而法庭指派的律師通常在開庭前都無暇審閱被告的卷宗從而進行有力的申辯。不僅如此，檢察官對供稱“重要”線索的案犯有減刑考量，正如指證多茜有罪的那些案犯。那些小卒則沒有掌握任何有立功可能的線索。

《女子監獄》劇照

如果劇中每一個塔琪對應九十九個“美味姐”，囚犯間拔刀相向的暴力場景就相應減少，然而這更準確地反映了收押輕型女毒犯而造成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浪費的現實。聯邦監獄在數以萬計的輕型犯人身上的開支是每人每年3萬美元。鑒于海洛因及可卡因一類的毒品的價值是其同重量黃金的數倍，逮捕一個毒販無異于新增了一個可以賺得缽盆飄滿的職位空缺。

當毒販出獄以后，就算懷著回饋社會的心愿，也會因犯罪前科導致他們無法正常就業，其中68%的人在3年內又重返入獄。在劇中“美味姐”出獄后短暫寄宿在遠方表親家，因無錢購買食物，無法找到新居所，也沒有能力開始新的生活而再次入獄。在現實當中，她的表親甚至不會容許她睡地板，因為在公共租屋內收留犯人的代價是被驅逐出戶。

絕大多數女性犯人都育有十八歲以下的孩子

在堅持六年如一日每天寫一封信之后，多茜·賈妮思終于引起了人權組織、新聞媒體，甚至是克林頓總統的注意。在2000年，克林頓總統縮減了她的刑期，允許她回家與親人團聚。然而她的一家還籠罩在她鐵窗生涯的陰影中。

在她服刑的第一年，她的兒子菲利普曾三次自殺未遂，她最大的女兒娜塔莎不得不從護理學校退學來照看他。菲利普先是在學校惹了麻煩后來又連連犯法。多茜艱難地嘗試修復她和兒子之間這六年來的感情裂痕。當時，菲利普已經被控攜帶可卡因以及在加油站搶劫兩人兩項罪名。精神科醫生告訴多茜，菲利普很早以前就應該為他的精神分裂癥狀以及抑郁癥就醫。去年菲利普被判二級搶劫罪成立并獲刑二十年。和1994年的多茜一樣，他也留下了一個9歲大的孩子。

多茜（戴帽）跟他的兒子菲利普，娜塔莎（左二），和姹拉（Chara）在娜塔莎2012年的婚禮。

在劇中我們只見到了幾個身為人母的犯人，然而現實中聯邦監獄五分之四的女犯均育有子女。和菲利普一樣，這些孩子同他們的母親一樣被監獄剝奪了大好光陰。在美國境內一共只有七所聯邦女子監獄，所以像劇中拉瑞那樣開車去探視帕波的情況非常罕見。像多茜一樣，很多母親被迫離開他們的孩子到幾百幾千英里外服刑，這也正說明了為什么半數的孩子都無法去探視他們獄中的母親。

父母入獄給子女帶來創傷癥的數字驚人，大約1000萬美國兒童遭受過父母入獄的創傷，有270萬兒童的父母至今還在獄中。有的兒童永遠失去了他們的母親。因母親入獄，孩子被送給寄養家庭的機率增大了五倍。

當然，很多孩子并不像菲利普一樣步著父母的后塵鋃鐺入獄，但研究證明父母入獄同孩子的憤怒傾向、學習障礙和無家可歸有明顯聯系。難道從孩子手中奪去他們的母親會讓一個國家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嗎？

《女子監獄》劇照

麻煩纏身的女性需要的是教導和醫療幫助，而不是鐵窗生涯

瘋眼、吉米和羅娜是劇中寥寥幾個存在精神問題的角色，然而現實中62%的女犯人深受心理疾病的折磨。目前監獄是美國最大的精神病患者輸出地。如果你想尋找犯罪受害人，看監獄里就行。

絕大部分的聯邦監獄女囚曾遭受過身體虐待和性侵。在這些為了滿足自己的毒癮而販毒的女囚中，三分之二在兒童時期受過虐待。90%謀殺了男性伴侶的女囚曾遭受過他們的虐待，幾乎所有的謀殺罪都是出于自衛。

我們不應該因為她們的受虐經歷為她們的罪過開脫，但像帕波·珂曼的疑問一樣，“監獄是美國政府關押兇犯和麻煩的地方”，將這些女子置于鐵窗之后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還是為了隱藏社會問題？

這一切都是新的

要說《女子監獄》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并不是因為其精良的商業制作、市井粗鄙的語言以及不切實際的女同性愛場面，而是因為三十年前幾乎不存在女子監獄。

和1980年相比，如今美國有相較當時近十倍的女囚在監獄中服刑，增量是男囚在押人數的兩倍。美國占世界上二十分之一的人口，關押的男囚占全世界男囚總數的四分之一，女囚占世界總數的三分之一。美國女囚在押人數幾乎是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中國女囚人數總和的九至十倍。

向毒品宣戰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在押女囚數量創紀錄新高。這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媒體向公眾大肆宣傳吸毒的危害，國會亦制定了對被控持有少量毒品的疑犯的“最短強制”刑期 。法官對持有5克可卡因（相當于五小袋Splenda糖包重量）的疑犯，強制處以五年徒刑。2010年持有可卡因的重量上限調到了28克。“二進宮”的毒犯的最短刑期不得少于十年。即便憲法第二修正案允許公民持槍，如果毒犯在宅內持有武器，就算與毒品案件毫無關聯，控方可以對搜剿的第一支槍加刑五年，另外每多出一只槍再加二十五年刑期。

法官對“美味姐”、達雅和妮基·尼古拉斯這樣的小卒或癮君子的能耐心知肚明，然而他們不得不根據警方和控方查貨的毒品重量以及槍支數來對她們施予重刑。聯邦法官通常不得插手立法，但他們對國會災難性的強制法案大聲疾呼，稱之“瘋狂”“心如刀絞”“慘痛”。其中呼吁仁慈的先行者正是將多茜·賈妮思送進監獄的法官阿萊克斯·T·霍華德。

三十年過后，美國人民逐漸發現“向犯罪施以重拳”并不是個利好。不管販毒的小兵小卒應得怎樣的懲罰，將她們扔進大牢的結果對她們的兒子、納稅人以及美國社會來說都是有害無利的。

《女子監獄》雖精彩，但不可以一管窺全豹。此劇沒有真實反映監獄中絕大部分涉毒女犯身為棋子、母親和受害者的事實。盡管曝光了監獄管理不善的漏洞以及女囚們的鐵窗人生，但更實質的問題是：將這些女性關進大牢的代價真的值3萬美元嗎？那對她們自己、她們的孩子以及國家的創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