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沈衛榮、姚霜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76頁，128.00元

從《教授與瘋子》談起

2019年新上映的好萊塢影片《教授與瘋子》（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中有這樣一幕令天下語文學家動容的場景： 梅爾·吉普森（Mel Gibson）飾演的詹姆斯·穆雷（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 1837—1915）被帶進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一間神圣莊嚴的學堂里，面對著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代表們——一群維多利亞時期最桀驁不馴的精英知識分子，穆雷神色凝重，開始了以下這樣一段陳述：

我不得不說語文學，不管是比較的還是專門的，都是我畢生摯愛的追求。我對雅利安和敘利亞—阿拉伯語系的語言和文學有一般的了解，并不是說我對它們全部或者說它們中的全部都很熟悉。但我擁有一般的詞匯的和結構性的知識，故只需要有機會應用就能夠獲得更精通的知識。同時，我熟習羅曼語種，包括意大利語、法語、加特羅語、西班牙語、拉丁語，還懂得一定程度的葡萄牙語、瓦爾多和諸多地區方言。在條頓語支系中，我完全掌握荷蘭語、弗萊明語、德語和丹麥語。而我自己專注于盎格魯—撒克遜和莫西亞天主教研究，出版過不少文章和專著。我懂一點點凱爾特語，目前正在學習斯拉夫語系，俄語水平已經夠用了。我也看得懂一些波斯語、梵語支系的，主要是為了做比較語文學研究。當然，為了研讀《舊約》和伯西托本《圣經》，我掌握了希伯來文和敘利亞文……（《教授與瘋子》這部電影改編自西蒙·溫徹斯特[Simon Winchester]于1998年發表的一部暢銷歷史小說《克勞索恩的外科醫生： 一段有關謀殺者、瘋狂和對語詞之愛的傳奇》[The Surgeon of Crowthorne： A Tale of Murder, Madness and the Love of Words]，此書同年在美國和加拿大出版時改名為《教授與瘋子： 一段關于謀殺者、瘋狂與〈牛津英語詞典〉成書的傳奇》[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rper Collins， 1998]。這段話的原文為：“I have to state that Philology, both Comparative and special, has been my favorite pursuit during the whole of my life, and that I possess a general acquaintance with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Aryan and Syro-Arabic classes—not indeed to say that I am familiar with all or nearly all of these, but that I possess that general lexical and structural knowledge which makes the intimate knowledge only a matter of a little application. With several I have a more intimate acquaintance as the Romance tongues, Italian, French, Catalan, Spanish, Latin & in a less degree Portuguese, Vaudois, Proven?al and various dialects. In the Teutonic branch, I am tolerably familiar with Dutch （having at my place of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to read in Dutch, German, French & occasionally other languages）, Flemish, German, Danish. In Anglo-Saxon and Meoso-Gothic my studies have been much closer, I have prepared some works for publication upon these languages. I know a little of the Celtic, and am at present engaged with the Sclavonic, having obtained a useful knowledge of Russian. In the Persian, Achaemenian Cueiform, & Sanscrit branches, I know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I have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Hebrew and Syriac to read at sight the Old Testament and Peshito； to a less degree I know Aramaic Arabic, Coptic and Phoenician to the point where it was left by Genesius.”電影臺詞改編自穆雷提交給大英博物館職位申請的自薦信中。穆雷雖然被大英博物館拒絕，卻被倫敦語文學協會[London Philological Society]接納，從而得到了《牛津英語詞典》主編的職位，詳見溫徹斯特： 《教授與瘋子》，第63頁。值得一提的是，“對語詞之愛”正是《牛津英語詞典》對“語文學”一詞所做的定義。）

電影《教授與瘋子》海報

顯然，穆雷試圖以他出色的語文能力讓考官們相信，在他們面前站著的這位沒有任何文憑的蘇格蘭窮書生就是《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簡稱OED）主編的不二人選。學術委員會的大專家們對他的這番陳述見仁見智，對他的學術能力將信將疑，但最終做出決定，同意把主編《牛津英語詞典》的重任托付給穆雷這位懂得幾十種語言的語文學家。據電影所依據的傳記小說《克勞索恩的外科醫生》中交代，當時在場決定穆雷是否合格擔任《牛津英語詞典》主編職位的評審團成員中有偉大的東方學家、比較宗教學家弗里德里希·馬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關于馬克斯·穆勒的學術與近代語文學的發展的最新研究參見約翰·R. 戴維斯[John R. Davis]編： 《弗里德里希·馬克斯·穆勒與維多利亞思想中的語文學角色》[Friedrich Max Müller and the Role of Philology in Victorian Thought]，倫敦： 勞特里奇出版社，2019年），英國史學巨匠、主教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等倫敦語文學學會的成員們（倫敦語文學協會早期歷史參見由謝菲爾德大學歷史學家費昂娜·馬歇爾[Fiona Marshall]撰寫的《語文學協會的早年歷史》[“History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the Early Years”]一文[可由倫敦語文協會官方網站獲取： http：//www.philsoc.org.uk/history.asp]）。作為一位非學院派的學者，穆雷能得到他們的認可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繕寫室中的詹姆斯·穆雷

接著，電影以一幕幕震懾人心的戲劇性場景告訴觀眾，為完成這一項大英帝國的偉大文化工程，穆雷這位略顯木訥和冬烘的語文學“教授”帶領著他的幾位助理，經年累月，青燈古卷，“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和承受的艱辛。而為這部詞典的編成作出了巨大貢獻的還有一位天才的瘋子威廉·徹斯特·麥諾爾（William Chester Minor, 1834—1920）——電影中由好萊塢最富激情的魅力型演員肖恩·潘（Sean Penn）扮演——他是一位美國軍隊的退休外科醫生，因精神錯亂而犯下了謀殺罪，被囚于精神病院長達近四十年之久（1872—1910）；而這名瘋子原來竟也是一位酷愛讀書的書蟲，擁有十分豐富的私人古書收藏，平生以讀書為樂，且過目不忘。某日，他偶然看到了穆雷發出的一則為編纂《牛津英語詞典》招募志愿者的字條，頓時他似困獸般被長期囚禁著的身體重新充滿了活力，被壓抑著的那股激情終于找到了一個出口，噴薄而出。隨后的十余年間，他于半瘋半醒之間，為《牛津英語詞典》貢獻了數不清的語詞引文資料，以它們為基礎形成了這部詞典中的大量辭條。

《教授和瘋子》這部電影記錄的《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是英國“民族語文學”（national philology）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歐洲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相信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們都無法不為教授和瘋子這二位“語文學者”的執著和瘋狂而動容，同時也對“語文學”（philology）這門學問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對今天的觀眾/讀者們來說，語文學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詞，它聽起來有點“高大上”，穆雷之所以能夠擔當起《牛津英語詞典》主編的職責，并最終成就為一位杰出的詞典編纂學家（lexicographer），主要就是因為他是一位懂得幾十種語言的語文學家（philologist）。人們不禁會對語文學十分好奇，想弄明白它到底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能使教授和瘋子都為它如此著迷、如此激情，乃至如此瘋狂，直可以性命相許？誰掌握了語文學這把鑰匙，誰就真的可以打開塵封千年的世界古代文明的神秘大門嗎？

其實，語文學并不僅僅是一門語言的學問。穆雷自稱“畢生摯愛和追求語文學”，為此他自學了二十多種語言，令人肅然起敬（關于《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和穆雷的學術貢獻參見門馬晴子[Haruko Momma]： 《從語文學到英語研究： 十九世紀的語言與文化》[From Philology to English Studie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劍橋： 劍橋大學出版社，2013年，特別是其中的第四章《倫敦語文學協會： 作為民族語文學的編纂學》[“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Lexicography as National Philology”, pp.95136]）。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對能懂得很多種語言的學者充滿了好奇和敬意，對一位優秀學者的神話化敘述往往從歷數他/她到底精通多少門語言開始，中外皆然。譬如，我們常常會聽到別人數說陳寅恪、季羨林二位先生懂得多少種語言的故事，也聽到過有人津津樂道西藏僧人根敦群培喝醉了酒還能說十二種語言的傳奇。這或給人以錯覺，以為語文學家無非就是一些懂得很多種語言的天才，或者說一位好的學者首先必須懂得很多種語文，誰懂得的語文越多，他/她的語文學造詣就越深，作為學者的他/她就越卓越、越偉大。可是，穆雷之所以能被選為《牛津英語詞典》的主編，后來還曾當選倫敦語文學學會的主席，自然不只是因為他精通幾十種語言。

《牛津英語詞典》的雛形——《基于由語言學會所收集的材料、以歷史原則編訂的新英語詞典》（1884）

倫敦語文學協會是一個建立于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學術精英團體。早期成員包括劍橋大學古典學家托馬斯·赫威特·柯伊（Thomas Hewitt Key, 1799—1875）、喬治·朗（George Long, 1800—1879）、比較語言學創始人之一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 1787—1832）、歐洲東方學奠基人之一弗蘭茲·葆樸（Franz Bopp, 1791—1867）、弗萊德里希·羅森（Friedrich August Rosen, 1805—1837）等許多名重一時的大學者，他們都是譽滿天下的語文學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倫敦語文學協會這一尊貴而專業的精英學術組織。而穆雷能夠出任這個協會的會長，說明他除了通幾十種語文之外，還有其他卓越的學術訓練和學術成就。例如，他對蘇格蘭南部方言的專業研究，并為《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dia Britannica）第九版撰寫了英語的發展史等。

倫敦語文學協會成立時的學術使命是資助語言，特別是歷史語言的學習和研究，但它很快就突破了語言學習的界限，開始結合當時的新、舊語文學，打造出了能夠代表大英帝國最先進、最前沿的人文學術。這里所謂的“舊語文學”，亦稱“大陸語文學”（continental philology），指的是以希臘語、拉丁語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古典學研究，是沿襲自人文主義時代的語文學主流；而與它相對應的“新語文學”則專指對各種語言的結構、關聯和歷史的探索（前揭F. 馬歇爾： 《語文學協會的早年歷史》，第1—3頁）。顯然，穆雷是新語文學家的代表，以對多種語言的歷史和比較研究作為其學術事業的重點。新、舊語文學的區分亦是傳統語文學與比較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在19世紀的分水嶺，新語文學則是倫敦語文學協會正式成立后所從事的最主要的工作，所以在當時英國的學術語境中，語文學基本等同于包含“審音勘同”在內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而不是以解讀多語種文獻資料為基礎，盡可能多地發現和利用一切相關的文獻資料，從而進行細致扎實的實證型的文本和歷史研究的廣義語文學。

不管是傳統語文學，還是新語文學，它們都不等同于語言學，后者是從語文學中演變出來的一門專門研究人類語言的學問，研究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運用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而傳統語文學不僅僅研究語言，更重視研究記錄語言的文本，它以正確讀懂文本，從而理解這些文本所記錄和傳承的整個人類文化、文明為目標。此外，不管是語言學，還是語文學，它們也都不是只要懂得許多種語言就可以成就的一門學問。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語言學家或者語文學家，除了要學習和掌握多種語言以外，還需要接受現代科學和人文諸多領域的精深的學術和科學訓練，懂得多種語言或只是語言學、語文學的必要條件和外在標志之一。學習語言和從事語言學研究只是語文學的開始，而不是它的結束和目的。

因此，與其說穆雷所主持編纂的《牛津英語詞典》是一部語言學作品，倒不如說它是一部語文學的著作。從電影中看，它的基本編纂方法非常語文學，它從追尋每個語詞的詞源開始，進而搜集這個語詞于自古及今各種代表性文本中出現的難以計數的引文（quotations），將它們按照年代順序進行排列、比較和分析，進而來確定這個語詞在不同時間和語境中的不同涵義及其用法，從而對這個語詞的意義作出全面的、多元的和正確的解釋。不管是追尋這個語詞的詞源，還是探索它在不同時代、語境中的不同意義，編纂者都還特別重視它與英語之外的其他古代歐洲語言，甚至梵語，或者屬于所謂印歐語系的各分支語言的關系。盡管最終編成的詞典對每個語詞的解釋只能列出最簡要的幾個條目，但如果把他們為每個詞條的編寫所收集到的語言資料，放在不同時代的文本語境中進行分析、研究的話，那么每個詞條的編輯記錄都可以發展成為一篇語文學的好文章。（對一個詞語進行專門的語文學研究，以歷史地揭示這個詞語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意義，曾是語文學家們的一個常規的做法。在漢學研究領域的范例，參見楊聯陞： 《報——中國社會關系的一個基礎》，《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北京： 中華書局，2016年版；卓鴻澤： 《淺說“嘯”的語文學》，載于《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七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17—128頁。）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

卓鴻澤： 《淺說“嘯”的語文學》

穆雷編纂《牛津英語詞典》所用的這種方法無疑包括了語文學實踐最基本的內容。哈佛大學語文學教授揚·茨奧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先生曾經這樣說過：

語文學絕不僅僅是宏偉的詞源學或辭典編纂式的工作。它也涉及我們盡可能地為言詞重構它們的本來生命和其微言大義。正確地閱讀過去了的文明的文字記錄，需要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史知識： 如民俗、神話、律法和習俗等（知識）。語文學亦包含文本表達其信息的形態（forms），所以，它也包括文體學（stylistics）、韻律學（metrics），以及其他類似的研究。（原文見揚·茨奧科夫斯基： 《何謂語文學？——導論》[“What is Philology?” Introduction]，載于《比較文學研究》1990年第27輯第1期，第7頁[見本書收錄譯文，第52頁]）

在18、19世紀時的英國，以研究歷史中的語言（language in history）和多種古代語言的比較研究為主要內容的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常被當作是語文學的代名詞。（于此讓我們想起好萊塢去年上映的另一部以英國著名學者、作家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的生平為主線的傳記電影《托爾金》[Tolkien]。影片中具有特殊天賦、能夠構建各種歐洲古代語言的托爾金同樣也被稱為語文學家。）所以，懂得幾十種語言的穆雷可以自信和自負地標榜自己是一位語文學家，并有足夠的底氣來競爭《牛津英語詞典》的主編職位。然而，即使在他那個時代的英國大學學術建制中，對英語等現代地方性語言（白話、方言）及其文學（文獻）的研究尚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和足夠的重視，學院內的權威學術位置通常都被研究古代印歐語的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和歐洲古典語文學所把持。而在整個世界文明史和學術史上，語文學有著遠遠超越多種語言和包括歷史語言學在內的專業語言研究的更廣闊和重要的內容和意義。即使在18、19世紀的英國，除了歷史語言學以外，新語文學至少也還要包括文本對勘（textual criticism）和語言風格分析（stylistic analysis of language）等其他多種學術實踐（見揚·茨奧科夫斯基編：《論語文學》[On Philology]，大學城&倫敦： 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7頁）。

揚·茨奧科夫斯基編：《論語文學》

Philology Matters!

如前所述，雖然主編《牛津英語詞典》的穆雷通幾十種語言，是一位優秀的語文學家，但語文學本身既不是語言學，也不只是詞典編纂學。語文學包括對語言的學習和研究，但它與近代才逐漸形成的專業的、科學的語言學（linguistics）并不是一回事： 語言學從語文學發展出來，它或可被視為語文學的一個分支，但不能被認為是語文學的代名詞。從事語文學研究必須經歷學習語言以外的其他各種學術訓練，并掌握一整套從事語言和文本研究的科學方法。那么，語文學到底是什么？于世界文化史和學術史上，它曾經扮演過怎樣的角色？它于今天又有何用處？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語文學與當代人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要回答好以上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對語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1983年，耶魯大學的比較文學家保羅·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回歸語文學》的文章，其本來的目的只是為了用語文學這塊老牌子來抵擋美國學術同行對源自法國的結構學派所倡導的新潮文藝理論的批評，不料一石激起千層浪，竟然引起了西方人文學界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者們的激烈反應，從此不斷有人站出來回應他的呼吁，一時間涌現出了各種各樣的語文學，如“新語文學”（New Philology）、“圣經語文學”（Biblical Philology）、“女性主義語文學”（Feminist Philology）、“激進語文學”（Radical Philology）等等，討論“語文學與權力”成為一種學術時尚。1988年，哈佛大學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也在德曼這篇文章的啟發和影響下，專門召集了一次題為“何謂語文學？”的學術討論會，邀請哈佛人文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們一起來討論語文學的過去和現在，嘗試要給它做一個適當的定義（會議的論文集則是前述揚·茨奧科夫斯基于1990年出版的編著作品《論語文學》）。

可是，要給語文學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并讓大家都接受它，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西方學術著作中，我們見到的對語文學的定義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近年來討論語文學的論著層出不窮，但作者們對語文學的定義依然似盲人摸象，各執一是。譬如，我們常見有人將語文學定義為“對言語的愛”（love of the word）、“對學問和文獻的熱愛”（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對文本的厘定”（the establishment of texts）、“對文字記載的研究”（the study of written records）、“對文本的研究”（the study of texts）、“對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文學批評的基礎”（the basis of literary criticism）、“對語言的結構和發展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對語詞的歷史性研究”（the study of words historically）、“語言中的人類精神”（the human spirit in language）等等（唐納德·麥多克斯[Donald Maddox]，“Philology： Philo-logos, Philo-Logica or Philologicon”，《趨于共識？新語文學論文集》[Towards A Synthesis? Essays on the New Philology]，凱思·卜思碧[Keith Busby]編，阿姆斯特丹、亞特蘭大： 洛多皮B. V. 版本出版社[Editions Rodopi B. V. ]，1993年，第60—61頁）。

《趨于共識？新語文學論文集》

此外，歷史上也有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學者們曾對語文學下過各種別出心裁的定義，例如尼采曾經把語文學定義為“一種慢慢閱讀（文本）的藝術”（ein Lehrer des langsamen Lesens, 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說它是一種處理言辭（文本）的金匠般的藝術和鑒賞力（尼采： 《全集： 15卷精校版》，前言，喬治·科利[Giorgio Colli]和馬志諾·蒙提納里[Mazzino Montinari]編，共15卷，慕尼黑，1980年，第3卷，第17頁[轉引自謝爾頓·波洛克《未來語文學？一個硬世界中的軟科學之命運》一文，見本書譯文第400頁]）。瓦爾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則“不把語文學定義為語言的歷史或者科學，而是把它〔定義為〕專用名詞的歷史（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瓦爾特·本杰明： 《瓦爾特·本杰明通信錄： 1910—1940年》[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75—176頁）。奧爾巴赫（Erich Auebach, 1892—1957）則把語文學相對廣義地理解為“對一個民族文化的歷史研究”（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ulture of a nation）（參見奧爾巴赫： 《時間、歷史與文學： 埃里希·奧爾巴赫論文選集》[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詹姆斯·I. 波特（James I. Porter）編，簡·O. 紐曼（Jane O. Newman）譯，普林斯頓、牛津：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6年）。晚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印度學家謝爾頓·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先生給語文學下的一個最新定義是一門“讓文本產生意義的學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謝爾頓·波洛克： 《語文學的三個維度》[“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載于《后中世紀： 中世紀文化研究期刊》[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2014年第5期，第398頁[見本書譯文，第427頁]）。以上所列這些語文學的定義顯然都是下定義者們分別從文學、哲學、歷史或者語言、文獻研究等不同角度，給予語文學所下的不同定義，分別強調它對于自身學科或者定義者自己所做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從中我們很難挑選出一個最完美和最能被人普遍接受的定義。

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philology這個詞的意義，我們不妨從頭開始，即從探究這個詞的詞源開始。英語中的philology，在法語和德語中均作philologie，來源于希臘語φιλολογiα，它由“φιλο-”（熱愛）和“λóγια”（語詞）兩個部分組成，通常被人認為它的意思“對言語的熱愛”。然而，在古希臘語中，“λóγια”可以有logos和logia兩種形式，前者意為word（言語），后者意為reason（理性）。與此相應，φιλολογiα這個復合詞實際上擁有“對言語的熱愛”和“對理性的熱愛”兩層含義（見唐納德·麥多克斯，“Philology： Philo-logos, Philo-logica or Philologicon”，第59—79頁）。盡管在現代西方語文中的philology更多的是指其前一種意義，即philo-logos的意義，是“對言語的熱愛”，但它的后一層意義，即“對理性的熱愛”也并不是可以被輕易地忽略的。

在穆雷主編《牛津英語詞典》（初版）的“philology”條目下，我們見到以下兩條定義：

1. 對言語、文本/文獻和學問的熱愛；對文本的研習，廣義而言，包含語法、文學批評和詮釋，文學作品與文字記載與歷史記述的關系等；文學與古典學術，或典雅教育（polite learning）——如今該詞匯很少作此廣義應用；

2. 特殊用法（在現代用法中）對語言結構及其演變的研究；語言科學；語言學——實際上是第一個義項的一個分支。

同時，完整本《新韋氏國際詞典》（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對“philology”做了如下定義：

1. 本義，對學習和文學〔獻〕（literature）的熱愛；研習；學術。

2. 對文字記錄，特別是文獻（literary text，文學文本）的研究，以抉擇其真實性和含義等。語言學： 當代用法。（轉引自揚·茨奧科夫斯基： 《何謂語文學？——導論》，第5—6頁[見本書譯文第50頁]；同時，參見溫徹斯特： 《教授與瘋子》，第43頁，此OED詞條作為介紹詹姆斯·穆雷出場的序言。于《牛津英語詞典》先后不同的版本中，對語文學這個詞條也有不同的解釋，對此的討論見門馬晴子： 《從語文學到英語研究： 十九世紀的語言與文化》導論部分《語文學在何處？》[第4—7頁]，見本書譯文第66—70頁。）

門馬晴子： 《從語文學到英語研究： 十九世紀的語言與文化》

這兩部英語詞典對語文學的定義大同小異，顯然它們都將φιλολογiα作為由philo和logos組成的一個復合詞，故將語文學首先定義為“對語言和文本的研究”，可引申為所有的（人文）學術和學問，這當是現代西方學界較為普遍的一種認識。同時，它們都把語言學作為現代才出現的語文學的一個特殊的用法，雖然語文學并不等于語言學習，但語言學可以被認為是語文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當然，這兩部詞典中對語文學的定義和解釋都不足以完全概括語文學于西方文明史上的涵義和功用，它們基本忽略了語文學作為“對理性的熱愛”這一層面的意義。而從古典到現代，語文學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擔當，也被賦予了不同的內容和意義。

于整個西方的學術史和高等教育史上，語文學的影響可謂甚深廣大、舉足輕重，一句話，Philology Matters! 簡單說來，語文學和哲學是人類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二者形成人類兩大精神和知識體系，缺一不可。如果說哲學是思想和智慧，那么，語文學就是知識、學問和學術。如果世上從來沒有過語文學，那么我們很難想象各種神秘燦爛的古代文明今天依然能夠被人理解、繼承和發展，也很難想象今日世界的人文科學研究能夠如此的博大精深、絢麗多姿。語文學是現代人文科學研究的源泉，今天屬于人文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如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語言、音樂研究等，不但都源自語文學，而且也從來都以語文學為其最基本的學術實踐和學術方法。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特納（James Turner）所說的那樣，“在英語世界中，〔形成于歐洲文藝復興與二十世紀之間的〕現代人文學術即脫胎于語文學”（詹姆斯·特納： 《語文學： 被遺忘的現代人文學科的起源》[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xiii頁）。

詹姆斯·特納： 《語文學： 被遺忘的現代人文學科的起源》

語文學不但是一門幾乎與人類文明歷史一樣悠久的古老的學問，而且它曾經也是一門十分前衛的人文科學學科，是“十九世紀歐洲大學中的科學女皇”。遺憾的是，今天的語文學卻早已經成為“現代人文科學的被遺忘了的源頭”。在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的學科建制中，語文學早已經無家可歸，失去了它應得的一席之地。由于今天的人文科學研究已被明確地劃分為文學、歷史學、哲學和宗教學等學科，每個學科的研究主題、資料、方法（范式）、理論等看似都有了不言而喻的明確的分野，所以，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各科學者們各擅其長、各盡所能，各自占有了屬于自己的一方青天。與此同時，他們卻已經不知道何謂語文學，也說不清語文學與他們所從事的學科研究之間有什么歷史的和現實的關聯。這實在是一件十分令人遺憾和危險的事情。

近代歐洲最激進的虛無主義哲學家尼采先生曾經是一位十分失敗的古典語文學家，他的第一部專著《悲劇自音樂精神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r der Musik）從語文學學術實踐的角度來看，是一部十分失敗的作品，故而受到了他同時代語文學家們十分激烈和尖銳的批評，被譏諷為“未來語文學”（Zukunftsphilologie）。然而，尼采于語文學歷史上可稱是一位“悲劇英雄”，晚年的尼采最終從他可怕的失敗經驗中頓悟出了今天最為人寶貴的語文學精神，他說語文學就是“一種慢慢讀的藝術”，是讀書人必須具備的金匠般的手藝。尼采提醒世人： 失去語文學這門藝術就意味著我們將會失去一種最好的教學方式，失去眾多寶貴和豐富的歷史記憶，也將不再能夠接近已被現代性摧毀了的生活方式，不能享受和人類的過去相溝通的那份奧妙。語文學水準的降低意味著人類文明的失落，表明人類閱讀他們自己的過去和現在、并因此而能夠保存他們人性尺度的能力的喪失。而人之為人，無非就是要理解古典、現實和我們自己，而這正是我們語文學家的任務！（參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威廉·阿羅史密斯[William Arrowsmith]編： 《尼采與〈我們語文學家〉的注釋》[“Nietzsche, Notes for ‘We Philologists’”]，載于《阿里昂》[Arion]第1輯第2期，1973年/1974年，第281頁；更多討論參見沈衛榮： 《語文學、東方主義和未來語文學》，《回歸語文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二章。）

尼采，1872年，這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專著——《悲劇自音樂精神的誕生》。

無疑，“理解古典、現實和我們自己”從來都是每一位人文學者和人文科學研究者畢生所追求的目標，就如歷史學家們對自己一生之學術成就的最高期待無非就是太史公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一樣。可是，對于今天大部分人文學者來說，語文學更像是一個歷史名詞，它離我們是如此遙遠，對它我們或僅有一些模糊的記憶了。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人文學者要實現“理解古典、現實和我們自己”這樣崇高的追求又將是何等的不易！有鑒于此，近幾十年來，國際學界不斷有學者振臂呼吁，號召人文科學研究要回歸語文學，并特別指出在我們這個以全球化和數據化為標志的新世紀中，語文學依然舉足輕重、意義重大（參見哈里·羅恩羅斯（Harry L?ennroth）： 《Philology Matters！關于慢讀藝術的論文集》[Philology Matters! Essay on 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萊頓、波士頓： 博睿出版社，2017年）。

《Philology Matters！關于慢讀藝術的論文集》

語文學遠離人們的學術視野實在已經太久了，如今不只是普通的讀者，就是專業的人文學者亦有很多人茫然不知何謂語文學，更不知道自己做學問應該回歸到哪里去？少數對語文學有著根深蒂固的信仰和洶涌澎湃的激情，急切希望語文學能夠回到21世紀世界學術前沿的當代“教授和瘋子”們，卻也很難說明白語文學到底是什么，它對今天的人文世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義，讓大家可以心悅誠服、激情滿懷地和他們一起走上語文學的康莊大道。語文學源遠流長，幾千年來迭經流變，在今日之精英學術和大眾文化語境中，它的涵義千變萬化，人們對它的理解也眾說紛紜。語文學可以是一門十分特殊的語言學科，一種實踐已久的人文學術方法，或者是一個具體的知識和學術領域；它也可以是一種解讀文本的手藝（the craft of interpreting texts），一門閱讀的藝術和學問（the art and scholarship of reading），甚至說，它只是一種學術觀念（academic perspective）或者一種學術和生活的態度，或者一段有趣的學術掌故。總之，今天沒人能夠三言兩語把語文學的涵義說個明白，語文學是一個說不清、也說不盡的話題，但是，誰也不能否認Philology Matters! 

語文學的六大范疇

與對語文學的定義無法達成絕對的統一相應，在漢語世界中，我們對Philology這個詞的翻譯〔譯名〕迄今也遠未達成一致。在漢語文中，對Philology先后出現了語學、言語學、語言學、歷史語言學、文獻學、古文字學、小學、樸學和語文學等種種不同的譯法，仍然有人堅持對Philology不做翻譯（參見張谷銘： 《Philology與史語所： 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載于《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第375—460頁），或者堅持沿用日本學界的慣例，將它翻譯成“文獻學”（日本學界通常將Philology翻譯成“文獻學”，其意義相當于是英語中的“the study of written records”，這種譯法和對語文學的定義受到了日本古典英語語文學家的質疑，參見門馬晴子： 《從語文學到英語研究： 十九世紀的語言與文化》導論部分，第xi頁）。顯然，這些單個的譯名都不足以全面地表達和界定語文學的性質和意義。迄今我們無法為Philology找到一個能被普遍認同的譯名的原因，除了前述對Philology難做統一定義之外，長期以來我們對來自西方的語文學的學術實踐并沒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上述各種譯名每每只觸及語文學中的某一個側面而忽略了其余部分的內容。而這種無法達成一種統一一致的譯名的現象，反過來又加深了人們對語文學之理解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使它難以和中國傳統的人文學術整合，并名正言順地成為現代人文科學研究的主流。（例如由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創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長期以來被人認為是歷史和語言（學）研究所，實際上按照它的英文名稱“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可知，這里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指的應該是“歷史和語文學研究所”，其中的語言并不是指“語言學”[linguistics]，而是指“語文學”[Philology]。可是，即使傅先生自己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這一名篇中也將他所要引進中國學界、并再三強調的“語文學”翻譯成了“語言學”或者“語學”，盡管文中對語言學的解釋分明指的是語文學。見傅斯年： 《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原刊于民國十七年[1928]十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傅斯年

我們一貫主張將Philology統一翻譯成“語文學”的主要理由，一是遵從Philology最首要的字面意義，即“對言語（語詞）、文本和學問的熱愛”（a love of words, texts/literature and learning）；二是相對認同將作為現代人文學術的philology定義為“對語言和文化的研究”（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并把它當作一切人文科學研究的基礎和根本。但我們充分認識到語文學的定義、功能及其發展和演變的歷程十分復雜，且變化多端。如前所述，古往今來，語文學曾有過太多種不同的定義、涵義，有太多不同的能指、所指，所以，今天我們雖然希望將它統一、固定地用語文學這一個詞語來翻譯它，但也深知我們必須要以更加開放和全面的態度來對它作出相對寬泛和恰當的定義、表述和解釋。在我們看來，語文學至少可以有以下六個不同的層面或者范疇： 

第一，順應語文學一詞的字面意義，即對言語、文本/文獻和學問的熱愛，我們可以將它引申為泛指世界上所有與語言和文本相關的知識、學問和學術。它與熱愛思想的哲學（philo-sophia）相應而生，形成為人類知識、文化和精神文明體系的兩大部類。我們或可以籠統地說： 人類的精神文明不外乎哲學和語文學兩大部類，非此即彼。哲學是智慧和思想，語文學則是知識和學問。所以，語文學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大、最基本的知識和學問的寶庫，人之為人或可以沒有思想，缺乏智慧，但不可能不學習和掌握一定的語言、知識和學問。

第二，自西方古典時代至近代人文科學研究形成之前，一切與語言、文本（文獻）、甚至文物相關的學術活動和學術實踐都可以被稱為語文學。從古希臘的文法、修辭學到近世的《圣經》文本研究，從學者們最初在博物館和圖書館內所進行的對《荷馬史詩》等古希臘經典文本（抄本）的收集、編目、修復、整理、校勘、印刷，到人文主義的宗教學者對多語種《圣經》版本進行翻譯、對勘、文本分析和解經活動等等，都可歸屬于語文學的范疇。西方古典學即是對西方古典文本的語文學研究，而西方古典教育的主體即圍繞學習希臘文、拉丁文，解讀希臘文、拉丁文經典文本而展開，形成了典型的語文學教育和研究傳統。若沒有語文學的傳統，就很難想象西方古典文明能夠傳承至今，生生不息。

第三，語文學是近〔現〕代人文科學學術研究（Modern Humanities）的總稱或者代名詞，它是現代人文科學研究的被遺忘了的源頭。近〔現〕代人文科學研究最初并沒有文、史、哲等分支學科的明確劃分，不管是對西方民族及其多種古代語文的文學、歷史和哲學的研究，還是對某個特殊地區、民族/國家的人文學術研究，如漢學、印度學、埃及學、亞述學、伊斯蘭學，或者籠統的東方學等等，它們都必須是一種語文學的研究，即從這些民族、地區、國家和宗教的語言、文獻出發，進而對它們的歷史、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所以，語文學曾經是19世紀歐洲人文學術的皇后，它與自然科學相對應，是研究人類精神和文化的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語文學就像是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是研究人類文化的一種準科學。

第四，自現代人文科學研究被明確地劃分為文、史、哲等不同的學科，特別是當引入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區域研究逐漸取代了包羅萬象的傳統語文學研究，如漢學被中國研究、佛學被佛教研究取代，且具有更強闡釋性、普適性的理論范式逐漸引領學界的發展方向，語文學不再是人文科學研究的龍頭老大和主流之后，它就常常被人狹義地當成一種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如對印歐語系的建構一類的研究（比較語文學），或者專指一套特別精深的、批判性的文獻學處理和研究方式，即把對古典文獻的收集、整理、編輯、對勘和譯解等作為語文學的核心實踐，把采用這種方式所進行的古典語言、文本的學術研究定義為語文學研究。隨之，原本作為人文科學研究之主流的語文學卻反而被越來越邊緣化，成了一門拾遺補闕的流亡中的學問。好像只有當它的研究對象離西方越遙遠、離今天的時代越久遠，語言越冷門、文本越破碎，這個時候才要求語文學最大程度地到位。于是，西方的東方學，特別是其中的印度和梵文研究、印藏佛教研究等等，漸漸成為語文學研究最重要的陣地。與此同時，語文學在西方學術的中心則越發變得可有可無，乃至被人徹底遺忘了。

第五，于當今世界，語文學和對語文學的堅守可以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學術態度、學術立場和學術精神。這種學術態度可以是僅僅反映語文學的本來意義，即對語言、文本和學問的熱愛，也可以表現為對語文學學術方法的堅守，即對實事求是的、實證的、科學的、理性的學術研究方法的堅持和追求，對最基本的人文科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倫理的積極維護等等。語文學的基本精神既可以是傅斯年先生倡導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和“以漢還漢，以唐還唐”，即是對全面、徹底和準確地理解文本和歷史的堅持不懈的追求；它也可以是尼采先生所主張的將語文學當作一種慢慢讀書的藝術，即一種用于讀書的金匠般的手藝。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地讀書，和信口開河、炫人耳目地詮釋文本，都是違背語文學精神，并與現代人文科學研究的理性和科學準則背道而馳的。語文學的精神也可以是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語文學家是現代性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作為“現代精神”的理性主義、批判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和語文學同一天誕生的（此句出自恩斯特·勒南[Ernst Renan， 1823—1892]《科學的未來》一書，轉引自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 《根源、種族與回歸語文學》，載于《表現》[Representations]2009年第106輯第1期，第40頁[本書譯文見第354頁]）。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1—1677）用語文學的方法對《圣經》所做的新的、去圣化的解讀，打破了基督教教條對西方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打開了去往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通道（參見波洛克對斯賓諾莎與《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的討論于： 謝爾頓·波洛克： 《語文學的三個維度》，第402—404頁[本書譯文見第433—435頁]）。

第六，語文學可以是值得當代人信仰和踐行的一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我們提倡“語文學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即是倡導一種理解、寬容和和諧的世界觀和生活態度。語文學和詮釋學（Hermeneutics）一樣，都是一門理解的學問，它的精髓就在于尋求正確和全面地理解語言、信息和文本所蘊涵的真實和豐富的意義，進而尋求對人和世界的理解。若我們能堅持用這種語文學的態度，不遺余力地尋求對他者、對世界的正確、多元和甚深的理解，尋求以一種寬容、開明、自在和和諧的語文學方式來與這個充滿了矛盾和沖突的世界交往，這無疑是一種能夠促成世界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的十分積極的世界觀和人生態度。對于每一個個人而言，只有當你能夠與眾不同地讀書、閱人、知世時，你才會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讀什么書不見得就能讓你成為什么樣的人，但你怎樣讀書將決定你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只有當你能夠學會多方面的、從多種不同角度出發去讀書，學會從其原本的語言和文化語境中，設身處地地去體會和理解他者發出的信息時，你才能夠成為一位既與眾不同、出類拔萃，又能夠和這世界同進共退、和諧共處的開明和博雅的君子。

因為語文學已被我們忽略、遺忘得實在太久了，而信息技術的不斷更新已經徹底地改變了我們的閱讀習慣和接受、消化信息的方式，乃至于我們完全有理由擔心人類或將前所未有地進入一個沒有語文學的時代，所以，我們今天不厭其煩地重彈語文學的老調，相信只有語文學才能夠讓我們理解古代圣賢們留下來的源遠流長的思想和字字珠璣的文本，讓我們領略圣賢書中所描寫的數千年來人類創造性勞動的奧妙，并讓我們有能力與先賢們展開無與倫比的深刻的思想性交流。相反，語文學的消亡，則意味著我們不但再也無法保全古典教育與歷史記憶、無法追尋被摧毀于現代化之下的各種古典的生命形態，而且終將丟失與過去進行對話的要門和秘訣，這將是人類無法承受的損失和災難。

不言而喻，回歸語文學是我們面臨的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但是，我們今天倡導要回歸的語文學絕對不只是一套學習語言和處理文本的技術性的手藝，更不是一套拾遺補闕、收藏遭別人遺棄了的古董的學問，而應該是對以上所討論的這六種范疇的語文學的綜合、結晶和升華。于今日世界的學術語境和學術體系中，人文科學研究早已經被細分成文學、歷史、哲學和神學（宗教研究）等多種分支學科，這樣明確的學科分野已經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很難設想我們還能將它們重新整合起來，退回到那個只有語文學的時代。甚至，我們也不再可能像當代最著名的語文學推手謝爾頓·波洛克教授所夢想的那樣，讓語文學作為凌駕于文、史、哲等多種人文學科之上的一個超級學科，重新回到21世紀世界一流大學之學科設置的中心位置。但是，我們至少應該讓語文學重新現身，把它廣泛地認同為人文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方法和最基本的學術態度，以此來重新整合人文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并組織開展于語文學框架結構中進行的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呼吁語文學的回歸，本質上就是要號召人文科學研究的從業者，能夠以上述語文學的精神和立場出發，從正確讀懂和理解文本開始，進行歷史的、文學的和哲學的、思想的研究。唯有如此，我們的人文科學研究才能重新回到科學的和理性的人文科學的軌道上來。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那些于今被狹義地定義為語文學的專門學術領域，眼下于世界范圍內都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危機，很多甚至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絕學”，例如對梵文、藏文、吐火羅文、粟特文、古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滿文等語言、文獻和歷史的研究等等，這同樣是人類文化和精神文明所遭受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今天我們呼吁振興絕學，就是要挽救這些瀕危的學科。但是，振興絕學并不只是需要我們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保護、整理和出版這些瀕臨失傳的語言和文獻資料，它更要求我們加強從事這類學術研究的學者們的語文學訓練，提高他們的語文學學術水準。從振興絕學的角度而言，語文學確實是一門門檻極高的學術手藝，對于一名狹義的專業語文學家而言，需要接受長期的語言、歷史語言學、古文字學、古文書學和文本對勘（textual criticism）等學科的十分專業和精深的學術訓練，否則他們就無法擔此重任，讀懂這些古代文字和文獻，并對它們所傳達的思想和歷史文化做出正確和精到的研究。而對于一名普通的人文學者來說，回歸語文學首先是要求他們回歸將人文科學研究作為歷史學的和語文學的研究的學術傳統，同時還要求他們堅守語文學的學術態度、學術精神和學術規范，堅持以實證的、科學的和理性的學術態度來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從語言和文本出發，力求全面、徹底和準確地理解文本和歷史，著書立說則追求學術表述的平實、準確和學術寫作的規范和精致。學術研究既不是自娛自樂，不能避苦趨樂，披著職業的外衣而奉行快樂原則（the Pleasure Principle），也不是為了討別人的喜歡（to please），以沽名釣譽，獲得社會的承認和報答。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求得真知、真如，它是一種理性和科學。如果缺乏扎實的語文學的基本訓練，不遵守語文學的基本學術規范，那么，任何花樣百出的人文研究都是不科學和不學術的。

從古典語文學到近代語文學

我們今天倡導的語文學是一門建立于科學理性的批評精神之上（philo-logia），借助語言學、古文字學、文本對勘、比較分析等學術方法，以正確設定與解讀文本、構建歷史和文化、理解古典和現實為目的的人文科學（philo-logos）。作為近代人文科學的代名詞的語文學是于近代才形成和建立起來的，它的形成和發展是近代人文學科突破中世紀神學的束縛，建立起各自獨立、規范和科學的學術領域的基礎和標志。在近代人文科學誕生的整個19世紀，語文學被認為是一種可與數學、生物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學科相媲美的準科學，是“一切人類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的王中之王，享有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嚴格說來，自進入科學的人文研究時代以來，不管是文學、史學，還是哲學、宗教學和神學研究，所有人文科學研究都必須是一種語文學的和歷史學的研究（phil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這是區分近代人文科學與中世紀神學和經學控制下的哲學的和神學的研究（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的最重要的標志，只有前者是科學的人文和學術研究，而后者不過是神學、經學的說教，或者說是一種“書院學究式”的學問。（傅斯年于《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語言學（語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書院學究的研究”之間的差別做了非常好的說明。例如，他說：“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最近一世語言學所達到的地步，已經是生物發生學、環境學、生理學了。無論綜比的系族語學，如印度日耳曼族語學等等，或各種的專語學，如日耳曼語學、芬蘭語學、伊斯蘭語學等等，在現在都成大國。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

但是，語文學是一門具有悠久歷史的學問。如果說近代人文科學研究是從古代歐洲的語文學轉變、演化而成的話，那么，當我們追溯語文學于歐洲文明傳統中的源頭時，無疑就需要直接回溯到古希臘這個人類人文學術最初發源地方（本節是從一個大體的西方學術史、特別是側重文本研究的歷史來勾勒語文學的發展，而本書還收錄了從語言研究史角度[例如語法發展等]回溯語文學歷史的文章，參見本書門馬晴子著、劉雨桐譯： 《語文學在何處？》，第63—92頁）。正如特納教授十分形象地描述的一樣：“想象一下幾條書蟲極有耐心地沿著現代西方人文學科的根莖鉆下去，直到找到最后的、埋藏得最深的根須。當書蟲鉆到底的時候，它們來到了古代的地中海世界，聆聽著希臘語言。”（詹姆斯·特納： 《語文學： 被遺忘的現代人文學科的起源》，第35頁）

大約公元前9世紀，希臘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字母，開始了自己的書寫，于是，希臘語文學誕生了。在希臘文最初成型的幾個世紀里，各種對語言和文本的研究開始大量出現，希臘人對語言及其學術產品的好奇心從此綿延不斷地持續了下來。而這類語言和文本研究，在其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相繼形成了語文學的四大領域，即語言學、修辭學、文本語文學與語法學。在當時，修辭學是語文學的重中之重，它不僅在古希臘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也代表了傳統語文學一直承擔的闡釋功能。在盛行辯論的古希臘公共生活中，修辭術占有中心地位： 在亞里士多德眼中，辯證法從普遍接受的意見出發，而修辭術則從個別案例開始，理清具體事實需要的邏輯推演（同上，第42頁）。如是，哲學與語文學于古希臘思想史的發展中交相輝映——哲學通達普遍適用的真理，語文學則詮釋具體的個案，而二者的不同追求有時也被看作是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與人文學科（如歷史、文學）的區分。

亞里士多德

公共辯論除了需要闡釋的技法，更需要能在雄辯說辭中“引經據典”，這成為文本語文學（textual philology）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文本語文學亦必須在一個手稿、書本足夠普及，文本形式足夠復雜的年代才有可能出現。公元前3世紀，托勒密一世于今天埃及亞歷山大港建立了一座“繆斯宮”（mouseion），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公共圖書館——亞歷山大圖書館（“繆斯宮”是古希臘城市文化活動中心，見于希臘諸城邦中，該詞匯也是英文“museum”[博物館]的來源）。修建此宮的目的是要搜羅和收藏所有用希臘文寫成的文獻，建成之后托勒密一世和他的繼任者們雇用了一大批皇家學者與科學家們，讓他們集中在此宮中專事講學與研究。這項巨大的工程需要處理大量與文本相關的各種問題，如鑒定、甄選文本、識讀搜集到的手稿殘片、對它們進行編輯、分類和編目等，文本語文學由是便在這座“繆斯宮”中應運而生了。(關于更多語文學在早期歐洲文明中的歷史詳見《語文學： 被遺忘的現代人文學科的起源》一書中第一部分[第34—177頁]。本書中收錄了該書第一部分第一章《“幽居的書蟲，在繆斯的鳥籠里爭論不休”： 語文學從古希臘到約1400年的歷史》[見本書第101—149頁]；此題材亦可見弗蘭克·蒙塔納里[Franco Montanari]： 《從書本到版本： 古希臘的語文學》，載于謝爾頓·波洛克、本杰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張谷銘編： 《世界語文學》[World Philology]，劍橋： 哈佛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5—45頁。)

亞歷山大圖書館

由古希臘的書本文化發展出來的文本語文學，塑成了西方人文學術的雛形。而崇尚古希臘文化的羅馬知識分子們則掌握了更多的語言，他們處理文本的方法和技能也愈加精密和復雜。他們采用了更加精確的方法去厘定那些流傳到他們手中的古希臘文獻、手稿，并嘗試以作注釋的方式去更好地閱讀和理解它們。輔助他們閱讀古希臘文獻的方法，除了邏輯推演的修辭術，還有對句子結構、詞匯變化的語法分析等等。此外，他們還羅列出相關的舊文獻，將它們與他們正在整理的文本進行對勘和比較研究，據此為它們作出詳細的注釋和評論，以此呈現出一種新的文本形式——這樣的文本處理工作被稱為“scholia”，也正是如今我們理解的標準語文學的文體形式（參見特納： 《語文學： 被遺忘的現代人文學科的起源》，第58頁）。除了學術研究外，以“scholia”為核心的“schooling”（“上學”）實際道破了早期教育以文本訓練為主體的本質。羅馬學者們將語法學、修辭學的推行深入到高等教育中，受到了精英階層的普遍認可，譬如昆體良（Quintilian, 35—100）的《雄辯術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即在任何一個階段都是最佳的課程教材。而這些學科的概念遠比我們今天理解的意義廣闊，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語文學的教育，它將文本對勘、語言分析，乃至歷史書籍與文物的學習使用都結合了起來。

教學中的昆體良

當歐洲進入基督教的時代以后，語文學的傳統依然被繼承了下來。盡管古典文獻開始退居次要地位，對《圣經》的厘定、詮釋、甚至翻譯，在實際需求的推動下，成為最龐大和首要的語文學工程。要制作出一部標準的、易于推廣的基督教《圣經》曾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使是猶太人尊崇的希伯來語的圣典與其注釋就有很多不同的傳承版本。早期的基督徒使用的圣典是希臘文的“七十子譯本”，而大約直到千禧年，現在基督徒使用的《舊約》的原希伯來文本才被確認下來。基督教與猶太教在共享圣典時的競爭與爭執往往都源于對文本的解讀，即語文學的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批杰出的經院學者相繼涌現，他們借鑒異教傳統，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經法，影響了圣典與學術傳統的形成。譬如，早期基督教學者奧利金（Origen, 185—254）提出了三重解經法，即先做字義解釋，再解讀表達的基督教的價值觀，最后揭示寓意下的神性旨意；為了讀懂圣經，他常常借用歷史和語法研究，甚至去研究語言的起源與性質。同時，他將不同語言的《舊約》希臘語譯本平行羅列出來，將之與希伯來文本進行校勘，標出歧義的地方，將羅馬流傳下來的、并在猶太拉比中更加常用的文本語文學這一工具普及于基督教學術。而哲羅姆（St. Jerome，347？—419）則拋棄了希臘語這一媒介，直接使用希伯來文本，他沉浸在猶太學術中，通過文本語文學的方法厘定完整文本，并將它翻譯成拉丁文，形成了教會最終可以推行的通行譯本“武加大本”（Latin the Vulgate）。無疑，語文學在圣典學術中扮演了主導角色，整個基督教文化研究都離不開這個最基本的學術工具。以教會史編寫為例，尤西比烏（Eusebius，約260—339）的《編年史》（Chronicon）為此設定了標準，其中引用并標明原始文獻出處這一學術規范首次出現在他的著作里。如此有理有據的實證路徑，在后世研究者看來，更能強有力地證明基督教的真理，而這正是他書寫歷史的根本目的（參見特納： 《語文學： 被遺忘的現代人文學科的起源》，第68頁）。

圣哲羅姆

盡管早期基督教的傳統非常輝煌，可當東西羅馬帝國分裂后，只有拜占庭很好地繼承了多語種文本語文學的傳統，而西羅馬自進入中世紀后，普遍意義上的學術活動（如學校教育等）明顯趨于衰微，僅剩延續著香火的、為基督教服務的經院學者們還用心于對知識的開拓與古典作品的訓練。有些具有穩定社會條件的教會學校還會教授閱讀西塞羅、維吉爾等古典作家的文學、語法和修辭作品，為接下來的“文藝復興”奠定基礎。然而，這一時期的經院教育只注重辯證，強調文本與神學教義的聯系，并沒有以語文學的方法處理文本。

中世紀之后，希臘、羅馬時代的學術方法和學術實踐，重新在西方復興，塑造了人文主義時期與近代的歐洲學術。人文學者們首先掌握的語文學，確切來說，仍然是對《圣經》分析法的繼承。當拉丁語的武加大譯本不再是《圣經》唯一的經典權威時，人文主義者們利用希伯來語的《舊約》、希臘文的《新約》等不同譯本和版本的《圣經》，開始重新解讀和詮釋圣典。他們將東方保留下來的實證、考據式解讀《圣經》的方法（例如人文學者大量涌向君士坦丁堡學習希臘文），重新用來對古典作品進行解讀和分析，促成了以經典為基礎的高等學科和教育的改革。一方面，部分牧師和主教本身就是人文主義學者，他們在對文本進行對勘和比較時發現了圣典的權威詮釋者們諸多敘述間的不一致性，進而在教義闡釋上促發了順應時代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伴隨著人文主義的發展，在意大利大學中出現了經院神學學科和新興學術方法的結合： 例如，一位想要學習法律或神學的年輕人首先要修習人文主義的課程，他不僅需要掌握古典修辭學，而且還要進行希伯來文、古希臘文等多種語言的嚴苛訓練。與此相應，法律與神學的教授們由此也了解到歷史、希伯來文、希臘文之于這些高等學科傳統的相關性與相容性。至此，如今在西方大學里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古典語文學”（classical philology）或“古典學研究”（classical studies）便逐漸成形（在本書中相關文章有安東尼·格拉夫頓： 《人文主義的語文學——西方近代早期文本、古物及其學術演變》、理查德·F. 托馬斯： 《古典語文學之過去與將來》；關于古典語文學在國內的發展現狀與展望可參見冼若冰、程煒： 《古典語文學之旅》，載于《文匯報——文匯學人·訪談錄》2019年3月22日，第W11版）。很快人文主義者們注意到通過古代語言的學習，進而對文本、文獻進行歷史分析，這不僅適用于神學與法學，而且更應廣泛應用于文學、藝術、古物等整個古代文化的研究。

被認為是近代語文學奠基人的德國語文學家弗萊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將18世紀歐洲學界新興的、用于研究《圣經》的文本分析法率先應用于對荷馬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之中。（1777年，當沃爾夫進入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時要求以當時并不存在的“語文學”學科名目注冊入籍，竟然得到校方批準，成為歐洲大學歷史上第一位語文學學科專業的學生。參見謝爾頓·波洛克： 《語文學與自由》[Philology and Freedom],《語文學的相遇》[Philological Encounters]2016年第1期，第5頁[參見本書譯文第445頁]。）在他的代表作《荷馬導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 1795）中，沃爾夫將偉大的古希臘詩人荷馬的作品視為幾個世紀間不斷被人傳抄、轉寫的產物，認為雖然荷馬史詩基本以一種口頭形式流傳，但每一個還能找到的文本都暗藏著真實和已經過了編輯的荷馬的原聲，而讀者可以通過一整套縝密的學術勞動，即對文本語言的分析——“從雜質經年累月的腐蝕之下將其破解”（此部分具體闡述可參見本書文章杰弗里·哈芬： 《根源、種族與回歸語文學》）。文本只是一種展現出來的表象，其內核則必須通過包括語法的、修辭的和歷史的學術方法去考證和鑒定后方才能夠識別出來。在這種圍繞文本分析進行的準科學的學術實踐中，語文學孕育了諸多現代學術的規范，包括厘定文本、書寫注釋、編輯方法等等（在近代學術中，語文學如何被中學、大學與出版界推動發展詳見安東尼·格拉夫頓： 《人文主義的語文學——西方近代早期文本、古物及其學術演變》；也可見同氏的其他著作，例如安東尼·格拉夫頓著，張弢、王春華譯： 《腳注趣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弗萊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

總而言之，在西方學術史中，語文學是一門關于文字、文本和文獻的精湛的技藝，它所要求的訓練之嚴苛、分析之精密、題材之古老，均凸顯出它作為“精神科學之王者”的崇高和它與凡俗的脫離。語文學起源于遙遠的希臘、羅馬時代，在解讀《圣經》的學術實踐與人文主義教育中得到了錘煉和發展。不論是學者還是神職人員，他們對新、舊《圣經》文本所作的不同方式的注疏、詮釋，推動了基督教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傳播。在思想史領域，人文主義者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通過對古代文獻的文本語文學研究——對比語法、修辭、校訂抄寫錯誤、進行歷史分析——重塑了我們對羅馬、對古代歷史的認識。而傳統語文學通過語言、修辭學的訓練塑造了歐洲的古典教育，或稱紳士教育；法律、醫學和神學的課程無不建立在對古代文獻的學習上——一位隨口援引希羅多德的牛津本科生，或是一位言辭鑿鑿有據的英國下議院成員，都是成功接受了這種古典教育的杰出代表。可以說，在從古典時代到近代西方，語文學具有卓越的歷史傳統，也得享無上的輝煌和榮耀，而語文學的訓練和技能是進入西方學術殿堂的至高門檻，其學術作品則代表了西方古典學術的最高成就。于語文學實踐中培育出的這套學術技能是一套適用于詮釋任何古代文化的綜合學術方法，具有明顯的廣泛性與普適性，它賦予以完美詮釋古典文明為己任的語文學家們以十足的學術自信和難以抑制的雄心壯志。這種闡釋的野心使語文學家將有限的經驗與無限的推斷結合起來，完成了從文本細讀到文本語言研究的轉變，繼而將注意力投向了文本作者本人、其所屬的文化、文化的起源，最后延伸到人類起源。

因此，語文學成為歐洲大航海時代最根本的知識支撐，為帝國培養了如今看來十分“全球化”的殖民主義人才。譬如，倫敦語文學協會建立時，它的成員就已不僅僅局限于研究古希臘文、拉丁文的專家，而且還有不少從事東方語文研究的專家。在“新語文學”運動中，最具代表的成果可推“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構建。印度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最早提出了希臘語、拉丁語和梵語或擁有共同的源頭。（關于威廉·瓊斯對于印歐語系的構建和現代語文學所做的貢獻，參見門馬晴子： 《語文學的覺醒： 威廉·瓊斯與學問的建筑》[“Philological Awakening： William Jone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Learning”]，《從語文學到英語研究： 十九世紀的語言與文化》，第28—59頁。特別是關于他那段被后人稱為“語文學段落”[philology passage]的最早提出印歐語系構想的講話片段，參見該書第31頁以及隨后的討論。）隨之在接下來的一批批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如在弗蘭茲·葆樸、威廉·馮·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 1767—1835）、奧古斯特·施萊謝爾（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卡爾·布魯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9）和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等人的努力推動下，圍繞“印歐語系”以及與它緊密相連的“雅利安人”的想象，構建出了一套十分精致的學術和政治話語，遂使比較語言學與種族主義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聯姻。同樣，《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作為一項偉大的語文學文化項目，其初衷即是因為“這一門偉大的語言將要延伸到世界各地”，反映出大英帝國要文化征服整個世界的野心（可參見電影《教授與瘋子》開頭穆雷接受牛津大學出版社委員會面試的情節）。這種由語文學家參與構建和創造出來的文化優越感在精心雕琢的學術和文化敘述中蔓延開來，最終成為西方主流認知非西方世界的一種典型形式，它為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政治的實施鋪平了前路，語文學變相成為了帝國主義的學術利器和幫兇。正如前美國國家人文中心主任、文學史家杰弗里·哈芬（Geoffery Harpham）先生所說的那樣，“語文學的歷史就像是一面透視鏡，在同一圖像中，它結合了學術研究的最高遠的志向和最黑暗的恐懼”（參見本書杰弗里·哈芬： 《根源、種族與回歸語文學》，第348—375頁；對于19世紀語文學與種族主義的專門討論，本書收錄的文章還有馬庫斯·麥思林： 《文本與決定——十九世紀歐洲語文學中的種族主義》）。

威廉·瓊斯

正因為如此，進入20世紀后半葉之后，語文學便成了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火力最集中和最猛烈的對象，以至于今天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人文學術中，語文學這門帶有原罪式的歐洲傳統學問似乎已鮮有人問津。雖然，語言學，特別是比較語言學，依然在后殖民時代發展壯大，但它們看似急切地想要撇開語文學傳統中那個令人生畏的文化歷史闡釋功能，而專注于打磨出一種更加符合自然科學規范的語言學研究。文本文獻不再是新興語言學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相反口頭語言與任何時下發生的語言應用現象都變成了語言學的考察對象，這與傳統語文學家專門研究上古時代手稿殘片的景象迥然不同。自20世紀下半葉開始，于西方主流學界，語文學已被遺忘和忽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本文系《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一書導論的第一部分，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