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隆至采訪上田（石田供圖）

“當年最年輕的戰(zhàn)犯30多歲，到今天都已百歲前后了。他們?yōu)楹文茉诜祷厝毡竞蟛粩喾此紤?zhàn)爭，并傳達給日本社會？我希望今后繼續(xù)對此課題進行探索，揭示新中國對日和平政策與實踐的內涵。”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石田隆至說道。石田長期致力于日本侵華戰(zhàn)爭歷史的研究工作，長年走訪生活在日本各地的戰(zhàn)爭親歷者， 在七七事變84周年之際，他向海外網介紹了自己接觸過的侵華戰(zhàn)犯，以及他們在后半生的歲月中，嘗試向日本社會還原戰(zhàn)爭真相、促進中日友好的心路歷程。

上田接受采訪（石田供圖）

“作為侵略軍，我心中充滿對中國人民的深深歉意”

1956年經新中國教育審判后釋放的戰(zhàn)犯如今5人健在，其中3人已過百歲，2人將近百歲。給石田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是99歲的上田。“這個年紀的普通老人，大多身患疾病或身體衰弱，但上田幾年前還能自己駕車外出。他熱情歡迎年輕人到家里做客，向他們講出自己在戰(zhàn)爭及戰(zhàn)后的經歷。” 石田介紹。

石田說，在日本，二戰(zhàn)老兵的回憶、敘事，主要講戰(zhàn)爭的恐怖，和他們在戰(zhàn)場上經受的苦難，最后再抽象地談些“和平祈愿”。但上田老人完全不一樣。他去年（2020年）在一封寫給石田的信中說：“作為侵略軍一員，我們對中國人民犯下許多罪行。悲劇的一幕幕至今在我腦海中反復出現，我的心中充滿著對中國人民的深深歉意。”

上田明確表示，自己參加了侵略戰(zhàn)爭，犯下罪行，他的道歉不是“已經結束”的過去式，而是持續(xù)的，且至今不變。

石田指出，上田的觀點是其他親歷二戰(zhàn)的百歲老人所沒有的。上田作為曾經的戰(zhàn)犯，已釋放回國65年，這些年來，他一直參加中日友好活動。“上田所傳達出的，始終是一種對日中關系和日本社會現狀的憂慮與責任感，以及自己不到人生最后一刻絕不放棄努力的緊迫感。”

日本戰(zhàn)犯磕頭謝罪（沈陽晚報）

“我發(fā)誓要努力更努力，將余生獻給中日友好事業(yè)”

“全面承認自己的罪責并非一件易事。”石田說，這些戰(zhàn)犯原以為參加了保衛(wèi)本民族的“圣戰(zhàn)”，結果卻是侵略，是惡魔般的戰(zhàn)爭犯罪。要認識這一事實，他們經歷了復雜曲折的過程。

不少戰(zhàn)犯表示，當年認罪后，精神上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清爽，仿佛獲得了重生。由這一批經歷過新中國審判的前戰(zhàn)犯組建的和平組織——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中歸聯），多年來堅持不懈地從事反戰(zhàn)和平活動。

“中日兩國未建交時無法直接往來，中日友好協會成為民間外交窗口。”石田說，很多中歸聯成員也加入了協會，積極開辦中國特產展覽、書畫展覽等，讓日本人接觸中國文化。1965年，中歸聯受中國政府邀請，派訪華團參加紀念全體戰(zhàn)犯歸國的交流活動，還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二戰(zhàn)后，日本社會對中國缺乏了解甚至敵意很強，中歸聯作為中日友好團體，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斷開展友好活動，在‘草根’層面為促進日本社會對新中國的理解而奔波。”

上田則留在島根縣，數次接待來自中國的訪日團體，長期參與友好活動。1991年，他70歲時結束了議員工作，積極地投入到中歸聯活動中。上田在信中提到：“我把畢生在中國學到的東西用在日本，我發(fā)誓要更加努力，為了和平，將余生獻給中日友好事業(yè)。”

石田介紹道，尚健在的其他4位歸國戰(zhàn)犯，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著友好活動。“玉村和今川兩位老人直到90多歲還在同一支部從事和平活動。玉村至今仍接受采訪，和今川一道在年輕一代日本人面前，講述自己在侵華戰(zhàn)爭中的罪行及回到日本后的活動經歷。稻田（98歲）身體不好，依然在90歲時自費出版了自己反省反戰(zhàn)的記錄。”

前731部隊少年兵在中歸聯建成的“謝罪碑”前（日本“全日本民醫(yī)連”網站）

“日本戰(zhàn)犯認罪悔罪絕非‘洗腦’，而是‘自主反省’”

曾經的戰(zhàn)犯為何在回到日本后，用大半生歲月，向日本社會傳達對戰(zhàn)爭的反思？在日本保守的政治文化中遭遇強烈抵制和攻擊，他們?yōu)楹芜€能夠無怨無悔堅持至今？

“這些戰(zhàn)犯由惡鬼般的犯罪者轉變?yōu)榉磻?zhàn)和平力量，正是由于新中國寬大的人道主義戰(zhàn)犯政策。在戰(zhàn)犯回憶錄中，以及我對在世戰(zhàn)犯20多年的調查采訪中，這些當事人都濃墨重彩地講出了自己如何在寬大的人道主義政策下實現了這一轉變。”石田說。

從東京審判等其他國際法庭來看，新中國關押的1100多名日本戰(zhàn)犯顯然應受到嚴懲。當時，每一位參與審判的中方人員心中都有糾結，不少人都或多或少表露出對“鬼子”的憤恨，認為應該嚴懲。但負責教育工作的中方人員首先從自身開始學習、轉變思想認識，弄通了改造日本戰(zhàn)犯工作的歷史和國際意義，明確最終目的不是報復，而是將戰(zhàn)犯教育改造成和平的維護者。工作人員控制自我感情而產生的理性、寬大姿態(tài)，是世人將新中國的戰(zhàn)犯政策稱為寬大政策的原點之一。石田表示，自己采訪過的前戰(zhàn)犯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對管理所人員的寬大與堅定信仰表示折服和感謝，對受到的教育永生難忘。

石田特別指出，管理所并非完全放棄嚴厲管制措施，實際上，整體的方針是以嚴厲為主基調的。在嚴厲的基礎上，做到自我控制去面對戰(zhàn)犯，來實施教育改造，這是新中國教育改造戰(zhàn)犯的基本方法。面對戰(zhàn)犯們的詭辯，工作人員既不簡單粗暴地否定，也不情緒化憤怒相對，而是以理性的態(tài)度，有理有節(jié)地反駁、教育。

最終結果不言而喻：這批侵華戰(zhàn)犯回到日本后，始終保持對侵略戰(zhàn)爭及自身犯罪的深刻認識，一生開展和平活動，向日本社會傳達歷史真相及戰(zhàn)爭責任歸屬，作為認罪悔罪的主體，始終實踐著新中國的和平理念。

2021年，中國共產黨已走過不平凡的百年歷程。石田希望在今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從追尋侵華戰(zhàn)犯足跡入手，揭示新中國對日和平政策與實踐的內涵。“我希望通過了解這一批絕非受‘強制’‘洗腦’，而是‘自主反省’的戰(zhàn)犯，及其他們回國后的反戰(zhàn)和平活動，去闡明新中國對日戰(zhàn)犯審判既非‘外交交易’，亦非‘霸權主義’，而是追求‘和平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實踐’，并以此為線索，與大家一道思考當下日中乃至東亞實現和平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