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體上，私人與公共、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邊界愈發模糊，網絡媒介比精神分析的躺椅更能煽動人“不加評判地說出你腦海中的東西”。東浩紀把這稱之為“公共意志2.0”（general will 2.0），網絡某種意義上實現了盧梭瘋狂的夢想：將每個人自身最私密、邪惡的一面都作為“公共意志”。存在于虛構世界的想象坍塌到現實的層次上，侵入這一個自我的同一性，要取代這個現實的我的存在，迫使現實中單一的我對網絡上“多重”的我負責。這種暴力對于直接作用于身體或精神的暴力更為復雜。

這意味著，過去建立在內與外、私人與公共之二分的公共意志失去它的基礎了。

作為公民權利的肖像權的出現，和攝影技術誕生、圖像可以被復制的媒介環境息息相關。近年，隨著各種圖片編輯和“換臉”軟件的成熟，在網上分享照片的人越來越多，關于肖像權的糾紛就不絕于耳。我們隨處可見把名人甚至普通人的形象制作成表情包在網絡傳播的“擦邊球”式的娛樂，當然也有一些沖擊著倫理和法律邊界的行為：比如在色情網站中開始有一些“換臉”的操作（比如把色情影片的女主角換成名人），更有甚者有些嚴重侵害到當事人名譽和生活的違法行為。一方面，我們沉溺于技術帶給我們的形象的狂歡中——自拍、P圖、換臉、套皮，用形象來傳達情緒、講故事、娛樂社交，另一方面，我們又產生自己的形象被別人所“利用”的焦慮，沒有什么能夠保證那些在網絡中的形象不被“二次加工”——以形象的“主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我們和自己的形象是什么關系呢？或者更廣義地說，當我們在網絡上以虛構的“形象”生活時——包括頭像符號、說話風格、性格特征等虛擬形象，我們與它們的關系是什么？我們對這些形象所擁有的權利和要承擔的義務被網絡媒介改變了嗎？

現實與虛構，原作與同人

為了思考現實中的人和虛構性的形象的關系，我們最好先去了解互聯網普及后所誕生的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同人文學/二次創作，及其與原作的關系。

同人文學的特點就是依附于某部原作的世界觀和角色，喜愛這部原作的讀者自己開始圍繞著原作的角色（尤其是他們喜歡的角色）進行二次創作，因為自己喜歡那些角色，所以想創作出原作所沒有的故事，實現這些角色間未被實現的可能性。不意外地，同人文很大一部分是有情欲描寫的，尤其是在原作中因種種原因不能呈現的，那些“不可能”的性愛在同人創作的新的次元中被實現了。在男性向的同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原作中的女性角色的裸體和性愛場景（通常是和異性角色），她們可能表現得非常“淫蕩”，哪怕原作是世界觀嚴肅的作品；在女性向的同人里，往往可以看到男性角色之間充滿情欲的親密接觸，男性侵略性的特征有時候被弱化，變成“男媽媽”一樣的溫馴的形象，哪怕這和原作的角色設定不一樣。

在同人創作中，原作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被二次創作者的目光所消解，原作的價值、信仰甚至事實都可以作為一種虛擬性而被懸置，把它們看作可以隨意復制、改動、再創作的素材。但是，也會有“原作廚”（執著于原作世界的粉絲）覺得受到了冒犯，發起抵制二創的倡議。而近年來，同人文的對象已經逐漸超出了動漫、小說等這些虛構人物，也有以現實生活中的公共人物（明星、偶像、歷史政治人物）為題材的同人文。那些在現實中存在的人物也變成了可以被二次創作的“角色”，有跨越次元發展新故事的可能，這遭受到更多的質疑和反對。2020年最大的同人論壇AO3也因為有人覺得某些二創冒犯到了自己喜歡的角色而遭到投訴，然后遭到了封禁。

難道這不類似于現實中經常出現的對抗嗎？其中一方主張言論自由、創作自由、表現自由，而另一方覺得這些表現冒犯了自己（的性別與性取向、階級、種族、宗教信仰等等）。它們都處于原作（一元的、封閉的宇宙）和二次創作（多元的、開放的宇宙），或者說原作世界的“原住民”和和二次創作的“游客”的張力之中。

一開始所說的“肖像權”和廣義的“名譽權”也是用來保護“原住民”的法律，這被作為人權之一對待，針對“形象”的“二次創作”在法律上就等同于造謠誹謗。但是，在形象可以大量復制、改造、傳播的互聯網語境中，這種人權的基礎似乎變得成問題了。

俄狄浦斯不在線？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網絡環境中，父權帶來的壓抑被大大弱化，人人都可以搜索到自己想看的影片，說自己想說的話，制作自己想制作的東西。在網上人們與欲望客體的關系不再像神經癥主體那樣是“俄狄浦斯”式的，即不再有強大的律法去禁止、調節主體與其欲望客體的關系。

網絡環境的去父權化的另一面就是主體在上網的時候仿佛不需要是一個近代啟蒙式的主體，即“為自然立法”、為自己的言行的公共性負責的主體。在論壇、微博等各大社交平臺上，大量匿名的信息在流通，發送這些信息的主體仿佛不需要負責任。這種巨大的、匿名的享樂促發了一些創造性的行動，可以在虛構中實現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東西，同人創作就是這種媒介環境的產物。同人作者并不像傳統作家那樣憑借寫作獲得社會地位，而是更單純地享受創作和被閱讀的快樂。同人創作并不志在反映社會或介入社會，因為作品中的虛擬性始終優位于現實性（和網絡的氣質一致），同人創造了多個與現實世界平行的虛擬現實，它們并不受現實世界（包括在現實世界里的原作）的種種自然規律和倫理的桎梏。同人中的“角色”也不同于傳統文學中的“人物”，后者只活在原作的世界里，而前者可以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之中，發展不同的故事。

然而，上網的主體還有一個性沖動的、并且會感覺到痛苦、會面臨死亡的身體，也受著現實世界的種種象征規則的桎梏，逃向網絡并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向死而生的存在”）。或者說，正是現實中受到的限制太多，這些沖動才會登載在賽博的空間上，寄望于虛構性能夠“治愈”現世存在的有限性。Cosplay、同人創作這些活動都是嘗試超越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嘗試，前者試圖將穿梭于不同世界的虛構角色“下載”到現實中的身體上，后者試圖將現實中身體的沖動“上傳”到虛構的多重世界中。

來自有限的主體的沖動在網絡媒介中以一種“無頭”方式實現，來自每個獨特的人的沖動通過網絡媒介被復數化，變得仿佛與自身無關，變得自身無需為此負責，變成了一種在改寫固有的世界（“原作”）的同時，自身也在被改寫的可能性之中，在這種熱情澎湃的創造性之中，避開了作為一個有限的主體的死亡和責任的問題。

內與外，私人與公共

現代律法只能作用于可見的東西，即只能作用于作出行動的身體（與基督教傳統中作用于靈魂的律法不一樣）。法律講究可見的證據，要在法律意義上進行定罪，需要種種證據表明一起罪行和一具獨有的身體的行動有關。這其中的假設是：一個人擁有他的身體，對身體的行動負有責任（暫且拋開有殘障的人不論），而這個身體是不可以被復制的、只屬于這一個自我的，一個外部的身體服從于一個內部的靈魂。

在歷史的現代化進程中，內部的“靈魂”從外部的身體那里獲取過一些自由——不只是看不見的靈魂，連作為靈魂的表象的思想和語言也有了自由表現的空間。在思想和藝術的領域中，人可以創造出一些在外部世界中不被允許的表象，可以在一個“半虛構的”領域中創造出既不善、也不惡的東西。話語和思想有一個可以自由嬉戲的空間，這個領域可以免于遭受律法的禁止，因為律法只禁止、懲罰外部的行動。這種內與外的二分也對應著私人與公共領域的二重結構。

精神分析學也是在這個現代化的浪潮中誕生的，這門學科發現了人類主體看不見的內面。在精神分析的創建者弗洛伊德所生活的維多利亞時期，性道德森嚴，性幻想連出現在頭腦里也是可恥的，但是精神分析發現了在外部（意識層面）被禁止的東西，經過壓抑后在內部（無意識層面）繼續運作。在經過了性解放浪潮的現代，性從森嚴的戒律中被允許釋放到了較為表層的位置，各種淫穢的性幻想被允許出現在意識層面，各種色情制品出現在了市場上。大部分的現代人都懷有這樣的道德常識：具有冒犯性的性幻想是可以的，和少數不會被冒犯到的朋友交流性幻想也是可以的（位于內部），但是將一些幻想付諸行動是不行的（位于外部）。前現代和現代的結構里，內部的私人領域和外部的公共領域的嚴格區分是自然而然的，仿佛有一個看不見的上帝作為擔保著。人們可以在心里做一個厭女/恐同/種族主義者，但只要清楚那只是自己病態的感覺、不適合公共場合表達、不能對公共政策造成影響，那就不用有道德負擔。一個內心歧視女性但卻有良好公共理性的人也可以和女性并肩爭取她們的權益。因為他可以憑借理性設想，他也可能會生來就是一個女性，他也可能會被自己歧視，所以這種歧視只不過是一種病態的感覺。

但在今天的媒介環境下，內部和外部的界限被模糊了。一方面，在現代的結構中屬于內部的東西會被當作外部的行動去審判。人們不再滿足于一個人在公共領域上是個正人君子，還要通過他生活中的種種痕跡，檢驗他試圖隱藏的內心隱秘的欲念是否道德。一些網絡圈子里會發生這樣的事：某個學識出眾，有“意見領袖”氣質的人的私密聊天記錄被曝出，內容是他和對象聊天時展現出的性癖，當事人借此譴責他支配性的性癖帶有“父權”特質，與他公開說的反父權思想不一致。最私密的欲望的表達被誤配到了公共的政治立場，被當作公共事件來審判。這種事件或許可被放到女權運動的延長線上，聲稱“私人的就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私人生活是檢驗政治立場的試金石。這仿佛意味著社會政治的紐帶不再像現代的那樣是以共同的理性觀念為基礎的，而是以共同的非理性享樂為基礎的，你享受“性愛”的方式（包括聊天調情的方式），你想隱藏的秘密，而不是你的理性觀念，決定你“本真”的政治立場。網絡中留下的種種記錄讓這些秘密無可遁形，你所有的內心秘密都不知不覺地被記錄在互聯網中。也就是說，本應存在于主體內部的東西被直接作為了律法所審判的對象。

而另一方面，在現代結構中本來屬于外部、公共的領域，在今天的媒介環境中又滲透了本屬于內部、私人的東西。網絡環境允許甚至煽動人去作出非理性、個人化的表達，對于公共議題可以在過腦子（如考慮公不公平、會不會傷害到人）之前不負責任地先順著情緒罵幾句臟話。“理中客”、“外賓”這些詞也許只有在網絡的輿論環境中才能出現的，這些詞的出現投射出了普通網民對現代精英話語的厭惡，后者長期壓抑了人們直接的情緒。這些詞所隱含的訴求是面對創傷事件時應激的情緒表達也應該是被允許的，那種應激性的創傷也是不能被掩蓋的真相。于是由情緒驅動的仇恨言論大量匿名地或半匿名地（用賬號代表自己）傾注在網上。言論的自我審核，即判斷“內部”的欲望和觀念是否適合在“外部”表達的過程被弱化了，沖動以“本真”的方式不加修飾地出現在網絡中。

公共的（政治的）領域——經過深思熟慮、除去個人感性因素之后理性進行的議論，和私人的領域——可以順從個人的感性不負責任地即時發表“nmsl”等非理性的吐槽，兩者被壓平到同一個平面了。混雜的民意不再被“理中客”的專家所代表，而是兩者處于同一個平面內角逐。即使是那些平時最見不得人的陰暗想法，也能在網絡的空間被允許出現，甚至被煽動去表達——哪怕這些想法的公開可能會讓別人覺得不適。網絡媒介比精神分析的躺椅更能煽動人“不加評判地說出你腦海中的東西”。東浩紀把這稱之為“公共意志2.0”（general will 2.0），網絡某種意義上實現了盧梭瘋狂的夢想：將每個人自身最私密、邪惡的一面都作為“公共意志”。

這意味著，過去建立在內與外、私人與公共之二分的公共意志失去它的基礎了。在這個時代，弗洛伊德意義上的神經癥大幅地減少，或許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不再需要用普遍的道德律法將私人的、病態的思想壓抑到無意識層面，而是直接以匿名的方式傾瀉（或“泄漏”）在互聯網上。但是，這并不一定帶來某種道德意義上的解放，因為這也意味著無處可藏的秘密不知道什么時候會遭受到嚴酷的批判。現代意義上有內面的人類消失了，因為一切都很容易暴露在網絡的監控中。

更加詭異的是，網絡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在作為現代性典范的精神分析里面，分析師會被尋求分析的人認為是一個“假設知道的主體”，分析師這個關于人類欲望的專家能解釋出一些分析者深處的秘密。但是網絡的“了解”并不是這樣的，不是對于一個單一的、獨特的主體的理解，而是對于可以復制、改編、添油加醋地“二次創造”（比如通過修改圖片和剪輯聊天記錄來“再創作”一段故事）的對“角色”（而不是主體）的了解。這種修改甚至能創造出一種欲望層面上的真實效果，比如說雖然通過剪輯照片和聊天記錄污蔑了一個人，雖然當事人事實上并沒有做過這種事情，但是并非完全沒有這樣的欲望，或至少這種欲望的可能性被看到了。與其說歪曲事實可怕，不如說虛構里面的真實效果讓人覺得“詭異”（uncanny）。

誤配的焦慮

在虛構和真實的區分不能被保證的時代，詭異是非常常見的情感。按照弗洛伊德的定義，詭異誕生于“應該消失之物突然出現”之時。在網絡的虛構環境中，每個人都有復數的形象——無論那是自己的照片形象、頭像、說話風格等等，那是我們在網絡世界中的多重的“分身”（double），它們一般來說都是受自我所控制的。但詭異感發生在這些分身自己“動”了起來，不受自我控制的時刻，也就是說，分身成為了他者“二次創作”的素材，被誤配到現實世界中，對現實中我的存在進行審判，或需要承擔某種責任（比如說有人拿自己的照片去編故事，或者拿別人的照片編故事產生了糾紛）。這并不是一個新鮮的現象，所有歷史時期的人類都可以憑借想象力去“創作”與他人的故事。但在網絡媒介下，這種創作不只是一種處于絕對內在的想象。當人們生活在屏幕-網絡上的時候，內外的分界就變得模糊，人就不得不直面內在之物被誤配到網絡的公共環境中、造成現實影響的可能性。本來位于與自我不同世界的分身突然對存在于此世的我造成了威脅，存在于虛構世界的想象坍塌到現實的層次上，侵入這一個自我的同一性，要取代這個現實的我的存在，迫使現實中單一的我對網絡上“多重”的我負責。這種暴力對于直接作用于身體或精神的暴力更為復雜。

可以說這種詭異感的內核是一種難以明狀的焦慮——我們應該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嚴格區分恐懼和焦慮：恐懼是對某個明確客體的恐懼，所以恐懼會讓人傾向于躲開恐懼的客體，比如當一個人恐懼在網上說的東西影響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他可能傾向于不這樣做；但是在網絡環境中，人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焦慮而不是恐懼。焦慮沒有一個明確的客體，根據精神分析家拉康的定義，焦慮產生于擔保確定性的大他者的缺席：沒什么保證虛構和現實之間的嚴格區分，沒什么保證虛構的世界中看起來“自由”的嬉戲不會成為律法領域中的“行動”——比如說在網絡上的一句無意的口嗨給別人帶來了嚴重的傷害；或者是自己上傳到網上的素材以最不想被看見的方式被用作“再創作”。因為焦慮源于一種難以明狀，存在論意義的不確定感，和面對恐懼時不一樣，面對焦慮時人不一定會抑制自己的行動，為了消除不確定性，反而可能會將自己投身于行動，往往這時候暴力的行動就會發生，甚至在行動者還沒知道后果的情況下。當他們作為匿名的主體做的事，被要求以他們的象征身份承擔起責任時，他們往往會極其不知所措。對于這種由焦慮推動的犯罪行動，由重刑來威懾往往是無濟于事的，因為他們在行動的時候也并沒有計較利害得失，他們在焦慮中并沒有自覺自己的身體在做一些需要負上責任的行動。

隨著網絡的“分身”的“多”取代了現實中的身體的“一”，在網絡中責任和死亡的重擔仿佛可以被回避，內部與外部、公共與私人、虛構與現實之間界線失去了擔保，譴責、禁止、懲治對于預防犯罪的效力或許已經不如往日了。盡管“創作自由”不能成為最終的立足點，但網絡環境下的創作確實為欲望提供了某種出路，這不只是一個個人的出路，或許也指向著這個時代的集體性的新可能，一些不需要排除“骯臟的”、不成熟的、令人難堪的“公共意志”的誕生，以及發明出我們迎接這個新生兒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