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中國政府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INDC），對其2020年后的強化減緩和適應行動做出了安排，具體目標如下：

1、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

2、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3、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

4、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5、繼續主動適應氣候變化，在農業、林業、水資源等重點領域和城市、沿海、生態脆弱地區形成有效抵御氣候變化風險的機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預測預警和防災減災體系。

本文旨在從提出貢獻的出發點和考慮，中國貢獻的力度和公平性，實現貢獻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等角度對貢獻進行初步解讀。

一、中國提出國家自主貢獻（INDC）的出發點和考慮

最新發布的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進一步從科學原理和觀測事實上肯定了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2℃溫升目標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全球范圍內，低碳發展已經是大勢所趨，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各國提出自主貢獻減排承諾的基礎和動機應是確保各國有效抵御氣候風險，并具備實現可持續發展和低碳發展的公平機會。

盡管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排放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但其主要發展指標和長期存在的顯著“二元結構”特征均顯示了其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和發達國家在所處的發展階段、面臨的發展需求、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具備的綜合能力等方面都仍存在巨大差別，以減貧、提高收入、提高社會保障程度、提高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覆蓋面、提高生活質量為主要內容的發展，依然是壓倒一切的戰略重點。與此同時，中國傳統的長期依靠要素投入增加驅動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面臨陷入以資源、環境為主要制約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要求創新發展路徑，促成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新常態”，使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長轉變為更加依靠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減少經濟對能源、資源和環境要素的依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力，走上一條高要素效率的可持續低碳發展路徑。

中國的國家自主貢獻選取了以發展路徑轉型創新為主題的一攬子指標體系，包括意向性峰值時間目標和以提高碳要素效率為核心的量化轉型過程指標（包括碳強度、非化石能源比重、碳匯等指標），致力于實現發展路徑變遷，努力探索一條不同于美歐傳統路徑的創新型可持續低碳發展路徑，并注重對實現路徑轉型所必須的技術、資金和其他必要條件及適宜環境的加強。

為滿足有關國家自主貢獻應涵蓋所有要素（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能力建設和透明度）的授權并有效應對已經發生的氣候風險，中國的國家自主貢獻還包含了中國適應氣候變化的眾多舉措和政策。同時，中國還在其貢獻中包含了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建立南南合作基金，全面拓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規模和領域的目標。

二、中國國家自主貢獻的力度和公平性

整體來看，中國國家自主貢獻體現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并深度參與全球治理，承擔合理國際責任的姿態和決心。

1、通過實施國家自主貢獻，中國經濟將進一步實現和碳排放脫鉤

從表1和圖1可以看出，經濟增長是中國CO2排放增長的主要增排因素。2020、2030和2050年，中國人均GDP分別約是2005年水平的3.2倍、5.2倍和11倍。而通過實施國家自主貢獻，同期中國能源相關CO2排放只分別相當于2005年水平的約1.8倍、2倍和0.84倍，中國經濟與碳排放實現進一步脫鉤，中國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依賴日益減輕，這將為進一步向低碳發展路徑變遷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受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效率提高影響）和能源結構低碳化是中國實現脫鉤的主要貢獻因素。2030年和2050年的中國單位GDP能源強度相對2005年分別下降了約57%和82%，而同期中國單位能源碳強度分別下降了20%和61%。其中，在2005-2020年、2020-2030年期間，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的貢獻大于能源結構低碳化的貢獻。而在2030年之后，能源結構低碳化的貢獻進一步加大。

從表2可以看出，2020-2030年中國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速率將進一步提高，從2005-2020年的平均3.9%上升到4.4%，并有望進一步提高到2030-2040年的6.3%和2040-2050年的9.2%。與此同時，中國將加快非化石能源項目的部署和建設，推動提高非化石能源的增速。

2030年中國非化石電力裝機預期需在2014年的基礎上增加9億千瓦左右，與2014年全國火電總裝機基本相當，遠高于美歐同期水平（見圖2）。年均非化石能源裝機需從2005-2020年的4150萬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6280萬千瓦，并進一步上升到2040-2050年的9000萬千瓦左右。

從各主要經濟體CO2歷史排放軌跡看，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人均CO2排放之間普遍存在“倒U型”的庫茲涅茨曲線現象，即隨人均GDP水平提高，CO2排放水平先增至峰值然后再下降。雖然人均排放達到峰值時的排放水平存在高低之差，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夠擺脫這一“先上升后下降”的發展現象。

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排放達到峰值對應的人均GDP水平，大體在2.0-2.5萬美元（2010年價格）左右，人均峰值水平約為10-22噸CO2。而按照中國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中國可望在人均GDP達到1.4萬美元時就達到人均峰值，且人均峰值可望保持在8噸左右CO2的較低水平上。

這是中國作為后發發展中大國創新發展路徑的重要標志。若考慮中國世界工廠的定位及以煤為主的資源稟賦，中國消費端排放峰值和能源峰值與發達國家相比有望更低。

根據最新發布的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較為符合中國實際的、有可能實現2℃溫升目標（50%可能性）的諸多情景研究結果的推演，其對中國2030年前的減排要求和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所設定的目標基本是一致的，核心關注在于中國2030年達到峰值后是否能以更快速率脫碳。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能在實現2030年目標的基礎上以更快的速率脫碳，那么中國長期發展路徑將有望滿足全球2℃溫升目標要求。

從圖4可以看出，虛線代表的中國INDC情景下的排放軌跡（分別為能源數據調整前后的）正好落入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滿足2℃溫升要求且符合中國實際的情景范圍之內(圖中紫色陰影中)。考慮到中國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包含了大量以創新發展路徑為導向的技術、資金、政策、機制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務實安排，且致力于通過科學規劃（城市空間布局）和行政命令管控（限制新增高耗能產業產能等）等手段規避城市建設、基礎設施、高碳產業的鎖定效應，因此，通過實施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中國有望在發展理念、民意基礎、政策與制度儲備、技術系統儲備、創新能力、資本存量與流量、綜合與專項能力等方面形成更加厚實的積累，為2030年后的加速轉型奠定堅實的基礎。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肯定了全球溫升和累積排放之間的近似線性關系。從圖5中可以看出，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高峰期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90年代的先行工業化階段，以高度依賴化石能源，伴隨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為特征完成其工業化進程。而中國能源相關CO2排放快速增加始于20世紀中葉，集中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工業化階段。在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下，中國將確保通過創新發展路徑，使其到2030年的能源相關CO2累積排放水平仍低于美歐同期水平（屆時美國、歐盟和中國在1750-2030年間的歷史累積排放的相對比例為1.4：1.2：1.0），甚至低于美歐當前的（1751-2012年）的累積排放水平。如果從人均歷史累積排放看，中國同期（1751-2030年）的人均歷史累積排放將控制在美國的18%和歐盟的30%。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被很多發展中國家視為發展樣板。中國可通過創新發展路徑，垂范一條低碳可持續發展示范路徑，為后發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資借鑒的示范模型和經驗，支持這些發展中國家規避傳統高碳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盡早走上“低污染低排放”的高效創新發展道路。同時，中國也能通過自身轉型促進全球轉型，為重塑全球發展路徑做出貢獻。

三、中國實現國家自主貢獻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低碳發展雖已是中國未來必然的發展方向，但是，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能源資源稟賦、能源效率、技術能力儲備、體制政策基礎以及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等也共同決定了中國想要實現國家自主貢獻（INDC）目標仍將面臨以下種種巨大挑戰：

首先，資源的可得性將增加實現貢獻的風險。例如，要實現國家自主貢獻，需要獲取大量的天然氣等清潔能源以替代部分煤炭，如何在控制成本的情況下確保資源可靠的供給、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國實現目標的巨大挑戰。

第二，中國經濟目前仍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以機械制造、鋼鐵、建材、化工等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業特征的行業在經濟中仍占據較大比重，同時，城鎮化正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行。這些都必然帶來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持續增長。盡管中國政府已開始著力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但這種努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且可能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而出現反復，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難。

第三，隨著中產人口占比的逐年提升，在交通、建筑等方面的消費排放壓力會上升，甚至在中長期會超過制造業的排放壓力。如何塑造年輕一代消費者的低碳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對中國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目標至關重要。

第四，技術本身的可靠性和不確定性是約束中國貢獻目標實現的另外一個重大挑戰。例如如何確保可再生能源的上網和電網的穩定供應，如何解決發展水電、核電時的額外影響如環境影響、核安全問題等，如何解決碳捕獲封存（CCS）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等。

第五，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整體科技水平仍比較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尤其是在關鍵的低碳技術和適應技術領域仍存在欠缺。如果通過有效的國際技術合作機制確保技術的可得性是中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時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第六，落實減緩和適應貢獻目標面臨巨額投資需求和“結構化”成本。實現中國貢獻目標需要大量增量投資，這些投資有一部分能帶來經濟回報，但也有很大部分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諸如碳捕獲封存（CCS）等技術的應用。除了經濟成本，中國實施貢獻目標短期內還可能面臨其他社會成本，例如淘汰落后產能，會引發結構性失業和其他社會問題，需要采取措施以緩解和消除這些社會成本。

第七，社會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基本能力普遍不足，意識、體制、社會機制的改善任務十分繁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宏觀管理能力尚有不足，法律法規、政策體系還非常不健全，許多領域仍然處于空白狀態。中國目前還缺少健全的溫室氣體核算體系，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監測監控核算能力和執法能力都還比較薄弱。這些都將對中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形成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