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各種綜合、復雜的問題，如，人口，環境，交通，住房，就業，生活等，都呈現在規劃師與建筑師面前。這一過程中，有政府決策，投資商介入，規劃思想立場等各方面的力量博弈。在這樣的動蕩格局下，一些規劃師往往無所適從。有些規劃師變得迷茫甚至迷失，在甲方和領導的多重壓迫下，喪失了作為規劃師應有的尊嚴。

        作為曾在一線工作的城市規劃者，筆者認為，不能妄自菲薄，而當反思。到底規劃的正常狀態是怎樣，規劃師的正常狀態應當如何。筆者在此希望澄清一些事實，找到一些方向。這里，暫且不考慮各個國家的規劃制度、政治背景、經濟增長速度等方面的差異，而是尋找對規劃師和規劃行業有啟發的建設性建議，希望通過剖析行業的發展可能，提出基本的建設性看法，進而為規劃師的成長提供條件。這樣，才能有好的規劃，貢獻給社會。

        什么才是好的規劃的基礎呢？筆者認為，需要以下五方面，才能成就好的規劃。

        一、規劃要有較全面的民主協商機制。

        一個好的規劃，是反映城市社會文化經濟現實的。規劃之初，需要較全面的民主協商過程。歐美國家的規劃決策過程，必須要有民眾參與，涉及切實利益問題。政府部門、專家、公眾參與者會坐到一起，就具體的城市政策或城市改造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

        筆者曾經參與一個歐洲城市的青少年活動空間規劃過程。作為專業人員，需要花半年時間，調研城市七處青少年活動中心和場地現狀，并采訪上百個相關人員——包括輔導老師、不同年齡段的青少年以及孩子家長、政府的青少年管理處以及社會福利處，還有政府建設部門，等等。項目的初步成果匯報，邀請以上被采訪人員代表參加，進行對話協商。即使在最終研究結果出來后，各方依然會有不同意見，但經過了這樣的民主討論過程，大家的“共識”一定大于“分歧”。規劃專業人員，在這樣的民主參與氣氛下，統籌平衡、求同存異，最后出臺的一定是既充分代表民意又符合科學規劃要求的方案。

        所以，一個廣泛參與的民主協商機制，可以讓規劃師不會做出只聽命一方或自身武斷的決策，而是將權力分給社會，責任也轉移到社會各方參與者身上。這樣的公共參與，是規劃師卸掉黑鍋的一個重要的前提。這可以從根本上避免長官意志或規劃師個人武斷對城市規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二、規劃要以法律修訂為保障。

        中國的規劃法律并不算少。總體規劃、概念規劃、詳細規劃，這些都有很多規范。考注冊規劃師，其中一門就是那些背起來都頭疼的法規。問題是，這些法規，來自前人經驗總結，限定了基本的底線，卻常對城市發展變化的預期不足。比如人口容量問題，許多城市十年前的規劃，預期人口發展是50萬，結果發展到了100萬。規范、公式以及那些老的知識，不能適應當前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需求。

        其實，國外規劃同樣面臨預期與現實脫節的問題，不過不像中國的規劃那樣死板。以德國為例，城市規劃法律分為三級決策層。國家、州和地方城市，從國家到地方的規劃規范，經常會修編，修編過程也經過民主廣泛參與、專家研究，最后議會通過，從而形成法律。我們國家的規劃法律，似乎好多年不變，這也是造成規劃滯后的原因之一。

        所以，法律法規要建立修訂機制，才能保證城市規劃跟得上社會形勢的變化。

        三、規劃應以“科學研究”為基礎。

        除法律法規的制定，以及廣泛的民主參與外，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相關基礎學科的研究。

        作為一門應用科學，這是城市規劃的立身之本。一個健全的城市規劃，涉及諸多門類專業。國際上，對規劃共識性的一般定義是：針對社會經濟及實體空間，按照規律模擬推測的預期。從這個定義出發，社會科學方面，涉及經濟學、社會學、民俗學，等等；自然科學方面，涉及地質、地理、植物、生態、污染、結構、材料等學科。也有一些人文科學，如藝術、哲學等。

        一個規劃師不可能具備所有這些門類的專業知識，因此需要綜合各個門類的專家參與。規劃師起到綜合各個基礎學科的總覽作用。因此，這里就涉及非常重要的“跨學科綜合研究”，這也是目前國際上比較前沿的研究領域，綜合社會學、建造學、經濟學、環境、藝術等多學科，對城市進行研究。就像一部交響樂，有各個聲部和器樂的組合，總規劃師擔當指揮家角色，各個分項規劃可能是“第一小提琴手，或大提琴手，以及打擊樂部等。只有在這樣一個多學科融入又合理分工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城市研究和規劃的宏篇巨制。

        未來的規劃師、設計師，不能單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會畫建筑圖、會渲染的技師，而要成長為“城市科學”的規劃研究者。從當今全球的城市發展看，城市科學已分離于規劃應用之外，成為一門城市和空間研究的基礎學科。這必將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只有把基礎學科研究好了，應用科學才能取得進展。基礎學科研究是樹根，應用科學是枝葉，底肥施得充足，枝葉花果自然會茂盛。

        規劃科學，是城市規劃、建筑與園林景觀等規劃設計應用學科的基礎學科。有了基礎科學，規劃便不會是“鬼話”，也不會有“墻上掛掛”的尷尬。這也有待于在中國引起重視和拓展。

        四、規劃要有“行業行會”和“公共媒體”，對行業道德進行約束。

        規劃師的行業道德，不是與生俱來的。多賺錢、少鉆研，似乎是人的劣根天性。但如果有了公共團體、行業行會組織，職業者就會受到一種行業道德約束力。把一個人放到團體里，他的道德約束感才會出現。行會的作用不可忽視。

        德國的規劃建筑界行會，由來已久。比如，建筑師行會(Architekturkammer)、規劃師行會、風景園林師行會等，都有很長歷史。他們定期發布行業內的資訊、就業信息，項目案例，定期開交流會，并且以此形成了一定的行業規則。遵守和維護這個規則，已成為行業個體的自覺行為。而規劃師設計師的這種自覺行為，又贏得了全社會的道德支持度，很多的業界良心，好口碑，好能力的規劃師，和好的規劃作品，也會被介紹出來。

        另外，行會和學術機構之間交往也十分密切，他們利用自己的職業經驗和學術機構的研究者相互交流，不斷地傳遞第一線的實際問題，并且也吸收學術機構的最新研究成果。大大縮短了研究與應用之間的過程。如招收比較有潛力的實習生到事務所實習等，有的建筑師聯盟還有行業標準協會，健全著行業發展的未來規范。比如，德國可持續建筑發展協會DGNB(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chhaltiges Bauen) 就是一個由許多規劃師、建筑師組成的行業協會組織。他們制定了當今世界上第二代的“可持續建筑標準”。德國乃至歐洲的許多著名建筑事務所、工程公司、材料公司，都是其會員。而這樣的行業道德和社會擔當，建立在行業組織之上，也是建立在互相交流、與研究機構親密合作的基礎上的。

        五、規劃既以“城市科學研究”為基礎，就要求規劃師有高素質。

        規劃師的素養，直接影響規劃的成果。國外公認的標準是，一個成熟的城市規劃師要有十年以上的從業經驗，一般年齡要在40歲以上，才能主持一個大型項目。許多建筑事務所，也有國際工作經驗。跨文化的工作，令他們擁有更多對行業實質問題的認知，也決定了他們擁有更包容和多樣化的規劃思想。

        在法律方面，規劃也需要學習各種法律法規，不能越雷池一步。知名建筑師也同樣如此。筆者的同學曾在瑞士一家設計事務所工作，一個意大利知名建筑師設計的一組臨近山林的建筑，采用了弧度設計，造型十分優美，卻觸犯了綠線的范圍，結果也被修改。規劃師都是飽經磨礪，帶著枷鎖跳舞的。這個枷鎖，越是在發達國家，越沉重。不是“老外”不想快，而是他們在法律、公眾參與以及專業討論的節奏限制下，根本快不起來。

        在這樣的規則體制下，規劃師也有更多的自我學習、成長、反思的時間。由此，“德國人造一個建筑需要十年，但一百年都不會壞”，這樣的說法出現，并不奇怪。

        最后，我們不能埋怨中國規劃師的能力，也不要埋怨社會體制，而要考慮建立健全規劃決策的運行基礎：政治社會、法律、專業基礎、行業行會約束道德，以及在此基礎的高素質規劃師的培養。

        以上五方面，是造就符合時代要求的城市規劃師的必要條件。其中第一、二條，需要由國家層面的上層設計推動。第三條，應由相關的教育機構以及規劃研究機構去探索和推動。作為城市規劃從業者，應該在轉型條件下，努力學習，充實自我，至少能在第三、四條上，完善自我和行業氛圍，不斷提升自身素質，進而滿足第五條，變成一個合格的“規劃師”。

        中國有句古話“德不配位”。規劃這一責任重大的職業，需要的不僅是“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畫圖技巧與匯報口才，更要有深入實際的基礎學科研究功底，有社會協調能力、跨專業綜合能力、奉獻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規劃師不僅是通過國家注冊考試拿到證的一種稱謂，而是一個具有充滿社會責任感、有專業素養、德才兼備的人。

        在目前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規劃師的迷茫與壓力，也許是整個行業變革狀態的縮影。作為規劃從業者個體，我們在期待國家有頂層設計的變革措施的同時，能做的還是多從自身下功夫。任何時候，只有“自律自強”，才能得到社會認可與尊重。

        （作者系德國魏瑪包豪斯大學歐洲城市化研究所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