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曾在其代表著作《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對民族主義做出過一個經典論斷：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其合理性在于它給特定的人群提供了情感上的穩定聯系，借此人們獲得了生存上的安全感與歸屬感，特定人群對彼此也有了一種特定的認同感。我們也可以將民族主義看作一種把本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理念和價值觀。一般認為，民族主義至少有四種類型：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曾經，數字和互聯網技術被視為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但近年來，借由互聯網形成的所謂“新型”數字民族主義越來越多地引起公眾和學術界的關注。信息技術的進步讓人們的溝通和交流變得更加快速和便捷，從而能在更大程度上維持和加深社會公民之間的聯系。當威脅到本民族生存發展的事件發生時，公民傾向于以網絡為主要表達渠道發表意見，通過網絡互動來加深彼此之間的社會認同，對負面事件做出集體化、情緒化的反擊。這種情況在數字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上的表現尤為顯著，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民族主義情緒和右翼民粹主義崛起。

然而，數字民族主義真的是民族主義的“新”形態嗎？嵌入數字媒體的當代民族主義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是否與數字技術有關？英國拉夫堡大學社會與人文學科學院的薩賓娜·米爾奇（Sabina Mihelj）和卡迪夫大學新聞傳媒與文化學院的凱瑟·吉米尼茲·馬丁內茲（César Jiménez‐Martínez）共同撰寫了學術論文《數字民族主義：了解數字媒體在“新”民族主義興起中的作用》（Digital nationalism: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in the rise of ‘new’ nationalism, 2020年12月30日發表于學術期刊Nations and Nationalism)，研究和探討了上述問題。

薩賓娜·米爾奇（Sabina Mihelj）和凱瑟·吉米尼茲·馬丁內茲（César Jiménez‐Martínez）認為，民族主義的本質并沒有發生改變，新近興起的數字民族主義只是在內容和表象上經歷“更新”，以重新適應新的數字和網絡時代。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等一系列事件中，數字技術和網絡擴展了信息傳播的渠道，社交媒體的分享性特征、審查機制的不健全和事實核查規程的缺失讓個體和團體更易于表達極端主義觀點，刺激了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從未消失，只是納入了數字媒體作為新的邏輯載體，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塑造了公民對民族國家的歸屬感，并事實上強化了互聯網上的民族國家邊界。

薩賓娜·米爾奇（Sabina Mihelj）和凱瑟·吉米尼茲·馬丁內茲（César Jiménez‐Martínez）提出，數字媒體主要通過三種機制對當今民族主義施加影響，即互聯網領域的架構、算法的偏見以及國家數字生態系統的形成。互聯網域名系統的演化是互聯網領域的架構影響當代民族主義具有說服力的實例之一。最早的頂層域名是根據網站的功能來分類的，如gov、com、edu等。當域名系統在全球范圍內被采用后，“國家級”域名如uk、cn等加入頂層域名行列，網民在瀏覽網站時會不自覺地產生民族主義的認知和區分。另一種數字媒體影響民族主義的機制是算法偏見。任何搜索引擎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商業、政治和社會因素的過濾器，為人們提供經過篩選的特定信息。互聯網架構和算法偏見相結合，形成了民族國家數字生態系統。由于商業和法律原因，用戶不能輕易地從搜索引擎、網站、APP等一個版本切換到另一個版本，相對清晰的數字國界由此在網絡上形成。不同國家的數字生態系統差異巨大，對其他國家數字生態系統和跨國數字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也大不相同。當今的數字平臺并未超越民族國家，反而維持了國家作為主要行為體的國際體系。

薩賓娜·米爾奇（Sabina Mihelj）和凱瑟·吉米尼茲·馬丁內茲（César Jiménez‐Martínez）進一步提出，由于以上三種機制的作用，當代民族主義表現出以下三個特征：參與化與多樣化、碎片化和兩極化、商品化與商業化。

新興數字技術的參與式設計、易用性和相對低成本擴展了公民參與公共傳播的渠道，使得當今民族主義呈現出表達多樣化的特征。同時，這也導致了媒體制作者和媒體消費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削弱了國家維持國家認同的主導地位。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普遍的國家敘事被取代，因為并不是所有個人都能平等地使用數字技術。數字平臺也并不是一個中立的媒介，它會參與內容審核和選擇過程，很多用戶只能在特定的范圍發布內容。數字平臺最終呈現的內容實際上是國家、用戶、平臺之間相互影響、博弈的結果。

與此同時，數字通信技術的應用也造成了當今民族主義的碎片化和兩極化。人們對于數字媒體提供信息的選擇性接觸在互聯網環境中變得更加突出。受眾更傾向于接受與其政治態度和價值觀相似的信息來源，進而導致公共領域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同時，互聯網傳播的匿名性、碎片化、去中心化，讓公民個人可以任意表達自己的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數字媒體中民族主義言論和思想更加極端，更具排他性。

商品化和商業化并不是數字通信技術的本意，只是數字平臺追求盈利的后果。商品化構成了目前占主導地位的數字平臺（如谷歌、亞馬遜和臉書）注入社會互動的一個關鍵機制。平臺將在線和離線對象的活動、情感和想法皆轉化為可交易的數據，挖掘其價值，并投入商業活動，賺取利潤。具體到民族主義，資本重視的不是人們在數字平臺上的政治表達，而是其潛在商業價值。越是情緒化、極端化的民族主義表達越容易在網絡上吸引關注，轉發率更高，進而可以用來創造更大的商業價值。民族品牌可以商業化，民族身份被包裝成某種商品，民族優越感可以被拿來消費，這使得利用民族主義達到商業目的的行為變得難以預測。

文章最后，兩位作者建議，民族主義學者、媒體與公共傳播學者需要就數字民族主義的研究保持持續對話，并提出四個具體建議：第一，未來的研究不應局限于關注最具排他性和攻擊性的民族主義現象，而應該考察數字媒體對民族主義不同種類變體的影響。第二，對于數字民族主義的研究應同時注意民族主義在網絡上的滋生和其背后的動因。第三，重視研究數字媒體用戶如何以民族國家的格局建構公共傳播環境。第四，重視縱向的歷史考察，以研究媒體和民族主義的互動。

應當看到，數字民族主義只是民族主義的一個維度。以數字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改變了民族主義的表達形式，也為新一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員、組織和實施提供了平臺。新興的數字媒體正逐步取代傳統媒體，成為建構民族認同的中介，并促進民族主義的變化與轉型。當前，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正呈現回潮趨勢。脫離歐盟、退出英聯邦、回歸美國保守主義傳統等呼聲此起彼伏。這就需要人們理性分辨這背后潛藏的種族主義等極端主義取向，對數字媒體和互聯網生態及時進行治理，避免更嚴重問題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