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志達書店的“悅悅講壇”邀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題為“我的讀書經驗”系列講座。傅杰表示，“將不定期邀請我敬佩的師友來書店，或憶一憶他們的讀書經歷，或聊一聊他們的買書故事，或談一談他們的讀書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薦若干他們心目中的好書。”澎湃新聞經“悅悅圖書”授權刊發該系列講座稿和視頻。第十一講傅杰邀請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陸揚，他的著作有《清流文化與唐帝國》《陳寅恪的文史之學》等。

傅杰老師跟我是多年的朋友，這次他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讀書的經歷和體會，我很珍惜這樣的一個機會，同時我也很惶恐，因為我不是特別善于向別人介紹自己個人的讀書經驗，而且我的讀書范圍相較于前面幾期嘉賓要窄得多。當然，我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經歷，倒是可以從這個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講講我是怎樣因為閱讀而進入到一些前輩大學者及他們的研究領域的。

今天的分享會有點漫談的性質，因為我覺得閱讀是一個非常個人的事情，每個人的閱讀都跟他的生活、工作是有關系的。我迄今為止的閱讀經歷給予我一個總體的體驗：閱讀的過程實際上像拼一個拼圖一樣，人在不同的階段帶著不同的興趣、不同的目的去尋求某些缺失的東西，直到發現正好可以嵌進去的那一片，前路就變得豁然開朗，拼圖也變得更加完整。

剛才傅杰老師介紹說我比他年輕，其實我和葛劍雄等稍年長一些的學者在經歷上也有某一種重疊，而這種重疊和我們今天對世界、學術的認知是有關聯的。我們都經歷了“文革”的末期，雖然那時我還是小孩，還體會不出社會的深刻變化，但日常生活也會對人產生某種作用，留下一些印記。“文革”末期的我們有一個非常幸運的地方，就是有機會接受完整的現代教育。基本上從我小學三年級以后，中國社會就走向了正常，之后我接受的都是完整的教育。

常常在和朋友、學生等聊天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的經歷不同尋常，從中學開始到大學都是特別好的學校。坦率地說，我并沒有刻意地一定要去讀名校，中間其實有很多機緣。如果說有什么重要的個人因素，那就是我愿意讀書，愿意去跟那些我敬仰的學者們學習。我確實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關于閱讀的一些東西在早年就已經多多少少在給我留下了一些印記，雖然后來我閱讀的范圍越來越窄，關心的議題也都跟自己的研究興趣有關，并非無邊無際。

書香世家——愛讀書基因的來源

我因為姓陸，又是姑蘇的，常常有人預設我是“姑蘇陸氏”，一個清代以來的書香世家。其實并不是，雖然我也算是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之所以提起這一點，一方面跟我個人的經歷有關，另一方面跟中國社會的傳統也有點關系。中國社會有兩點傳統是非常好的，一是大家都比較尊重讀書人，二是尊師重教的風氣也影響著普通人。這兩點在我的家庭里就體現得很明顯。

我的祖父雖然是在姑蘇出生的陸氏，但年輕的時候就到上海創業，只受過私塾教育，并沒有接受過什么高級的教育。但他有一個特點，就是重視讀書和傳統文化，也對西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等到祖父的小規模創業比較成功了，他就開始把家里的很多資源放到了教育下一代上。因此，家里可以盡情買書，也有了很多書，我父親也因此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此外，祖父雖然是很普通的人，事業有成之后卻有意識地去和當時的一些學者來往，比如葉公綽、王遽常、吳湖帆等。這樣一個傳統的耕讀之家，對下一代人確實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我父親非常喜歡閱讀，對于讀書可謂如饑似渴，其實他更應該學文科，但是后來在交大學了工科，一生也以工程師為職業。他之所以沒有學文科是因為中學老師的提醒。五十年代的時候，他的中學數學老師建議他最好不要學文科，因為文科太危險。這個老師后來成為了上海某局的總工程師，雖然是理工科的，但文學能力非常強，據說可以寫駢四儷六的文字。父親一直都覺得應該感謝這個老師當初給他的建議。

我在幼兒園、小學階段就已經有閱讀的經歷了，盡管我出生的時候正好碰上“文革”期間抄家，家里的圖書基本上都被抄光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時候父親讓我讀普希金的詩歌，這是我最早讀的書之一，還有一本是十八世紀法國著名博物學家布封的一本小冊子。布封除了做博物學研究外，他的文章也寫得非常好，是以散文著稱的，還被選入法蘭西學院，成為了所謂的“不朽者”。他的那本小冊子里是一些寫蜂鳥、馬等的散文，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一句話是：人類所曾做到的最高貴的征服就是征服了這豪邁而彪悍的動物——馬。那時的閱讀條件是很差的，沒有更多其他的可以讀，直到進入小學。

人一生很多最后的選擇都有各種偶然因素的作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些循環。一個人的閱讀會一直伴隨著自己，像身上的某種基因一樣，不知道什么時候就開始發酵。后來我選擇歷史作為職業，可能跟我從小就喜歡讀歷史有關，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學習的是宗教、語言等，但也不能說是走了彎路。

小時候“文革”期間有“批林批孔”，算是“文革”結束前的一個歷史普及階段。很多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在那一段時間里突然有機會接觸到那些關于孔子的生平、思想等資料。那時候的連環畫很有意思，會畫出孔子的故事，我看的時候也很感性，比如看到孔子終于有機會做大官的場景，非常感動。那時候我對商鞅變法、秦統一六國等歷史故事也非常入迷，常常在外面的書店里找一些這種宣傳的小冊子。這就是我個人閱讀經驗的第一步，在這之后閱讀才步入正軌。

中學時期——拼圖最初的一些小板塊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文革”結束了，因此我可以順利接受中學教育，考入了華師大二附中。其實當時的華師大二附中才剛剛被教育部指定為全國重點中學，很多家長還沒有及時獲知這一信息，也沒有強調一定要子女去考一所住讀的中學。當時離我家比較近的還有市西中學和育才中學，我也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地就報考了華師大二附中，也考上了。說起來挺好笑的，我是靠數學成績考上的，那是我一生數學成績最輝煌的時期，此后就一落千丈了。

我之所以說自己并不是傅杰老師稱贊的“二附中的高材生”，是因為八十年代是一個重科學的時代，學好數理化才是華師大二附中以及當時很多其他中學的學習氛圍。所以，在二附中的那六年里我的體驗并不是很好，沒有文理分科之前數學必須得過關才能待下去。好在一個人在像華師大二附中這樣的學校里，就算好不到哪里去，也差不到哪里去，讓我最終順利考上了北大?？忌媳贝蟆偷┻@樣的學校是當時華師大二附中的標準，我們那一屆95%以上的同學都上了全國重點大學，大部分會選擇離家近的復旦，好像只有不到十個人報考清華、北大，最后全考上了。

我們當時的中學可能跟現在不太一樣，壓力雖然非常大，但那主要是同學之間的競爭，而不是為了高考。文科科目雖然對我來講基本不是問題，但數理方面真是學得很累。那時社會已經有重數理輕人文的價值取向，但在我的中學數理好的學生人文優秀的比比皆是。大概是中學的風氣還是重視讀書，我沒有為數理的相對落伍而特別焦慮，還是能保持自己的興趣，尤其高一后文理分班，更是有一段放肆的讀書時光，讀了很多人文方面的書籍。

還記得在那六年里，我基本上每一兩周就會和幾個同學周末一起去新華書店買書。七十年代末正好碰上中國第一次比較開放的文化氛圍，什么知識、思想、書籍都可以進來，雖然數量與現在相比只能算滄海一粟，但質量都很高。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七六、七七年的時候，中國把世界上重要的文學名著，比如雨果、巴爾扎克、拜倫、雪萊等人的著作作為第一批重新出版，簡直是個盛況。

那時候我待在家，我的父親去書店排隊，大家都很激動，書店一開門很快就銷售一空。我覺得這輩子再也沒有像那樣的一個時刻，讓人感覺到知識帶來的激情的沖擊。從那以后各類書籍就慢慢開放了。我們每周會先跑到南京東路最大的那家新華書店，然后再跑到福州路的古籍書店……那時候我買了很多書。我的父母因為經歷過“文革”，對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期望，也從來沒有給過我太大的壓力。他們看到我想做什么就盡可能鼓勵我，我覺得我這輩子的成功和失敗都跟這個有關。

那個時候家里人希望能多給我買些書，與此相關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祖父喜歡收集書畫，在事業比較成功之后就買了很多齊白石的畫，雖然中間經歷了抄家但之后又還回來了。我父母覺得經歷了抄家以后這些東西不想要了，就找來上海的朵云軒來鑒定，一個下午的時間把好幾幅齊白石的畫統統賣給了他們。我記得很清楚，八幅畫賣了4000塊人民幣。后來我常常跟家人開玩笑說：那些畫是留到現在對我更有用呢，還是那個時候賣了錢買書對我有用呢？

我在那個時候的閱讀是沒有邊際的，興趣也很廣泛，文史哲范圍內的書都讀。后來讀大學，我才慢慢就明白了“一張拼圖”的道理。一個人的拼圖總有最早出現的一些小板塊，還缺很多，到最后拼完了才能知道它實際的面貌，可能過程中有很多都只是有用，卻不能為你提供一個真實的途徑。

我那個時候的興趣也與時代有關，那是一個比較文學很興盛的時代，很多著名學者如朱光潛、錢鍾書、陳寅恪等都很有影響力。

陳寅恪先生最早是父親介紹給我的，當時正好陳先生的文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就基本都買了。那個時候我只是出于好奇，絕想不到未來有一天自己從事的研究會跟陳先生的領域完全重疊。陳先生的文章有不少我是能看懂的，當然，里面的歷史脈絡、學術脈絡需要花多年的時間才能完全梳理清楚?；剡^頭去我會覺得，閱讀的過程不僅是一個拼圖的過程，而且還是一個不斷反復、不斷遞進的過程。關于讀書我最不認同的說法就是：這個書我讀過了。一本重要的書，尤其是在某一方面有創意、有貢獻的書，很難說讀過了就完全掌握了。很多我在中學就讀過的書，現在回去重讀，感覺完全不一樣。

那個時代也是美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宗白華、朱光潛等先生的書影響廣泛。美學這個領域實際上是附著在哲學上的，美學思想和整個哲學體系是相關的，很多重要的美學家并不是所謂獨立的美學家，也是出色的哲學家。

朱光潛先生對我個人的影響尤其大，不僅僅在美學方面。我記得一次在理發店，理發之前我還拿著他的《西方美學史》在看，從柏拉圖開始看起……書里關于美學的講述，對培養我哲學上的一些基本思考很有幫助。朱先生有一些特殊的貢獻我在當時其實并不理解，直到這幾年通過不斷了解我才明白他的獨到之處，比如他特別提倡的意大利哲學家維柯、克羅齊等的學說。當時我看到維柯的言論，覺得很幼稚，說什么人類的文明是從童話慢慢進入英雄時代，朱先生卻說這是美學，而且對西方美學非常重要，是現代美學一個非常重要的源頭。后來我去了普林斯頓后，才真正意識到維柯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人。

家里還有一本“文革”期間沒有被抄走的書是法國史學家丹納的《藝術哲學》。這本書是傅雷先生特別為兒子傅聰翻譯的。傅聰在英國學琴，傅雷非常關切，認為兒子不能光練琴，在文化修養方面也應該提高，就選擇了這本書去翻譯，先是翻譯了中間的章節，后來慢慢譯完了全書并出版。我很喜歡這本書，家里的那本已經翻爛了。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沒有上初中，對內容當然是一知半解的，但里面的語言和大量繪畫很吸引我。等我到北大讀書的時候，《藝術哲學》已經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書，對當時的一些學者都很有影響。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傅璇琮先生，一位研究唐代文學的很重要的學者。雖然傅先生已經故去，但在那個學術百廢待興的時期，他出的《唐代詩人叢考》影響深遠。在大學里的某一天，我翻開這本書的序言，看到書里說，唐代的詩人不能一個一個去研究，因為詩人們就像天上燦爛的星河一樣，需要以群體的概念去看。他說，這個思想就來自丹納的《藝術哲學》。

《藝術哲學》對我的影響很大，比如里面講文藝復興創造出那么多優美的藝術，但創造這些藝術品的人他們的生平卻很不堪，書里有一個心理學的解釋是，因為這些藝術家平常的生活都太嚇人了，所處的環境太險惡，所以他們的藝術敏感度才特別高。不知道從今天的心理學角度來看還能不能接受這個解釋，但這至少告訴我們一些與之前對文藝復興的認知完全不同的復雜層面：藝術的絢爛與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是背道而馳的?；蛟S受此影響，我從小就有一種比較叛逆的精神，不希望跟一般接受的那些觀念完全相同。

讀書的過程中一個人會產生很多疑問，這些疑問你并不知道在人生的哪個階段可以獲得解答或者誰能給你解答，而一旦你碰到了，就會產生一種冥冥之中自有命定的感覺。

大學時期——前輩學者們的教益

我去北大也是有偶然因素的。那個時候我確實受到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很想學古代的印度文化、佛教的交流等，也讀了一些這方面的書，比如季先生翻譯的《沙恭達羅》等著作。一個奇妙的機緣是，有一天我們中學突然來了一個北大的教授，是葉奕良教授。葉教授是來動員我們考北大新設立的一個專業——梵文巴利文專業。他說，如果報考這個專業，只要考到了北大的分數線就可以優先被錄取。分數線是一個吸引因素，但打動我的最關鍵的一個因素是：這個新的專業是季羨林先生指定要招的，并且會親自指導學生讀書。這一點對我非常有吸引力，雖然之后去了才發現季先生已經退休，并不真正執教。我回去和父母商量，他們竟然同意了，很支持我的選擇。后來我也順利考上了。

我覺得那時候我能考上北大是幸運的，換到今天，各種各樣的招生條件和規定會把很多人才拒之門外。我常跟人開玩笑說，如果現在再考大學的話，我可能只能去藍翔技校了。朋友們也開玩笑說，藍翔才不會要你這樣的人。時代的不同，會造就一定的機遇，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方也是一樣。十年前的某一天，我跟哈佛一位研究中國唐代文學的朋友聊天，他說在他年輕的時候要考上哈佛這樣的學校并不難，他們都是從藍領階層的普通人家出來的，但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競爭變得非常激烈，全世界的資源都投了過來。

除了招生，教學也是這樣。我覺得，我中學到大學的學習經歷給我一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記，而且也必須說，并不是愉快的。我之所以在北大只待了三年，也與這種不愉快的感覺有關。我學的那個專業是雙語，而且梵文巴利文那時屬于東語系，是極小眾且不實用的語言，完全是以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為目的的。可能因為是雙語，我們專業有一個規定是，必須念滿五年才能夠拿學位。

在北大讀五年對我完全不是問題，那個時候北大的讀書環境非常好，和現在簡直是天壤之別。在讀書的那三年里我受到的影響非常大，現在大家都知道的著名學者如季羨林、金克木、張廣達、周一良等先生，是當時國內聲名和成就最大的學者，我跟這些學者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密切來往。那個時代，學生和老師很容易接近，我也因為一些機緣在和這些老師交流的過程中受益良多。

季羨林先生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按照我們今天的標準來看，雖然季先生在佛教學方面做出了不少貢獻，但他不算是一個佛學家，因為他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文化的，其實是語言學家。我考到北大時，正好是季先生重新拾起印度語文學研究的時候，他對德國學術傳統的強調，給了我很大的影響。

由于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學校給季先生在北大后面的朗潤園安排了兩套寬敞的房子，一套被季先生用作他和家人的起居室，另一套則完全是他的書房。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最初是為什么去拜訪了季先生。那個時候，因為我們跟季先生關系密切，可以常去拜訪他，差不多每兩周去一次，季先生就會帶我們去他的書房。他的書房是我見過的所有個人書房甚至包括圖書館之中印度學書籍收藏得最全的，包括了德國所有印度學家的全套著作。

那三年里對我啟發最大的是金克木先生。我跟一些非常崇拜的學界朋友聊過金克木先生的書，大家都對金先生有兩個比較普遍的印象。第一個印象在今天看來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什么都知道，并且對什么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第二個印象是，他的思想脈絡很難懂。

有一天我突然覺得我應該去拜訪一下金先生，就去敲他的門，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金先生。他看上去精神特別好，但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這個人的樣子會像一個“印度神猴”。他的家里看起來亂糟糟的，客廳堆著亂七八糟的東西，幾乎看不到什么書，我就坐在那里跟他聊。那三年里，基本上每個月我都會去拜訪他一次，他每次都很興奮地跟我聊很多。金先生之所以給我很大啟發，是因為他的思想非常獨立。盡管他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他從年輕的時候就與各個學界的人物往來密切，從史學界、文學界、天文學界......一直到戴望舒這樣的詩人。后來他去印度也是完全靠在私塾一樣的地方自己學，正因為如此，他研究印度學的視角和方法才很獨特。

或許因為不是科班出身，我讀金先生在《讀書》上發表的文字，覺得他的思維是跳躍性的。我們今天的學術很強調內在的嚴密性，而金先生跳躍性思維的優點就在于，一方面他思考的架構非常大，另一方面他在每一點上都有自己獨特的眼光，更了不起的是，他還能把這兩方面結合。

關于印度歷史，金先生寫過一些在我看來很有見解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對我沖擊力特別強，是關于甘地被刺殺這件事的。他說，刺殺甘地的人和甘地本人的宗教背景是截然相反的，但他們都做出了與自己的思想背道而馳的行動。甘地實際上是一個高度唯心的人，相信意念能夠戰勝政治運動，但他實際的做法卻是唯物的，認為不能只靠個人，而要動員民眾的力量。刺殺甘地的那個人是相信唯物的，但做出的行動卻又是完全唯心的，認為只要把甘地殺了，就能把阻擋整個政治運動。金先生的分析，完全沖破了唯物與唯心的界線。八十年代后期我離開國內之后，金先生把他的研究編成文集出版了。他在文集里講到，他的這些文章原本是刊載于各個地方的，尤其是在當時“讀書文化熱”的自由氛圍中，金先生作為老輩里的健將，寫了大量關于中國文化的專業文章。

還有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是張廣達先生，他是真正引領我走上史學這條道路的人。我到北大的時候，張先生已經成為歷史學界公認的能夠引領未來中國史研究潮流的人物。

那時我們不能自己選課，對于個人感興趣的課程只能去旁聽。大一下學期，我打聽到張先生有一門課，大概叫中西交通史，就去了。那個課堂上只有四五個學生，大概是一門上給研究生的課。那是我第一次從旁聽的角度去聽一門課，每一次都是從頭聽到尾的，后來也再也沒有碰上一門在內容上如此豐富的課。他的課是每周一次，每次兩三個小時，專講一個主題。那個時候沒有多媒體，這門課也沒有專門的教材，每次上課他只帶一個講義，一堂課下來整個黑板會寫滿各種文字，中文、俄文、法文、日文等什么都有。

張先生關注的領域非常寬廣，那時他講的很多東西對我而言都是新知，在那門課上，我第一次知道怎么去辨別敦煌文書，第一次知道禪宗文獻的來源。雖然我不是歷史系的，但歷史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就像拼圖里一片已經出現在那里了，注定以后有機會就會向那個方向發展。

后來，張先生的這門課面對更多的學生又開設了一次，我又從頭到尾聽了一遍。課上聽到他說，研究唐代的歷史其實不能只看中國的研究，還要關注日本的、西方的研究，尤其是西方的杜希德（英文名Denis Twitchett，或譯為崔希德）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杜希德這個名字，如果不是那時聽到了這個名字，也就很難有我后來在普林斯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一直有一個特點或者說一個經驗，就是在讀書上轉益多師這一點。我不會因為跟某一個老師關系密切就走出跟他一樣的學術路數。那個時候我想要聽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關于印度學的聲音，所以后來輾轉走到今天，現在的成就其實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

北大那時候的學術風氣是比較自由的，只是我所在的那個系比較成問題。東方語言文學系因為一些歷史原因不太重視學術，加上一起其他的原因，大學讀完三年之后我選擇了離開，去維也納繼續我在印度學領域的學習和研究。

從歐洲到美國——走上史學研究的道路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從歐洲到美國去探親，當時并沒有想要留在美國，還想著回歐洲繼續學業。但到了美國之后發現，我在歐洲做的印度語文學雖然為我在歷史研究的道路上提供了一個長久的參照體，對我很有幫助，但并不能夠滿足我對歷史研究的興趣，跟我未來的目標不是很吻合。雖然在后來的學習過程中我意識到，以前學習的一系列東西都突然變得有意義了，在之前看來僅僅是自己知識的一小部分的那些東西，原來會成為自己整個思考的一個出發點。

那時家里人告訴我，申請美國的學校很方便，我可以自己聯系，看有沒有什么學?；蛘呤裁蠢蠋煂ψ约焊信d趣。那時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余英時先生。我在歐洲時有一段時間很困惑，一個從臺灣過來的朋友給我帶了兩本余英時先生的著作。住在維也納的一個小房間里讀著枯燥內容的我，突然間讀到余先生的那兩本書，覺得非常激動，似乎豁然開朗——原來我學習的這些東西有一個新的意義、新的價值觀。那時候我只知道他在哈佛大學任教，根本不知道他已經到了普林斯頓大學。

知道余先生就在普林斯頓后，我想辦法找到了他辦公室的電話號碼，給他打電話。有一天他接電話了，我就跟他說了一下我的情況，也提到我一直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余先生讓我去找他，我就按約定的時間到了普林斯頓大學。余先生非常平易，跟我聊了大概二十分鐘后，突然站起來說：“你研究的興趣主要在隋唐，那知不知道我們這里有一位研究隋唐的教授Denis Twitchett，就在我隔壁。要不要我叫他過來？”我完全驚呆了，因為杜希德先生編的是《劍橋中國史》，我就一直以為他是在劍橋大學。他怎么會突然出現在普林斯頓呢？

其實杜希德先生從八十年代初就因為英國社會的變化到了美國，跟余先生關系很好。杜希德先生是一位神采奕奕的老先生，和他聊天的時候，我說我特別想走陳寅恪先生的道路，做隋唐研究。杜希德先生說，他年輕的時候差點就去跟陳先生讀書了，結果因為四九年中斷了，就選擇去了日本，跟著名學者仁井田陞先生做研究，但是也一直受陳先生的影響。聽到他說的，我覺得冥冥之中我們倆之間有一種親切感。

余先生和杜希德先生讓我申請美國的大學。因為那時候是四月份，正好已經過了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時間，只能等下一次再申請。普大沒有碩士生只有博士生，而且每個系每年只招五名學生，而且那時我是沒有學位的，連本科學位也沒有。但兩位老師說這沒關系，說普大不講究這個——這在今天根本沒法想象。他們建議我就留在美國先不要返回歐洲，到十一月份申請學校，除了普大之外再多找幾個有和我的研究領域相關的學校。

當時我所知道的跟我興趣相關的學者就只有哈佛大學的杜維明先生和耶魯的一位研究中國佛教的英國學者。我給杜先生打去電話，杜先生說正好在紐約有一個學習班，邀請我去參加。我就坐火車到了一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地方，跟一群哈佛的博士生同吃同住了幾天，一起學習《大學》，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那樣讀經的體驗。耶魯的那位教授性格有些古怪。他跟我約了早上八點見面，這意味著我五點就得起床出發，從紐約坐火車趕到他那里。聊天過程中我能感覺出，他對我不是很感興趣，直到某一刻，我說我在這之前去過普林斯頓大學，見了杜希德先生，杜希德先生對我很好……他一聽，態度立馬180度大轉變，因為杜希德先生曾是他的老師，對他有很大幫助。最后，他坦誠地跟我說了我并不適合申請耶魯的一些情況，我就明白了。事實上我真正感興趣的就是跟余英時先生讀書，如果余先生不能錄取我，那我的這條路也就差不多斷了，也就不想再繼續在美國尋求研究中國史的夢想了。

最后，我竟然順利被普大錄取了。就像余先生說的，普大不是很看重學位，更看重一個人的經歷，以及推薦信等。余先生聽說周一良先生對我很關心，說那時正好周先生在美國，讓我去找周先生，看能不能讓周先生給我寫一封推薦信。我見到了周先生，周先生為我手寫了兩封推薦信，一份中文的，一份英文的。我非常感激。

以上這些經歷只是進入普大的過程，其實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進入到普大之后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一課。在第一課上，余先生對我說，其實做歷史研究不是什么名山事業，不要想象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就會怎么樣怎么樣，與文學家不同，我們做的東西是會被別人超越的。本來我對自己能考入普林斯頓大學是很自豪的，余老師第一時間就給我潑來了冷水，告訴我史學的研究是有一個時間性的，不存在永遠怎么樣。這次簡短的談話對我后來的學習過程很有幫助。

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史家，研究范圍非常寬廣，對從中國到整個西方的歷史都有研究。余先生對西洋史的熟悉程度非常驚人，當時普林斯頓的那些最著名的西洋史大家都和余先生關系很好，也特別佩服余先生，因為他們覺得，無論跟余先生聊什么話題都可以談得非常深入。作為思想史家，余先生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考慮種種歷史問題，而我當時處于一種叛逆性格中，后來走出的路和余先生、杜希德先生都很不一樣。盡管如此，余先生的研究視角也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比如我之前跟張廣達先生上過課，在唐史方面是有一些積累的，但我覺得，積累的知識如果其中沒有一個思考模式的話，不能轉化為一種真正的力量，是沒有什么用的。余先生思想史的模式啟發我，在考慮任何問題的時候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考慮。無論是社會史、文化史還是政治史，任何歷史問題的背后其實都有一個思想史的理論。換句話說，我們都要著眼于歷史上的某個人，關注他思考的方式，認知他周遭的變化，理解他認知的過程。我覺得現在很多的歷史學，包括我自己的唐史研究這個領域，都常常缺乏這樣一種幾經轉折的思考過程。

這一年多的疫情期間，余先生幾乎足不出戶，天天在家里就做讀書、寫作這兩件事情。余先生非常喜歡讀西方大哲學家、大思想家的傳記，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心靈里的思考。讀那些著作時，他對話的對象是那些大思想家們。這并不是說他的思考“高高在上”，而是說一個人思考的境界是需要訓練的。

除了余英時先生、杜希德先生等老師的影響之外，普大還有一群優秀的研究生同學也對我有一定的影響。回北大任教后我觀察現在的研究生，好的學生很相似，差的學生也很相似。不像在我讀書的時候，研究生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背景各異，經歷獨特，往往會給你很多不同的啟發。前面我說“轉益多師”，這個“師”不僅包括前輩，也可能是你的同輩，同輩們的影響有時候并不亞于前輩。

我自己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唐史，我的思考也都跟我的經歷有關系，有很多個人因素?？偨Y來說，我一直想要尋找一個參照體，也不愿接受既有的研究觀點，總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自我意識更強的解釋途徑。我個人一直秉持的一個觀點是，在從事學術上我特別欣賞的一種素質或者說一種平衡是：一方面知道一個前輩學者的聲名有多大，另一方面也知道他的研究觀點你都不會接受，最終仍然可以在把那個人尊為某學術領域里貢獻卓著的前輩的。那種對前輩的敬佩，不是因為他的研究成果，而是從知識的角度去理解他在特定時代的創造力。這是一個需要有意識地去拿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