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正題之前，請大家跟我一起溫習小時候語文課上學過的一篇散文：朱自清的《背影》。

我們不溫習全篇，只溫習其中兩個自然段：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行李太多，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于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托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托他們只是白托！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么？我現在想想，我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干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往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輕松似的。過一會兒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這兩段當中有幾句話被我排成了粗體字。為什么要排成粗體字呢？因為它們暗藏玄機。

先說第一句：“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

這句話是九十年前寫的，那時候朱自清還在北大念書，中途回老家奔喪，喪事完了由他父親送他坐火車返校。他們從南京市區出發，先坐輪船過江到浦口，在浦口火車站買了一張去北京的火車票和一張月臺票，然后這對父子就登上了火車。一上火車，爸爸先幫兒子選座，選了一個靠近車門的座位。這說明什么問題呢？首先說明爸爸關心兒子，連坐在哪個位置都幫兒子挑選好；其次說明他們買的火車票上沒印座號，只要有空位，想坐哪兒就坐哪兒；最后則說明下車的時候可能會有些擁擠，坐在靠車門的位置能比其他乘客提前下車。

民國火車票不印座號

說到不印座號的火車票，諸位讀者肯定不會陌生。眾所周知，每年春運期間，臥鋪票難以搶到，硬座票也會提前售罄，很多朋友只能買到這樣一張沒有座號的站票：

然后擠上人頭攢動的車廂，就這么晃晃悠悠地站上一路：但是在大多數時候，我們買到的火車票都是印有車廂號和座位號的，必須去票面上指定的車廂和座位就坐。民國時代的火車票卻不是這個樣子，那時候無論站票還是座票都不印座號，就像下面這張票一樣：因為沒有座號，所以乘客們可以坐在任何一個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話。

1922年，也就是朱自清從南京坐火車返校的那一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出臺了一部《中華國有鐵路客車運輸規則》，該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乘車票概按本列車之座位多少發售。”就是說火車站不賣站票，完全按照現有的空位數量向乘客售票，有多少空位就賣多少張票，如果車廂里已經沒有座位了，售票人員會謝絕乘客的購票要求，提醒他們耐心等待下一趟火車。

如果民國時期的售票人員真的按照這條規定去做，那車票上有沒有座號也就無所謂了，反正是一人一座，大家用不著爭搶。可惜這條規定根本不可能付諸實施。

為啥不能付諸實施？首先是因為當時沒有發達的通信設備和調度設備，售票員無法及時知道每趟列車上還有多少個空位；其次售票人員的獎金跟售票收入是掛鉤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訴又常常得不到受理，這一不合理的獎懲制度必然促使他們超額賣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車廂都已經滿座了，他們還會繼續把票賣出去；最后還有一項關鍵原因：民國時期不流行預訂車票（頭等車廂和臥鋪車廂可以預訂，但是預訂時效最長不超過兩天），一般都是在火車即將進站的時候才開始賣票，在火車開行前兩分鐘馬上又停止售票。這個時間非常短，大站約兩小時，小站約一小時，只有始發站、終點站和非常重要的火車站（如北京前門、天津總站、南京浦口車站）才有可能將售票時間延長到兩小時以上。售票時間如此之短，乘客怕買不到票，窗口一開，蜂擁而入，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光維持秩序和查點票錢就夠忙活的了，哪里還有時間顧及售出的票數是否超出空閑的座位數呢？

1932年的天津火車站，乘客很多，座位很少，連車頂上都坐滿了人。

沒座位，怎么辦？

正是因為火車站售出的票數經常超額，所以會出現很多乘客沒有座位的現象。1929年5月，魯迅從上海坐火車去北京探望母親，途中給許廣平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高興地說：“在滬寧車上總算得了一個座位。渡江，上了平浦列車，居然定著一張臥鋪，這就好了。”（《兩地書》第三集）瞧見沒？連魯迅這等大腕都要慶幸“總算得了一個座位”，說明座位緊缺到了何等地步。

因為座位緊缺，所以搶到了座位一定要好好占著，否則就會被其他乘客鳩占鵲巢，所以朱自清的父親去買橘子的時候，特意交待朱自清：“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為啥不要走動？怕被別人搶了座位嘛！最后火車要開了，朱父從車上離開，朱自清去送他，他又說了一句：“進去吧，里邊沒人。”這句“里面沒人”指的可不是車廂里沒有其他乘客，而是說朱自清靠近車門的那個寶貴座位沒有人幫忙看著，只有一堆橘子占著座兒，萬一碰上素質低的乘客，保不齊會吃了你的橘子、占了你的座位。

民國時期有些乘客的素質實在讓人不敢恭維。1935年3月，豐子愷寫過一篇描寫乘客素質的文章，這里摘抄兩段，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看看：

不說車廂社會里的瑣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座位，已夠使人驚嘆了。同是買一張票的，有的人老實不客氣地躺著，一人占有了五六個人的位置，看到找尋座位的人來了，把頭向著里，故做鼾聲，或者裝作病人，或者舉手指點那邊，對他們說：“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謙虛的鄉下人大概會聽他的話，讓他安睡，背著行李向他所指點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兩個位置，當作自己的衛隊。若是方皮箱，又可當作自己的茶幾，看見找座位的人來了，拼命埋頭看報，對方倘不客氣地向他提出：“對不起先生，請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他會指著遠處打官話拒絕他：“那邊也好坐，你為什么一定要坐在這里？”說過管自看報了。和平謙讓的鄉下人大概不再請求，讓他坐在行李的護衛中看報，抱著孩子向他指點的那邊去找“好坐”的地方了。有的人沒有行李，把身子扭轉來，教一個屁股和一只大腿占據了兩個人的座位，而悠閑地憑在窗中吸煙。他把大烏龜殼似的一個背部向著他的右鄰，而用一只橫著的左大腿來拒遠他的左鄰。還有一種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把一冊書和一個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找座位的人倘來請他拿開，就回答說：“這里有人。”

和平謙讓的鄉下人找不到座位，就把行李放在門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查票的來了，不干涉躺著的人，以及用大腿或帽子占座位的人，卻埋怨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著小孩扶著老人站在WC門口的人阻礙走路。

乘客多，座位少，偏偏又有一些混蛋多占座兒，自己坐一個，行李坐一個，甚至把坐椅當成臥鋪，老實不客氣躺上去，一個人霸占五六個座兒。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有三：

一、這些乘客素質太低；

二、民國乘警不作為，沒人懲處這些乘客；

三、火車票上不印座號。

上述三條原因當中，我覺得最后一條最關鍵。假如印了座號，誰買票買得早，誰就有座位，你敢占我的座，我有憑據告你。可是當時不印座號，自然是誰擅長爭搶誰就有座位，野蠻人占便宜，文明人吃虧，逼著文明人學野蠻，結果素質低的乘客自然會越來越多。

花錢買舒服

其實文明人也有別的選擇，完全可以不跟人爭搶而獲得座位。什么選擇呢？買高等車廂的車票。

1948年滬寧鐵路上的頭等車廂

民國火車的車廂一般分為三等：頭等車、二等車、三等車。頭等車廂每排只有寬寬松松的兩個座，中間留出寬闊的過道，類似飛機上的豪華艙，二等車廂每排有四個座，左邊兩個，右邊兩個，類似飛機上的公務艙；三等車廂有的每排八個座（藍鋼皮火車），有的根本不分座，每排一條長長的木凳，乘客們并排擠坐在一起（綠鋼皮火車和木廂火車），類似飛機上的經濟艙。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京滬鐵路（南京到上海）、隴海鐵路和滇緬鐵路上，普通列車還會加掛四等車廂，此類車廂沒有車窗，只有一個通風洞和一個出入口，車廂里沒有座位，只貼著四壁擺放四條長凳，行李堆放在中間的空地上。當年巴金的未婚妻蕭珊從上海去西南聯大念書，坐的就是這種四等車。

在民國人心目中，頭等車和二等車屬于高等車廂，三等車屬于普通車廂，四等車屬于低等車廂，而爭搶座位的現象主要是在普通車廂和低等車廂里發生，如果乘坐頭等車、二等車和睡車（車尾加掛的臥鋪車廂），那是沒必要搶座的。

高等車廂的火車票也不印座號，為什么沒人搶座呢？倒不是說高等車廂里的乘客素質特別高，而是因為買得起這種車票的有錢人特別少。因為人少，所以座位綽綽有余，所以無需爭搶座位。

1948年滬寧鐵路上的二等車廂

最后說說乘坐高等車廂到底需要多少錢。

以1933年為例，從北京發往河北滄州的火車，三等車廂票價5元（大洋，下同），二等車廂票價9元，頭等車廂票價14元。頭等車廂里并沒有臥鋪，晚上如果想睡得舒服，還需要去車尾加掛的“萬國寢車公司睡車”訂購床位，上鋪每晚3.5元，下鋪每晚4.5元。另外身為高等車廂的乘客，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有義務為國家的教育事業做些貢獻，買票時還要按照票價多交10%的“教育捐”。這樣一算，如果坐頭等車廂并訂臥鋪的話，不計途中其他開銷，從北京去一趟滄州需要花20塊大洋左右，而乘坐普通車廂只需5塊大洋就夠了。

當年駱駝祥子在北京當人力車夫，時運最好時一年攢了60塊大洋，坐頭等車去三趟滄州，就可以花光他一年的積蓄。女作家潘柳黛年輕時在河北寶坻女子小學教書，月薪35塊大洋，除去花銷可以攢下4塊大洋，她每次回北京看望母親都坐“小工車”（專為農民工加掛的四等車廂），因為她既不舍得坐高等車廂，也承擔不了那么高的票價。

總而言之，普通老百姓根本坐不起高等車廂，既然坐不起高等車廂，那咱就只配在普通車廂里搶座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