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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新城離職《新周刊》,加盟黎瑞剛華人文化基金
又一位傳媒“大佬”離職了。
6月18日,《新周刊》前執行主編封新城在微博上曬出手寫離職信,宣布全面退出《新周刊》。
“經過半年多時間的過渡,本人現已全面退出《新周刊》,并加盟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以下簡稱華人文化),出任運營合伙人兼首席內容官,主管內容生產及視頻發展業務。” 封新城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2014年12月13日,在2014中國年度新銳榜頒獎典禮上,封新城就已宣布卸任執行總編一職,改任《新周刊》顧問。如今,他和《新周刊》雖已沒了身份上的牽絆,卻可以拓展另一種關系。
“我相信,我會從華人文化的角度去尋找和《新周刊》的深度合作。”
18日,封新城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自己從來沒想過會離開,很不舍與《新周刊》的感情,但是視頻、影視領域的工作對自己吸引力更大,更想嘗試新的內容,只能忍痛揮別。
1996年,《新周刊》誕生于中國南方廣州,封新城出任執行總編。
這本以新銳、話題為成功標簽的雜志,深深烙印著封新城的痕跡。他在創立“觀點供應商、視覺開發商、資訊整合商、傳媒運營商”等一系列全新辦刊理念的同時,更獨創“飄一代”、“她世紀”、“第四城”、“生活家”等影響深遠的新銳概念,并開發培育了“大盤點”、“中國年度新銳榜”、“中國電視節目榜”、“城市魅力榜”、“年度語錄”等傳媒延伸品牌。
在當時媒體市場化大潮中,《新周刊》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社會變遷敏銳的觀察者與記錄者之一。
而在創辦《新周刊》之前的12年,封新城干的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電臺工作,與名嘴竇文濤是同事。他倆同年離開體制,選擇了自由發展。
31年間,從電臺到雜志,再從雜志到網絡,追隨著時代的腳步,封新城面對未來充滿期待,“我的離開,是有更新的追求。”
提起退出《新周刊》,封新城哽咽了。@新周刊 微博圖對話封新城:很多傳媒界老朋友都來到視頻領域
澎湃新聞:去年年底你已卸任《新周刊》執行總編,可時隔半年后才全面退出,這是為什么?
封新城:去年宣布卸任時,大家會猜我會去干嘛,那時我沒說,其實已經在準備。
那時想,一方面可以把擔子交給更年輕的人,這半年我一直在做交接工作,幫他們過渡一下;另一方面,按我的性格,我喜歡做新的事情,于是也開始緊鑼密鼓操辦新動向,主要方向就是往互聯網發展。
澎湃新聞:你在《新周刊》傾注了許多心血,怎么舍得離開?
封新城:推了半年,離職兩次,還能引起大家興趣,可能也與我和《新周刊》的關系有關。由于雜志特殊的媒體屬性,《新周刊》有著我非常鮮明的風格特質,可能因此我的離開令大家不敢相信。很多人會問,你怎么會舍得?
6月12日,在正式和《新周刊》員工說明時,我說,最不可能和最不該離開的應該是我,最熱愛《新周刊》、熟悉《新周刊》的是我,但是,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要離開了。
原本以我一貫嘻嘻哈哈、樂樂呵呵的風格,以為能把事情說過去,沒想到那天沒做到,我說到一半就哽咽了,只能讓社長接著說,很多同事也哭了。
潛意識里,我不覺得這個事情會發生。因為在《新周刊》有一種企業文化,很像一個大家庭,在這里有一幫志趣相投的人做著這樣一件事兒,大家感情很深。
雖然有這么多感傷和不舍,但我還是覺得前面的事情更吸引我。現在,我參與華人文化的內容建設、生產,特別是視頻領域。這和在《新周刊》的工作有相通之處。
事實上,《新周刊》是非常有視覺思維的雜志,甚至選題本身就是一個片子。《新周刊》和我一直有著視覺思維,我曾和記者聊過,如果不做雜志,我肯定會去做電視、制片。
之前我做了12年廣播工作,之后雜志工作又使我個人的東西得到充分發展。現在,媒體出現更迭換代的變化,如果我有機會進入新媒體,那我的思維方式、看世界的視角和方法也可以運用開來。和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董事長黎瑞剛多次聊天后,我倆一直想合作做點事情。可若不在法律上解決好身份關系,施展不開,只能我自己忍痛了斷。
我稱之為家人的兄弟姐妹,雖然少了一個當家老大哥,但也多了一個社會上的好朋友。不在《新周刊》一起吃飯做事,但資源還是可以共享的。我相信,我會從華人文化的角度去尋找和《新周刊》的深度合作,這也是一種拓展。
封新城在朋友圈剖析心路歷程。澎湃新聞:視覺、視頻領域一直是你希望嘗試的?
封新城:沒錯,我有時還吹牛,讓我去搞部片子,沒準能行。這都與總體思維方式相關,很多東西都是通的。我對相通的東西,之間的關聯、互動很感興趣。
只是說,我做這本雜志的時間長了,容易和我自身聯系在一起。實際上,一個人的潛能還有很多.我還有這個機會,也愿意去嘗試。
澎湃新聞:從何時開始發現自己著迷視覺、視頻領域?
封新城:在大學時代,我會寫詩,寫詩讓我有語感。因此,這對《新周刊》工作也有幫助,很多封面專題、標題都很有語感。
做廣播工作使我有對象感。那時我坐在話筒前,當時的同事竇文濤和我一起,要對著聽眾說話的。這些道理是通的。
當然,做《新周刊》使我形成了一語中的的發現能力、命名能力,這個狀態做到比較極致。但從傳播上來說,作為傳媒人,我非常愿意把身上更多潛能發揮出來。視頻、影視這些都有很多可開拓的空間,甚至可能把我不知道的潛能爆發出來。
澎湃新聞: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但走出這一步很難,是什么事情觸發你走出來?
封新城:到現在也可以說,我其實沒有想到會離開,可這一天還是來了,是許多事情促成的。
一方面,想讓年輕人成長,那我就得放手,一直扶著馬,馬怎么跑得快?周圍和我年齡相仿或比我小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已經成長起來了。甚至我認為,我的存在都成為了一種障礙,即天花板效應,有時使得他們很難最大化發揮。這個問題其實早就存在。最重要的是,《新周刊》其實是一個方法論,就是用思維方式看問題,這個特質已經深入骨髓、進入每一個人血液了,所以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他們的才能發揮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讓大家迸發一下。
我的繼任者今年42歲,正值年富力強。另外,他們面臨的問題和我們當年不一樣。我們那時剛興起媒體市場化大潮,且是一個向上趨勢。現在的媒體有往下滑的趨勢,他們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也不同,接受信息和閱讀的習慣也變了,他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對未來。這不是一個定數,是變化中的東西。
另外,我不把身份解決清楚,怎么獲得更明確的天地?總是模糊的,合作方也會不知道怎么下手。
當然,也要對自己有自信。在整個傳統媒體都被唱衰的情況下,你有沒有本事、勇氣踏入新媒體領域?雖然今年我52歲了,但我不怕,我愿意去闖一闖。
可能對我來說,重要的抉擇不在于是否有勇氣出去,而是,是否真的敢于放棄。我放棄了,不過不是離開了一個行業,而是離開了一幫兄弟姐妹。
其實,我的離開,倒不是因為經濟狀況不好、行業衰落了,按照《新周刊》特點來看,并不完全是做新聞的,它是做現象、趨勢、話題、策劃的,所以反而受到的沖擊沒有報紙和新聞性強的雜志那么大。
澎湃新聞:從何時開始有這個新追求的意向?
封新城:應該是從去年準備放下執行總編這個位置時,我和黎瑞剛一起聊過,能否合作新的事情。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與其這樣身份不明地談,不如勇敢地走出《新周刊》,黎瑞剛也歡迎我。他在電視領域的成就不言自明,他也有新的布局,比如在視頻領域要做一些前瞻的事情,這和我一拍即合。
大概用一天想明白的。其實,這就是敢不敢放棄《新周刊》的問題。實際上,花費的時間階段是半年。可一旦你有了做新事情的沖動和準備后,自然會和原來的母體脫落。我想明白的那一天,就是瓜熟落地的結果。
封新城與同事聚餐話別,開啟新的征程。@新周刊 微博圖澎湃新聞:對《新周刊》有沒有遺憾?
封新城:最難放下的是對兄弟姐妹的情感。其實我還在廣州,大家還能見到。
很多人會問你,最好的19年花在這里,如果《新周刊》某一天有了更多利益,你分不到會不會可惜?我覺得不會,當大家這么議論時,我已經收到它的好。但你不去做這種決斷,你做不成新事,這個權衡很清楚。
澎湃新聞:為何選擇今天宣布全面退出《新周刊》?
封新城:選在今天宣布也沒什么特別。原來準備在6月18日做“2015生活方式創意榜”頒獎禮時,邀請大家來廣州,我再宣布。后來我覺得太勞民傷財,決定送獎上門。運用網絡思維,在網上發布頒獎。原來辦頒獎禮的預算要350多萬元,現在我只是出一次差就可以把獎給頒了,省了很多錢,還運用“互聯網+”頒獎禮,做了個實驗。
有趣的是,在孟非小面店里給孟非頒獎時,排隊吃小面的人全涌上來拍照,這比在禮堂里辦頒獎還好看。
實際上,黎瑞剛很早就說要顛覆傳統電視,他是能看到行業未來格局的一個人。所以,他和我的重點都在于往前看,看到了視頻這塊市場之大,而內容之缺,為未來做共同開發。事實上,我很多傳媒界的老朋友也在這個領域,比如新浪前總編陳彤,現在負責小米的內容投資和運營。
澎湃新聞:去華人文化后,你主要負責什么工作,還會參與一線新聞視頻制作嗎?
封新城:都有可能,但我更多還是策劃、業務管理和開發的工作。參與一線新聞可以作為一個視頻單位來開發,不是最大的熱點。重要的是,我能把很多在《新周刊》積累的資源,在影視平臺盤活。也許會有很多可能,比如和姚晨做一個節目等。這是全新的。
澎湃新聞:在華人文化的工作上手了嗎?
封新城:還沒有完全上手,因為《新周刊》收尾工作做了不少。很多人今天看我的微信、微博都懵了,因為我前兩天還在南京、北京做頒獎工作,剛從上海回到廣州。
澎湃新聞:工作變動后,收入起浮大么?
封新城:估計會有提高吧,不過這個事我不談。在《新周刊》時,孫冕曾寫過一段關于我的話,我是一個不問工資多少、就是來干活的人。我認為,錢是可以自己掙的,不是別人給的。在那個位置自然而然有相應安排,談錢不是我的風格。只談事情,談我能做什么。
澎湃新聞:在華人文化的工作是否有明確方向和項目了?
封新城:明確的方向是更多地面對年輕人,在年輕人中發掘視頻生產和創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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