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足，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化現象，我們今人談纏足，多是將其當成一種舊時的陋習。但實際上，纏足的歷史遠非如此簡單，將其擱置在不同的語境下，能夠反映出不同層面的問題。那么，如果把目光投向明清易代之際，又會有什么發現呢？

        

“男降女不降”：剃發令與纏足禁令的不同遭遇

眾所周知，清朝官方對纏足始終報以否定的態度。清朝最早的纏足禁令，始見于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規定“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滿洲式樣”，嚴禁漢人女子梳頭、纏腳；崇德三年（1638），后金官方進一步約束女子纏足，甚至將視為叛國行為，“是身在大清國而心仍在他國也”，“若裹足，則砍足殺之”。

這兩道禁令的出臺都有具體的歷史背景。清太宗時期，女真部落的國家化使漢人逐漸被納入到后金的統治秩序內，皇太極還建立起漢軍八旗（ujen cooha）制度治理境內的漢人，要求他們遵從女真人的習俗，以此消除明朝的文化符號，迅速地與女真（或滿人）融為一體。

與此同時，盡管皇太極重用漢官，崇尚文治，卻始終對滿人沾染漢俗保持危機意識，惟恐重蹈金朝的覆轍，喪失戰斗意志。這種擔心并非空穴來風，例如《萬歷武功錄》的作者，明代官員瞿九思就提出過纏足御虜的設想：

虜之所以輕離故土遠來侵掠者，因朔方無美人也。制馭北虜，惟有使朔方多美人，令其男子惑溺于女色。我當教以纏足，使效中土服妝，柳腰蓮步，嬌弱可憐之態。虜惑于美人，必失其兇悍之性。

很有意思的是，纏足居然被當時的明人視作“中國法”，成為區別夷、夏，區別“我們”和“他者”（the other）的文化標志。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清朝則打出為明復仇的旗號，揮師山海關。清軍占領北京后，相繼推行了剃發、衣冠和禁纏足的政策，這三者目的一致：男子剃發，女子放足，衣冠改從清制，即從身體外觀上消除了“夷夏之防”。順治元年（1644），孝莊太后諭：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順治二年（1645），“凡是時所生女子，嚴禁纏足”；順治十七年（1660），規定抗旨纏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

在剃發令推廣的過程中，遭到漢人的強烈抵制和反抗，并為之付出殘酷的代價，“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均以悲劇收場，漢人男子不得已遵從清制。

然而，纏足禁令的推行結果，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康熙二年（1663），禮部儀制員外郎王士禎上疏，奏請“寬民間女子裹足之禁”，禁令始稍稍放寬；康熙三年（1664），朝廷重申前禁，“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若有違法裹足，其女之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家長不行稽查，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都、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

但是，這些禁令卻并無多少實際效果。清人筆記《菽園贅談》記載，“康熙元年有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是時某大員上疏，有奏‘為臣妻先放大腳事’，一時聞者傳為笑柄”，據此可見士林和官場的真實態度。此外，由于誣告之風盛行，有人將他人在康熙元年以前所生之女，捏報為元年以后，牽連無辜受害，以致在康熙七年（1668）時，朝廷只好遵從左都御史王熙之請，“寬女子纏足禁”。

相較于男子的剃發易服，漢人女子保持了舊有的纏足習俗。民間居然因此出現“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贊譽之聲，而隱藏在纏足表象背后的，其實是漢人身份認同的文化象征，只不過文人礙于清朝文網之禁，不便直抒胸臆罷了。

從纏足風俗到金蓮崇拜

18世紀朝鮮“北學派”的代表人士樸趾源于1780年時前往中國慶賀乾隆帝的七十圣壽，歸國后寫成《熱河日記》，記載了此行的見聞。書中有一段對話頗為值得我們關注：

又曰：“貴國婦人亦纏腳否？”曰：“否也。漢女彎鞋不忍見矣，以跟踏地，行如種麥，左搖右斜，不風而靡，是何貌樣！”鵠汀曰：“獻賊京觀，可徵世運。前明時，至罪其父母。本朝禁令至，嚴終禁他不得，蓋男順而女不順也。”余曰：“貌樣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鵠汀曰：“恥混韃女。”即抹去，又曰：“抵死不變也。”

鵠汀是一位與樸趾源交往的王姓舉人的號。兩人的對話提到纏足的問題，樸趾源覺得纏足難看且不便，便問他為何漢女仍然要纏足，王舉人畏懼文字獄之禍，不敢清楚言明，就用手寫了“恥混韃女”四字，隨即抹去，以防被人撞破，然后表明自己就算死也不會改變纏足之習。

王舉人還追溯道：“南唐時張宵娘，俘入宋宮，宋宮人爭效其小腳尖尖，勒帛緊纏，遂成風俗。故元時漢女，以小腳彎鞋，自為標異。”原來，女人的小腳承載著一段深刻的歷史記憶，不僅是男性情欲的宣泄，也代表漢文化精髓的理想寄托與抵抗意識。

漢族文人墨客對小腳之美歌頌也就不可避免，這些贊歌致使纏足的風氣愈演愈烈，并涌現出一批“金蓮學家”，開始從美學的角度對女子纏足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標準，例如清人方絢的《香蓮品藻》，甚至將纏足推向一種極致的浪漫化，纏足這一文化現象儼然發展為病態的金蓮崇拜。

另外，在纏足的地區中，“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反過來，“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圍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以為良賤之別”，換句話說，纏足與否有時還與婦女的地位有關。

        

纏足被社會賦予了時尚意味，也影響到旗人的穿著打扮。乾隆就屢次下旨，禁止旗女仿效纏足。嘉慶九年（1804）時，鑲黃旗漢軍應選秀女中，纏足者竟有十九人之多。這種現象或許也與八旗內部的差異性有關，滿洲女子對漢女纏足之習嗤之以鼻，“以為誨淫”，而漢軍則更能接受漢人的習俗。在反映旗人日常生活的長篇白話小說《兒女英雄傳》里，安太太言道：“我們雖說是漢軍旗人，那駐防的屯居的多有漢裝，就連我們現在的本家親戚里頭，也有好幾個裹腳的呢。”

旗人婦女纏足與晚清排滿風潮

值得注意的是，京城內外的部分民女，也在旗女的影響下改成天足。福格《聽雨叢談》卷七記載：“八旗女子，例不纏足，京師內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鄉間不裹足者十居三四。”這說明文化的影響往往不是單向的。

清季以來，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國家危機，圍繞纏足的相關論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女人的小腳，從美麗的象征，變成恥辱和落后的標志。然而，問題的關鍵是，主張女子天足的維新派或革命派人士們，如何看待八旗女性的腳？

近現代反纏足的話語與國族、種族等宏大敘事糾纏不清，“今纏足之婦，氣血贏弱則生子不壯。跬步伶仃則教子者鮮。幼學荒廢，嗣續式微，其于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系者”，女人的小腳影響到中國男子與西方列強間的國家爭斗。

隨著強國保種、母強則國強的口號此起彼伏，民間和官方開始推行各種反纏足運動，對婦女的身體進行改造。例如，1895年康有為在廣州成立“粵中不裹足會”，并通過報紙宣傳，不纏足運動開始影響到全國各省；戊戌變法時期，他還奏請光緒帝下令禁止婦女纏足。1902年，清廷頒示勸誡纏足的上諭后，“十八省總督皆有戒纏足之示”。

國族、種族敘事帶來的另外一個變化，就是社會強烈的排滿風氣，“驅逐韃虜”和“光復革命”的口號也隨著強國保種思想得以傳播。革命派們想要通過驅逐清朝統治者“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然何謂“中國”？用鄒容在《革命軍》中的話說，“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于斯，長于斯，聚國族與斯之地乎”，其中“十八省”即所謂的“中國本部”（China Proper），也就是除東三省、內外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地區的內地。晚清革命派的“中國”論述顯然不包括滿人。

所以，滿人的命運必然發生重大改變。終于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發起義，革命的浪潮隨即席卷全國，清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而就在辛亥革命期間，各省駐防的八旗士兵及眷屬，紛紛遭到革命黨人的迫害甚至殺戮。以西安為例，10月22日，革命軍起義；25日，西安滿城被攻破后，革命軍展開了對旗人的搜捕，整個犧牲的人數“不下萬人，他們為了避免更悲慘的命運，要么是被殺，要么自殺”。盡管有一些旗人試圖逃走，他們卻很快發現這種行為是徒勞的，特別是對于旗人婦女而言，“不纏腳是一個致命的區別。她們的頭飾和衣服或許可以改變，但卻沒法掩飾他們天然的大腳”。

在西安滿城的屠殺之后，太原、鎮江、福州和南京等地的滿城，也相繼遭到革命黨人的清洗。旗人女性的天足，使她們很容易被分辨出來。例如，《南京光復見聞瑣憶》記載：

南京旗城里的一般滿族人都很恐慌，傳說革命軍一到，就要把滿族人殺盡，以報清兵入關時屠殺漢人之仇。滿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婦女，因為既沒有纏足，服裝又和漢人不同，更加發愁，紛紛向估衣舖購買漢人婦女衣服，打扮成漢人，還硬給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纏足。

        

這張1911年10月《時報》刊載的漫畫，描繪的就是上述旗人婦女匆忙換下旗裝，將天足裹成小腳，以此嘗試混進漢人隊伍的場面。如果與方興未艾的反纏足運動進行比較，不得不說，此舉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纏足是中華民族過去的恥辱嗎？這不僅涉及對纏足的歷史評價，還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如何定位中華民族？舉例來說，直到1930年代，清朝已經滅亡20多年時，在云南的多民族雜居地區，有些漢人娶媳婦時，都要“先問是否小腳，如果是大腳，便以為是猓玀之流”，不肯娶親。無論是對滿人還是其他，纏足都承擔著區別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重任。

由此可見思維的斷裂：纏足既是漢族自傲的文化符號，貫穿于夷夏之防的始末；同時，纏足也是中華民族痛苦的歷史，代表著對女性的折磨與國恥。前者將少數民族囊括其中，后者將他們排斥在外，而論述的矛盾也正是清末民初以來國族構建的復雜關系交織的體現。（本文不否認文化涵化現象，只強調歷史論述問題。）故而，纏足不只是封建糟粕的代表，透過這一現象，實則能夠窺測出更為豐富的歷史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