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方言眾多，但是各方言的使用人口卻千差萬別。官話的使用人口數高達8億以上，覆蓋中國整個北方和西南地區，位居第一。而東南地區的方言一般只占一省之地，龜縮一隅。在這些東南部的方言中，以在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分布的吳語使用者數量最多，達到7000萬人以上。

由于現代吳語的分布地區大致在長江南側，與江北的江淮官話劃江而治，正應合曹丕所謂“天設長江所以限南北”的老說法。因此吳語在本地被認作江南話，以區分于被稱作江北話的各類江淮官話。在老一輩吳語人眼中，語言上的分隔遠比地理上的更為重要，南京和鎮江雖然地理上地處江南，但是由于說江淮官話，因此南京人和鎮江人也是“江北人”的一員。

眾所周知，江南地區自古以來是全國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這樣的一個地方居然說著一種和全國主流迥異的方言，可說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那么，這種行之于江南的方言到底是怎么來的呢？

        

變越為漢

漢語是一種發源于北方的語言。整個夏商時期，中國歷史都是圍繞著今天的河南、山西和河北南部、陜西東部和山東西部的中原地區轉。江南地區在那時屬于遙遠的邊鄙，不入中原人的法眼。而當時江南地區的主要居民是斷發文身的百越人群。

稱“百”，自然是說明這個族群的多樣性。不同的百越部落，其文化、發展狀態都千差萬別，其中今天浙江的一支百越發展較快，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國家架構。這也就是后來的“越國”。

        

根據一般的歷史記載，越國是個夏朝時就存在的古國，到戰國被楚國滅掉時已經經歷了1600年，可說是一個極為長壽的小國。這個長壽小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則是在其北面的吳國。

吳國在周朝時自稱自己祖宗是為了讓位從陜西北來的周朝宗室成員泰伯，故事雖然非常吸引人但卻令人疑竇叢生——在當時的條件下，泰伯從陜西安全地跨越整個中原，并落腳江南，還成為當地部族領袖實在不是件能輕易辦到的事。泰伯奔吳之說很可能是后來的吳國王室為了往自己臉上貼金而冒領的一個祖宗。這種冒認北方貴胄祖宗的戲法在吳語區乃至整個南方后來還將不斷上演。

當時的吳越地區說的什么語言以現有的資料并不能完全復原。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吳越王室說漢語似乎都相當流利，和中原諸國交流并沒有遇到什么嚴重困難。吳國的延陵季子更是飽受中原飽學之士的贊譽。

如此說來，當時吳越的民眾已經在說漢語了？

事情沒有那么簡單，《越絕書》中有一篇叫做《維甲令》的記錄，大致意思是越王勾踐督促越國民眾厲兵秣馬，準備迎戰，全文引用如下：

維甲者 治甲系斷 修內矛者 赤雞稽繇也 越人謂人鎩也 方舟航買儀塵者 越人往如江也 治須慮者 越人謂船為須慮 亟怒紛紛者 怒貌也 怒至 士擊高文者 躍勇士也 習之於夷夷 海也 宿之於萊 萊者野也 致之於單 單者堵也

可以看出，《維甲令》中大量成分難以用漢語解讀，里面越人謂船的“須慮”之類的詞顯然不是漢語。

可能更加難察覺的是，江浙地區司空見慣的地名往往也暗藏玄機。

“姑蘇”、“無錫”、“余杭”、“盱眙”、“余姚”、“富春”到底是什么意思？為什么比起“大興”、“汴梁”、“曲沃”、“咸陽”、“長安”、“洛陽”之類的中原地名，這些地名會如此難解？

其實這些地名都是古越語的地名，在吳越地區徹底漢語化后，地名卻往往能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情形在歷史上一再發生，如今天的東北地區已經幾乎完全漢語化，但哈爾濱這種來自滿語的地名仍然得到保留。

根據語言學家鄭張尚芳的解釋，無論是《維甲令》中的怪詞，還是今天江浙的各種怪異地名，實際上都可以在泰語等侗臺語言中找到根源，如“須慮”為“船”，和泰語的sra/rua相合。而“姑蘇”則為“令人稱心”的意思。

今天以小龍蝦出名的盱眙在上古時代也是屬于吳越文化圈的一部分，而“盱眙”兩字義為善道。無錫則更為傳奇，“無”上古音是ma，其實即為侗臺語“巫”的譯音，而“錫”通“歷”，錫山即為歷山，整個無錫的名字是“歷山之巫”的含義。

        

就吳越兩國的情況看，在春秋時期上層已經至少可以說很好的漢語，而民眾則繼續操著百越自己的語言。如此說來，吳越貴族說的漢語應該是現代吳語的祖先了？

并不完全這樣。

經過秦朝和兩漢的發展，吳越地區的漢化程度越來越深，居民已經開始整體轉用漢語，百越只在地名和某些詞上有保留，如溫州話把柚子稱為pheo（?），即為越語遺跡。兩漢之交王莽下令把“無錫”改為“有錫”，則充分說明“無錫”的本義已經被人徹底遺忘，而作漢語地名解了。

但是此時江南地區的漢語仍然和中原地區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這時的江南漢語與其說是現代吳語的祖先，還不如說是現代閩語的祖先。而真正讓當今吳語打下牢固基礎的事情，其實是發生在兩晉之交的永嘉南渡。

北來的中原人和中原話

永嘉南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吳語的影響非常巨大。在南渡過程中，大批北方家庭南下，定居于設置在江南的各僑郡僑縣，如今天的常州就設置了南蘭陵郡，安置從山東蘭陵南下的避禍難民。如同今天大量的外地人涌入長三角地區對當地語言生態產生重大影響一樣，永嘉南渡的大量北方人也深刻影響了江南地區漢語的發展。

與今天的外地人往往處于社會下層不同，永嘉南渡的南下北人中有大量的士族家庭，其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江南土著，因此他們在江南地區形成了一個說當時中原漢語的群體。這些家庭往往力圖避免江南地區“語音不正”的漢語對家庭年幼成員的影響，來自山東瑯玡的顏氏家族就是典型。

《顏氏家訓》的《音辭》篇著重強調了正音的重要性和顏氏家族對正音的執念，所謂“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在這樣嚴格的訓練下，南下士族的語言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由于當時北方不斷動蕩，語言變化劇烈，到了顏之推的時代，南下士族的語音已經比留在北方的人保守不少。其“正音度”更勝中原，故而顏之推會有“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之嘆。只是由于畢竟在江南已久，小范圍的“南染吳越”難以避免，譬如《顏氏家訓》中提到“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不分”，即dz/z不分，這種特征在今天的不少吳語中仍然存在。

永嘉南渡過去幾百年后，當年南渡士族帶來的中原語音滲入下層，把江南地區的漢語徹底洗了一遍，原本的江南漢語就此退出江浙地區，江浙地區的語音和中原的距離拉近了不少。

到了唐宋時期，今天的吳語區長期處于一個行政單位內，唐朝開元二十一年江南道拆分后，今天的吳語區幾乎全部屬于江南東道。而到了宋代，吳語區又屬于兩浙路，只是這次南京被劃入江南路，埋下了南京和吳語區分道揚鑣的伏筆。

整個唐宋時期，吳語區語音變化的速度仍然比中原地區慢得多。陸發言的《切韻》本來是以中原漢語為基礎，但到了唐朝后期李涪居然出了一本《刊誤》指斥其為“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

李涪之所以產生如此誤解，主要原因是《切韻》中的濁音上聲字和濁音去聲字如“道”和“盜”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唐以后，這兩類字在北方話中逐漸合并。而《切韻》當中不少能分的韻母，如“東冬”之分，在當時的北方漢語中也已合一。但江南地區的語音更加保守，仍然能分，加之“陸”乃江南著姓，所以竟讓李涪誤以為實際上出身代北的漢化鮮卑人陸法言是在用吳音著書了。

走上獨立道路

吳語保守的面目一直維持到了明朝。明朝早期昆山地區的地方韻書《韻要粗釋》顯示，當時的昆山話-m –n –ng -p –t –k六個中古漢語的輔音韻尾一應俱全，和今天的廣州話一樣。加之吳語聲母向來保守，保留了中古漢語塞音聲母的三分格局。

如果這種局面繼續下去的話，今天吳語就會當仁不讓地可稱是保留了最多古漢語語音的漢語方言了，北方人嘲笑江南人分不清前后鼻音那就更不可能。只是，在這關鍵時刻，吳語區一直以來的文化中心——蘇州掉鏈子了……

明朝馮夢龍記載的蘇州民歌《山歌》顯示，當時的蘇州話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m –n –ng開始混而不分。山歌中經常出現-im （如“金”）、-in（如“斤”）、-ing（如“經”）混押的情況。

這種情況在保守的文人看來簡直令人痛心疾首——尤其是明朝流行昆曲，昆曲相當講究收音到位，昆曲中心蘇州發生這種嚴重影響收音的音變相當叫人絕望，他們痛心疾首“吳人不辨清、親、侵三韻”。所幸當時的曲家還能在蘇州隔壁找到安慰，蘇州附近的常州和紹興當時都還能分。

        

可惜好景不長，由于蘇州在江南地區的文化核心地位，很快大家有樣學樣，都學壞了。自此吳語和北方話的距離再次越拉越大——這次不是北方變得快，而是吳語上了音變快車道，一騎絕塵了。

明清時期，隨著吳語的快速音變，現代吳語的各項特征開始形成，如韻尾模糊、元音數量多等等。同時，北方話也在繼續給吳語施加影響，如上海話“人”口語說nyin，但是“人民”中則是zen。不過，此時吳語在江南地區已經根深蒂固，北方話的影響比起永嘉南渡時徹底的清洗已經極為有限了。同樣，蘇州繼續維持著吳語區一貫以來的文化中心，只不過，危機正在醞釀當中，太平天國即將給吳語區帶來一場巨大的災難。

閱讀鏈接：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潘悟云《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