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某日，東京的天氣本應不錯，但是沒有風，煙塵蔽日、有點悶熱。那段時間，日本政府正在醞釀通過《煤煙排放控制有關法律》，這是日本第一部空氣污染控制法，而且有望在年底正式實施。

        丸之內，東京最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渡邊武在他的辦公室里，等待著今天要約見的客人。兩年前，渡邊武結束了在華盛頓9年的任職，在這9年中，他先是作為駐美國使館的公使，接著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擔任執董。駐外生涯收獲了光鮮的履歷，但也留下了遺憾，他錯過了給母親送終，并且一直為此耿耿于懷。

        回到東京之后，渡邊沒有選擇繼續在政界發展，而是辭官擔任了金融顧問。更現實的問題是，他的孩子們回國后不能適應日本的教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渡邊發起成立了海外職員的子女教育協會，做起了公益事業。

        今天約見渡邊的，是常盤橋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大橋薰。這位老兄帶來了一個激動人心的話題，討論成立亞洲開發銀行！

        他的確應該找渡邊武，在美國工作9年之前，渡邊還在實權部門大藏省工作了20年，官至官房長（辦公廳主任）！在大橋薰看來，這個話題只有找渡邊才最適合。

        不過這事兒沒那么容易。早在50年代，日本就曾經提議建立亞洲開發銀行，但是，要么得不到亞洲兄弟國家的支持，要么就是老大哥美國故意不感興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日本官方也只好放棄了斡旋。

        不過最近非洲開發銀行即將成立，而歐洲早就有了復興開發銀行，美洲也已經有了開發銀行。大橋薰感覺到，新的時機可能就在眼前，是時候輪到亞洲了！在大橋的鼓動下，渡邊領導的研究小組成立了，并著手起草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ADB）計劃書。

        經過幾輪的討論，在1963年夏天，計劃書的初稿出來了。但是吸取過去十多年以來的教訓，渡邊覺得日本這次應該低調、穩妥一些，繼續等待時機成熟，一旦第三方提出ADB的動議，日本再馬上接棒。

        不過機會來得太快了一些，日本方面顯然還沒做好準備。1963年12月，在馬尼拉的一次部長級會議上，終于有人提出了在亞洲建立區域開發銀行，而且這次的提出者是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因為沒有意料到這個話題，日本并沒有派出部長參會，參會的最高代表只是常駐在菲律賓的大使板垣修。

        不過還好，這次會議商定，先召集一個專家層面的多邊會議，以協商這件事情的可行性和具體操作問題。于是，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開始張羅專家討論會。10月個月之后，曼谷啟動了專家討論會，并且持續了兩周時間。在會議上，渡邊研究小組的成熟方案占據了優勢，各方專家就基本問題達成了一致。但是，行長人選、出資份額、總部所在地這些大問題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日本政府，包括渡邊本人都更加看重總部所在地，而不是行長人選。或者說，日本對于將ADB總部設在東京，志在必得！

        不幸的是，1964年底，時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因為喉癌不得不卸任。池田勇人是史上最后一位生于19世紀的日本首相，并且是三屆連任的實力派政治家。不僅如此，他還曾經親自參與了日本政策投資銀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建立；而且池田和渡邊一樣，也出自大藏省的官僚體系。池田不僅是渡邊的好友，也是推動ADB建立的強力支持者，在這個節骨眼上，池田的離去使渡邊十分沮喪。

        不過亞洲開發銀行的籌備工作還是在繼續推進，1965年的世界銀行年會，成為日本推銷這個設想、試探美國態度的絕佳機會。在華盛頓會議上，渡邊找到了卸任世界銀行行長不久的尤金?布萊克。布萊克是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1933年，渡邊武還是一個剛剛入職大藏省3年的毛頭小子，而布萊克已經是美聯儲主席了。渡邊在世行做執董的時候，布萊克已經做了十多年的行長。

        布萊克在談話中暗示，渡邊應該成為亞洲開發銀行的第一任行長；而且行長的選擇，這個問題比總部的定址更為重要。布萊克的表態透露了美國的態度，而且，這種表態，實際上表達了美國否定將總部設在東京。

        與此同時，1965年的世行年會上，已經有不少的人想在即將成立的ADB謀份職位，還有些機也想與ADB開展合作，他們都開始與渡邊搭訕。連渡邊自己都感覺到，好像他已經是ADB的行長了。但是這種感覺對于日本方面并不是好事，因為這同時意味著東京成為總部的可能性在下降。

        這種預感是正確的。1965年11月的總部選址投票會，放在了馬尼拉。菲律賓的馬尼拉，在當時號稱亞洲的紐約，是東京的最強有力競爭者。而且在這次投票會上，時任菲律賓總統的迪奧斯達多?馬卡帕加爾，也就是阿羅約的爸爸親自坐陣。

        第一輪、第二輪的投票結果都對東京有利，馬尼拉貼著及格紅線擠進了決勝局。這背后的游說也日益升級，第一輪投票結束后，借著主場的優勢，菲律賓央行行長宴請各國代表，在馬尼拉灣的游輪上吃了一頓日落巡游晚餐。而在第二輪投票和第三輪投票之間，只有一個午休的時間差，此時的游說更是升級到白熱化，不少國家的代表都因此遲到了。結果在最終投票局發生了逆轉，東京以1票之差敗給了馬尼拉。

        也只能是這個結果了——在日本人是行長的眾望所歸之下，總部選址的平衡點，終究向著美國人暗示的方向發展了。不然又能怎么樣呢？美國作為亞洲的區外國家，不可能派人出任行長，總部也不可能落在美國，而其他亞洲兄弟國家也缺乏像渡邊這類的人才。最終的平衡點，必然是日本出人，而選址在美國更容易掌控的菲律賓。

        作為一個失敗的挑戰國，二戰后日本與美國形成了明確的依附性關系，這一關系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如果說這一契約有所變化，那么變化的空間僅僅在于，美國所構建的國際體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允許日本的搭便車行為。

        事后，渡邊在回憶錄中的視線有意無意的模糊了，他認為：“1962年的日本籌建計劃，最終成為了ADB現實的建設藍圖。實際執行過程中，這個籌建計劃只有細節上的一些修改，例如：總部選址是在馬尼拉，而不是東京；副行長的數量；以及出資方案。”

        但是，如果這樣的問題都是細節，那還有什么不是細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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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學術民工”專欄由徐奇淵、李曉琴、楊盼盼倒班為您特供。專欄主要生產全球價值鏈的科普文章，也順帶打磨世界經濟熱點。希望用談風月的心情談談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