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古書書寫格式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孟彥弘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再做探討，提出了新的論說。本文原題《中國古代書寫格式考》，刊于《學林漫錄》第17集，收入他最近出版的論文集《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版）。經授權，澎湃新聞予以轉載。原文有些注釋也值得注意，遺憾的是這里為便于排版做了刪節(jié)處理。如感興趣，可參閱該書。現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古書的體例、編排、形制、流傳等情況，始終吸引著學者們的興趣。隨著近百年來出土資料的不斷發(fā)現，學界對古書的認識更為豐富。早年的王國維、余嘉錫、勞榦、馬衡、陳夢家、錢存訓等先生，近年的李零、李均明、汪桂海、張顯成等先生，都先后對古書以及與古書密切相關的官私文書的許多問題作過十分精彩的探究和論說。但關于古書的書寫格式，似乎還可再作探究。

古人的書寫習慣

        所謂“書寫格式”，是指書寫習慣。我們現在的書寫習慣是自左向右書寫、從上往下移行，是為橫行。我們古人的書寫習慣卻是自上而下、從右向左，是豎行。錢存訓認為：

        這種直行書寫的原因雖不可確考，但毛筆書寫的筆劃，大多是從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紋理，以及只能容單行書寫的狹窄的簡策等，都是促成這種書寫順序的主因。至于從右到左的排列，……這大概是是因為用左手執(zhí)簡，右手書寫的習慣，便于將寫好的簡策順序置于右側，由遠而近，因此形成從右到左的習慣。

        勞榦在為此書所寫的《后序》中特別提及這點，并就此發(fā)表了自己的認識：

        對于中國書法的行款問題，在本書第九章中，存訓先生曾經提到中國文字的排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和右手有關，是十分確切的。如其再找一下書寫和竹簡的關系，就更為明白。因為書寫時是左手拿簡，右手寫字，一般是一根簡一行字，并且為著左手拿簡方便起見，空白的簡是放在左邊的。等到把一根簡寫完，寫過的簡為著和空白的簡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邊推去，并且排好。在這種情形下排出的行款，總是寫好的第一根簡在最右，以次從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著的簡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執(zhí)細長之物是與人指垂直的；于是中國字的行款，成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兩位先生都將這一書寫格式的形成歸因于簡的使用以及左右手在書寫時的配合。李零在談到簡文書寫一般為豎行左行時，括注稱“古人以左行為順勢，右行為逆勢”，從觀念的角度作了解釋。

        在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竹木簡之前，西周時的金文的排列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殷商甲骨文的排列，絕大多數是自上而下，而在左右行的問題上，有的是從右向左，有的則是從左向右。如以右行為逆勢，何以在占卜這樣的活動中，會選擇逆勢右行來刻卜辭呢？

        在自上而下、從右到左的書寫格式中，自上而下是基礎，從右到左或從左到右都是由自上而下這一點來決定的；只要是從上往下書寫，就從根本上排除了由上而下移行的可能性。換言之，遠在殷商時期，人們的書寫習慣就已是從上而下書寫了。但是，甲骨文是刻寫在龜甲上的；龜甲不同于修成一條一條的竹木簡，它是成片的，從刻寫的技術角度和方便角度來說，橫行刻寫與豎行刻寫恐無太大差別。那么時人縱向書寫的習慣是何以形成的呢？當時是否還有其他用于書寫的材料呢？

左為甲骨刻辭，右為局部放大。

書寫習慣跟書寫材料有關

        目前雖然尚無實物發(fā)現加以證明，但亦并非毫無蹤跡可尋。《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里已有“冊”字，象竹木簡編聯之形。于是，有學者指出殷商已有竹木簡冊。西周金文中的“冊”，亦指簡冊。據陳夢家的研究，西周的冊命之制，是先將王命寫在簡冊上，當庭宣讀，然后再鑄到銅器上。其時王左右有兩史，一執(zhí)簡冊，一讀冊命之文。所以，銅器上的王命就是預先寫在簡冊上的冊命的迻錄。可見，西周銅器上文字的由上到下、從左向右，是據簡冊而來。

        現在已有不少學者意識到，殷商的甲骨、西周的金文，并不是當時書寫的惟一載體，甚至不是主要的載體，而是一種特殊的載體。并不存在從甲骨、金文、石刻到簡牘這樣一個依次發(fā)展的過程。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尚書》、《詩經》等早期典籍，并不是靠甲骨文、金文保存、流傳的。人們平常用于書寫的，絕不可能是甲骨和銅器。當時即使沒有私人著作，至少也有史官的記錄；加上數量更多的官私文書，參以其后出土的大量簡牘，我們認為當時用于書寫的主要應當是竹木簡。

        從書寫的角度看，簡冊與甲骨、青銅是同時并用的；當時人根據他們的理解，用不同的書寫載體來記錄意義不同的內容。不僅如此，在書寫格式上，日常用作書寫載體的簡冊，影響了在特殊情況下才使用的甲骨、青銅。換句話說，作為書寫載體的簡或簡冊，在時間上要早于甲骨、青銅。

        因此，古書的書寫習慣是由人們日常主要使用竹木簡書寫所造就的。這一點，錢、勞兩家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是，何以使用竹木簡書寫就會造成人們自上而下（而不是從左到右）地書寫、從右到左（而不是從左到右）地編聯呢？勞榦認為從右到左的排列，是書寫者為了使寫過的簡與空白簡不相混，“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邊推去，并且排好。在這種情形下排出的行款，總是寫好的第一根簡在最右，以次從右排到左”。但是，這個問題完全可以用給簡編號的方式解決。我們也的確見到了這樣的實物，如武威出土的王杖詔令冊，每支簡的背后都有編號，共有廿六枚簡，順序編為第一至第廿七（中間缺第十五）。

在紙發(fā)明以前，人們日常用于書寫的主要是竹木簡。左起為里耶秦簡、睡虎地秦簡、虎溪山前漢簡。

        就目前所知，在紙發(fā)明以前，人們日常用于書寫的主要是竹木簡。在書寫時，未必是左手舉著簡、右手書寫——就目前所見的實物，許多簡十分狹窄——恐是將簡置于類似于今日的桌子上，左手扶簡、右手書寫。誠如是，則何不將簡橫置，從左至右書寫？寫成后，將簡編聯，自可從上而下、自左而右閱讀。對此，錢、勞兩家的解釋似尚未達一間。此未達之一間，就是要解釋為什么典籍要自上而下書寫、從右向左移行。

        我認為這取決于兩點，一是書寫的方便，二是閱讀時舒卷的便利。

        就書寫方便而言，需分兩種情況加以討論。如果是先書寫、后編聯，那么橫行抑或縱向書寫，似乎并無不同；但如果是在先已編聯好的簡冊上書寫，情況就會不同。

        事先已編聯好的簡冊，一定是已經卷成了一卷一卷，使用時邊寫邊打開。如果是橫著寫，那么這卷編聯好的簡冊，只能放在自己懷里，一邊寫一邊往對面推。如果將已編聯好的簡冊左右攤開，于書寫者則更為方便；但這樣放置，便只能從上往下，豎著書寫。至于從左向右寫，還是從右向左寫，則與書寫者是用左手還是右手密切相關。如果是用左手寫，顯然應將卷著的簡冊放在右邊，這樣在左手握筆時，右手可以攤開簡冊；如果是用右手書寫，則應將卷著的簡冊放在左邊，右手握筆寫字，左手配合攤開簡冊。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的書寫習慣是右手，所以，從右向左書寫就會成為大家共同的習慣。

簡冊編聯與書寫習慣的形成

        于是，我們必須弄清楚，古人是先編聯后書寫，還是先書寫后編聯。

        目前所發(fā)現的簡冊，有的是先編聯后書寫，有的則是先書寫后編聯。陳夢家在整理武威漢簡時，就據《漢書·路溫舒?zhèn)鳌贰敖匾詾殡海帪闀鴮憽保逗鬂h書·周盤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以及武威出土竹木簡《儀禮》和王杖十策的實際情況，指出“先編簡而后寫經文”。商承祚在解釋韋編三絕的“韋”字時，也談及典籍是先編后寫，雜事簡因無連續(xù)性，是先寫后編。李零談到竹木簡的制作時說：“竹簡是截竹為筒，破筒為片，編聯成冊，用以書寫。”討論簡的繕寫時，說“簡文有先編后寫（在編好的冊上直接寫），也有先寫后編（先寫單簡，然后合編），前者最普遍。劉洪特別指出，如果是長篇著作，宜先編后寫，而一般賬目、札記則先寫單簡，等積成一定數量，再編為長冊。馬先醒則有不同意見，認為“就實用方便而言，逐簡而書，自較整冊而書方便，尤其長達二尺四寸之經書，若編卷成整篇整卷而后書之，笨重不便之外，猶恐根本不太可能”。

        所謂典籍的書寫，實際上是抄寫。典籍的流傳，也主要是靠抄寫。漢代有專業(yè)的抄書者，人們可以在市場上買到已經抄好的書。如果是先寫再編，就需將每支寫就的簡都編上號，以便全部寫成后能很方便地編聯成冊，如上舉武威出土的王杖詔令冊。典籍的抄寫，一卷至少要抄完完整的一篇，否則就不可能“單篇別行”，故其分量遠較詔書為大，所需簡亦遠比詔書為多。如此之多的簡，也給先寫后編帶來很大麻煩。龍崗秦簡（抄的是秦律）剛出土時，整理者據其簡文為編繩所壓，推斷此系先寫后編。后來則據這批簡數量頗多（三百余枚），且無編號，認為簡文被壓是因編繩滑動所致；它們應是先編后寫。目前出土的典籍簡，確是先編后寫。看來，典籍主要通過抄寫這一形式來流傳，決定了要先編聯后抄寫。事先編就的簡冊，就如同我們現在使用的本子；我們是在已經裝訂好的本子上書寫。

        如果先寫后編，對書寫者來說，橫行與豎行并無不同；就閱讀而言，當然是橫行閱讀比縱向閱讀更符合眼睛生理的要求。但是，在閱讀簡冊的時候，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眼睛，還要考慮雙手與眼睛的配合；在翻閱簡冊時，左右的攤移更符合雙手的生理要求。當翻閱捆成一卷的簡冊時，左右方向的舒卷比上下方向的舒卷更容易、更方便。讀卷軸裝或經折裝時，這一體會更為深刻（立軸書畫當為特例）。直到今天，我們閱讀的書籍，也是左右翻頁者占絕大多數，幾乎沒有裝訂成上下翻頁者（這當然也有背面文字的印刷問題）。換言之，即使所有的簡冊都是先書寫、后編聯，那么在編聯時，人們也會選擇自右向左漸次編聯；編聯是為了保管，而保管又是為了日后的翻檢、閱讀。書寫者在業(yè)已編聯好的簡冊上書寫，則左右書舒卷顯然也要比上下舒卷更為方便。

卷軸裝

        我們暫且承認在私家著述出現之前，是史官文化；那時，史官們負責的主要可能是兩件事，一是記錄言行史事，二是管理檔案。就記錄而言，他們恐怕是在事先就已編聯好的簡冊上記錄。《左傳》曾記載過一位秉筆直書的史官：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zhí)簡以往。既書矣，乃還。

        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職位，故兄死弟繼。這位“執(zhí)簡以往”的南史氏，不僅是要記錄下“崔杼弒其君”這件事，而且是要繼任史官，繼續(xù)秉筆直書。所以他恐怕不會是抱著幾支或十數支沒有編聯好的散簡去，而應當是抱著已經編聯好的簡冊去的吧。

長篇典籍書寫格式的影響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簡來書寫者，絕不會是長篇大論。這些隨手書寫的短篇東西，似乎不必采取長篇典籍那樣的書寫格式，但事實卻相反。——我認為，大多數人日常隨手的書寫習慣，是受典籍熏陶而成。于是，我們看到，公私文書即使是先寫再編聯，也采取了典籍的編聯方面，即從右向左。

        紙發(fā)明之后，人們仍然保持了這種習慣，直到1949年以后。在推廣簡體字的同時，書籍變成橫排，同時，本子和印線或印格紙均采用橫行之后（這實際是一種變相強制），這一書寫習慣才完全改變。是書籍的改變，帶動了人們日常書寫方式的改變，而不是相反。現在，臺灣因為電腦辦公的普及，為了與電腦排版相適應，政府已明令公文采取橫行方式。但是，書籍排版方式不變，大眾的日常書寫方式恐怕不會因公文書寫方式的改變而完全改變。

線裝書

        書寫材料決定了人們的書寫習慣，但習慣一經形成，只要新的書寫材料與這一習慣不沖突，即使有所不便，也不會改變，除非使用強制辦法；而書寫習慣的改變，最終要通過書籍排版的改變來實現。換言之，大眾的書寫習慣，主要是受書籍的書寫或排版方式影響而形成。在這個問題上，連人的生理適應力也退居其次（眼睛更適應左右閱讀），更無論心理因素了。

        本文所及，只是就漢字而言，未及其它文字的書寫。即使?jié)h字，也只是就其主流形式而言，而未及其它種種特殊的書寫方式。只有將漢字與其他文字進行比較，也許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漢字的這種書寫格式；但囿于學力，有待于通識。

        2007年3月        

附記：

        小文寫就，拜讀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初刊《古今衡論》17,2007年，第65-101頁；此據其訂補本，見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邢先生在文中特別討論了簡冊編聯與書寫的先后問題，廣泛征引諸家之說以及相關圖像資料，認為是先書寫后編聯。我仍然贊同一些前賢的認識，即典籍應是先編聯后抄寫，而文書則只能是將寫就的文書為保存而編聯。圖像資料上的書寫者左手持牘、右手持筆的形象，或者反映的是特殊場合，或者反映的是作圖像者的意圖，其象征意義遠過于寫實，如著名的《女史箴圖》，就未必是寫實。我們實在很難想象，寬度約1cm的薄薄竹木簡，如何能左手持之、右手書寫。我們也很難想象，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刀筆小吏何以會站著書寫，更不用說在抄寫典籍時，抄寫者何以會站著而不是憑幾來抄寫了。就小文立論而言，如果典籍的抄寫是先抄寫后編聯，也實在難以解釋，古代中國何以會形成從上往下、由右向左的書寫習慣，因為完全可以從左向右書寫，由上往下編聯的。當然，我這是因果循環(huán)論證。既以先編聯后書寫為前提，來論證從上往下、由右向左的書寫習慣的養(yǎng)成；同時，我又以這一書寫習慣為由，來肯定簡冊編聯是先編聯后書寫。也許將來的考古發(fā)現會解決典籍的書寫、編聯關系問題。

        200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