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中，平等是個幻象？       

        值此高考之際，兩類反差巨大的現象觸發了人們對教育公平的新一輪質疑與反思。       

        近期，一篇發表在省級學術期刊上的、名為《安德烈·高茲的非物質理論》的論文在網上走紅。該文第一作者是華中科技大學附屬中學年僅18歲的高中生張吳某某，第二作者則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導吳寧。6月3日，當事人吳寧回應澎湃新聞，她與上述論文第一作者張吳某某確系母女關系。報道還證實，這篇論文的發表，使張吳某某符合了武大和中南財大自主招生的優先考慮要求。對此吳寧回應稱：女兒長在書香世家，從小讀四書五經，有能力撰寫學術文章。

        另一邊，偏居華北平原鹽堿地的衡水二中和大別山山坳里的毛坦廠中學，以其教學樓安“鐵籠”、誓師大會、萬人送考等近乎瘋狂的舉動時時牽引著眾人的視線。這兩所以軍事化管理、唯成績至上以及高升學率而聞名的“高考工廠”，因壓抑人性的教學方式飽受爭議，卻為何堅挺存在？家長學生為何仍趨之若鶩？  

        恢復高考之初，上大學對于中國人而言，曾是絕好的社會流動機會。然而今天，無論是18歲的“馬克思主義神童”拼媽發論文，還是廣大農村學生通過監獄般的苦讀拼進大學校門，都在不斷叩問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和階層固化的冷酷現實。

6月5日，安徽六安毛坦廠中學近萬名高三考生前往市區備戰高考，42輛送考專用大巴車一早從校門出發，數萬名毛坦廠鎮當地群眾和家長自發夾道歡送。       

        破土網6月3日發布的《教育市場的政治社會學——關于教育的5個為什么》一文，提供了頗具啟發的解釋框架。作者周憶粟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教育展現給了渴望社會流動的個體無窮向上流動的可能，它相對傳統等級制社會而言是一種進步觀念，但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幻象。       

        因為在現實中，所有人最終會被分配到差異巨大的就業市場上去，與就業市場緊密相連的學校教育自然會內化這種分層。于是，當代教育公平的探討就成了：所有參與者都承認這是一個結局不平等的游戲，但我們要找到一個公平的游戲規則。在作者看來，這是一種矛盾：“人們一方面接受經濟就業的不平等，從而要求教育的高度分化；而另一方面則又高呼教育不公平。而后者不正是前者的自然結果嗎？”       

        在這一過程中，新的階層化以“文憑”展開，而非經濟學家所鼓吹的“技能”。因為在就業市場上，沒人能說清楚究竟技能代表的是什么，但文憑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中國大學的擴招，則加劇了文憑的貶值。當大學還是精英化狀態時，一張大學文憑幾乎就是就業的保證，不管是來自哪所大學。而當大學被普及之后，普通大學的文憑迅速貶值，能夠保證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換價值的，必須是精英大學的文憑。這就是大學之間的分層化：你有985，我有211。大學的普及還導致了高中文憑（包括職業學校）的迅速貶值，盡管和高中教育相關的人力資源水平也許適合今天大部分的服務性崗位工作。但為了獲取就業，人們的動力自然就變成了爭取精英大學里精英專業的學歷。

        這或許能部分解釋，“高考工廠”極端的高壓式學習方法為何能被接受。因為這確實能最大化彌補城鄉學生之間、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因出生環境不同而導致的命運差別，而考上大學也可能是這些出路稀少的學生謀求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

        可是，作者進一步指出，在沒有本質上改變教育的前提下，升級一所?？圃盒Ｗ兂纱髮W和多印幾張文憑比多創造出一些工作機會要來的容易的多。于是，同樣都接受大學教育，有的學生獲得最好的教育，有的則只能重新回到他們的社會位置。殘酷的事實在于，“盡管社會底層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但是他們成功爬上教育金字塔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他們所受教育的質量和那些明星學校相比仍然相差很遠。當社會優勢階層可以把經濟資本轉化文社會和文化資本傳遞給下一代，對于形式公平的追求是不是變成了一個自我否定的命題呢？”               

        更糟糕的是，和進步主義思潮所看重的“學習過程”所背道而馳的是，市場的邏輯判斷一個人的價值在于他能不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而在招聘中不會有人關心應聘者到底數學學到多少，英文掌握多少。雇主們根據一紙簡歷，看是什么學校畢業的，績點如何。交換價值的濫觴凸顯出教育的商品屬性：如果獲得教育只是為了換取一份更好的職業，那么理性的選擇就是因為付出最小的代價來最大化回報。只要考試考過，學分到手，沒有人在意到底學到一些什么真知。這種形式主義不但削減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削減了教師的職業化的可能性。和其他專業技術工作不同，教師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的投入和配合。當學生對于學業只是追求結果而不論過程，如何期望老師能夠專業？       

        由此，以消費者訴求為特征的現代教育體系弱化了學習的功能。“你能獲得一份學歷，但是得不到真正的教育”。                       

如何平衡：吸煙的自由 VS 不想吸二手煙的自由       

        5月31日是世界禁煙日。6月1日，被稱為“史上最嚴禁煙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規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部分特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外區域，將全面禁止吸煙。違者將被處以個人最高200元、單位最高10000元的罰款。      

        坊間苦二手煙久矣的人們，尤其是眾多家有孩童的父母們，紛紛拍手稱快，熱烈歡迎。       

        然而在煙民大國，如此嚴格的控煙條例必然會引發強烈的反對聲音。而此番輿論熱辯中最積極的“反對派”，不乏之前被標識為自由主義者的意見領袖。       

        作家連岳6月1日在微博發表《我的禁煙觀》11條，旗幟鮮明地反對禁煙，在網上引發爭議，也吸引了不少讀者給此文“打賞”乃至創了他在新浪發文的打賞記錄。連岳反復強調的是兩點：第一，吸煙者如何對待自己的身體是他的自由（例如第4條：“一個人的身體，只能由他說了算，他愿意付出健康的代價，換取過煙癮的愉悅，這種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不然，政府就得禁止一切有害健康的行為：肥胖、‘垃圾食品’、糖、從不鍛煉、性生活過少……”）；第二，私營餐館或其他消費場所怎樣對待吸煙問題也是他們的自由。      

        連岳的這一態度被網友稱為“極端自由主義”。香港作家廖偉棠對此也頗有異議，于6月7日發文《游目族：吸煙的自由，還是自私的自由？》，認為連岳的反禁煙態度表面看來是捍衛私權，但當他將之推到極端，實際上已并非自由主義，而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廖偉棠指出，連岳始終回避了一個有力的質問：當你捍衛吸煙者的自由時，如何保障他人不欲吸進二手煙的自由？       

        和連岳一起反對禁煙的還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他在6月1日發微博稱這一條例有“走極端”之嫌：“機場內撤銷原有吸煙室……如今航班延誤是常事，長者一誤數小時，讓吸煙者情何以堪？火冒三丈之下會不會加劇某些激烈行為？你無法消滅煙民，他們還支撐著稅收極高的煙草業，北京市何不關閉煙廠、禁售香煙？”并援引他個人游歷中控煙最嚴的日本為例，“日本所有城市馬路上均不得隨意吸煙，只在街角或售煙店門口設有露天煙缸處才許可……但是，麥當勞肯德基店里有吸煙者專用房，不少賓館有可吸煙房間。某政府大樓每層設一間吸煙室。各種居酒屋均可吸煙。許可與嚴禁秩序井然?！?nbsp;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也與賀衛方持相近觀點，認為北京此次控煙恐怕是過激了。他在微博指出，自嘲對控煙幾乎達到法西斯程度的日本人，在東京羽田機場仍設有兩個吸煙室，“可使吸煙者上飛機前就近而不是在外面吸上最后一口煙，這有助于保障航班正點，也比較人道。”此外，日本的大型購物中心都有吸煙室，新干線上設有吸煙車廂。“北京有400萬煙民，只堵不疏，肯定行不通?！?nbsp;      

        據《京華時報》報道，6月5日，搖滾歌手謝天笑因在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出發大廳門口違規抽煙，遭到了“控煙大使”工作人員的勸阻。謝天笑由此成為《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實施后首位因觸犯該條例而被曝光的名人。他后來發微博解釋了此事，并評論了控煙條例。

6月5日，搖滾歌手謝天笑因在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出發大廳門口違規抽煙，遭到了“控煙大使”工作人員的勸阻。他后來發微博解釋了此事，并評論了控煙條例。       

軍刊發文批《炎黃春秋》

        6月3日《解放軍報》微博@軍報記者 轉發了《國防參考》雜志署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龔云的文章：“起底”《炎黃春秋》。               

        文章稱，《炎黃春秋》創辦于1991年，起初發表的文章還能堅持馬列主義，而抹黑烈士、否定中共歷史的文章也是鳳毛麟角。但2002年之后，《炎黃春秋》雖然名義上仍是一份以研究歷史為主的綜合性雜志，打著“秉筆直書”的幌子，但實際上變成了兜售歷史虛無主義的大本營。       

        文章歸納了雜志具有七個主要特點，其中包括：

        一、每期主要內容在于集中描述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錯誤歷史，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共產黨什么好事都沒有做。

        二、集中暴露毛澤東的錯誤，偶爾涉及鄧小平。不僅寫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錯誤，而且放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并放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部分失誤。

        三、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錯誤和蘇聯模式的缺陷，全盤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蘇聯模式，認為蘇東劇變是回歸“人類文明”正途。這顯然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七、利用執政黨在管理意識形態方面的漏洞，特別是打著一些合法的旗幟，假借客觀公正之名，對普通民眾特別是離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