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師范大學“亞洲共同體”系列講座邀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著名唐史學者王貞平教授發表《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的演講。王貞平教授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王利器先生哲嗣，八十年代求學于美國，師從西方著名唐史學者杜希德教授。王教授長期關注唐代國家關系，尤其在中日外交史上卓有建樹。

        2013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教授的著作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外交與戰爭的歷史》），此次演講正是基于這部長達四百余頁的大作展開，為我們呈現了一幅與傳統唐代中國中心論不同的多極化古代亞洲國際畫卷。

        

多極化的亞洲

        王教授提出的多極化是指有好幾個國家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而相互競爭，他們有時候為對付第三國而結成同盟，有時候又為實現自身目標而自行其是，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能永遠獨霸國際政治舞臺。因為實力在這些國家中呈現出一種分散且不均勻的狀態，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動態的，往往是不規則的。中國中心論的觀點往往是靜態的，是基于朝貢-冊封體系的，而這種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虛像，是虛實兼而有之。

        6世紀末到7世紀初亞洲就是這樣一個多極化世紀，隋末存在多股希望推翻隋王朝的地方勢力，李淵只是其中一股，勢力也未明顯強過其他勢力。當時突厥在草原興盛，成為北方霸主，地方勢力紛紛向突厥稱臣，李淵也不例外。在初唐，亞洲維持著多極多中心的局面，唐朝沒有當亞洲霸主的勢力。

        到了628年，李世民擊敗西北最后一個反抗勢力，并在兩年后擊敗東突厥，草原民族尊李世民為天可汗，許多國家向唐廷定期遣使貢奉，建立了所謂的君臣關系。但這是不是就可以稱為中國中心論呢？實際上也不完全是如此，因為唐太宗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君臣關系在多數情況是名義上的，而非實質的。外國君主雖然在表面上服從唐帝國，但經常操縱雙邊關系，以便在中國設立的國際秩序之外為自己尋找一種符合自己利益的途徑。換句話說，這就是口不對心。

        那些朝貢使團來華的目的就是從中國獲取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實現自身的政治自保、經濟自強。從中可以看到外國君主在處理這種官方關系（即冊封體制）時是采取實用主義態度。正因為如此，這一制度可以滿足唐廷與外國君主的不同需要，這是朝貢-冊封體制的生命力歷久不衰的原因。

        但朝貢-冊封體制并不意味著那些參與其中的外國君主在政治上臣服于中國。唐廷在朝貢-冊封體制中主要在禮儀層面上得益，滿足了唐朝皇帝君臨天下的政治虛榮心。外國使節則通過這一制度為本國爭取到可觀的政治文化利益。經濟上以日本為例，在日本史書中列舉許多遣唐使帶給中國皇帝的所謂禮品，很多都是干魚、干海帶之類，中國皇帝回賜的時候則是加倍的。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就是不等價交換。

        

亞洲多極化產生的時代背景

        多極化這一問題，在中國史料中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單極化。看中國史書中敘述朝貢-冊封體制的禮儀時，可以發現主要體現了唐帝君臨天下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卻模糊掩蓋了亞洲多極化的事實。亞洲各國本土文化在與中國的接觸中吸收中國文化，自身體制不斷完善，正因如此，多極化才成為必然。治中國史者常常懷有民族自豪感，但在理論方法上簡單認為中國文化是高于四鄰的單方向傳播，是一種讓周邊國家的文化、體制從無到有的發展。這樣的理論框架是假定了周邊國家沒有什么文化，沒有什么制度，這種假設其實問題很大。中國周邊國家的文化制度，多保留在中國史料中，而中國史料本身對于周邊國家存在很大的偏見，是一種單極化的敘述模式。

        周邊國家實際上不僅有自己的文化制度，更取得了很大成就。當時，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及西南的南詔等已經發展成為半農業經濟、政治體制比較完善的國家。由于他們自身政治體制、經濟文化的發展，影響到了他們與唐王朝的交往，并且這些四鄰國家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亞洲的地緣政治環境也因此變得非常復雜。

        隋唐時期亞洲國際政治的特點不是唐王朝的霸權，而是多樣性與不穩定性。唐初到安史之亂爆發之間，唐王朝處于發展巔峰，在與四鄰交往時具有優勢。而此時的唐代四鄰國家中往往發生了內亂、天災，或與第三國交戰，故而在與唐王朝的關系中處于劣勢。但隨著唐王朝國家實力的變化，與四鄰的雙邊關系也發生著變動。安史之亂的爆發，讓唐王朝的影響力逐步下降，更需要借助回鶻的軍事力量平息內亂。王教授認為回鶻軍事力量介入唐代內部斗爭，是亞洲勢力分布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信號。

        唐王朝當然還是亞洲舉足輕重的一股力量，但已經不再享有霸主的地位，沒法再對亞洲國際局勢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八世紀中葉以后，就不斷出現唐與吐蕃、唐與南詔互相博弈的局面，這一情況的出現正說明亞洲的政治局面是多極而非單極的。即便是唐王朝處于鼎盛之時，周邊國家對待朝貢-冊封體制也是三心二意的，隨著唐王朝實力下降，許多國家公開與唐王朝進行競爭。王教授指出，僅僅看中國史料，很難看出這一結論，因為唐代的知識分子還是認定唐王朝是亞洲的霸主。

        雖然亞洲出現了多極化的情況，四鄰國家在強大之后并沒有割斷與唐王朝的聯系。他們愿意通過與唐王朝的交往獲得各種利益，而唐王朝在當時也需要盟友的支持。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唐廷與四鄰國家都意識到要與對方產生積極的關系。雙方秉持著互利的態度，并非是一方全贏一方全輸的零和關系，而是一種極為復雜、互相依存的關系，即多極性關系。

多極亞洲中軟實力的運用

        在一個多極化的亞洲秩序中，那些國家是如何運用本國實力來達成本國的目標呢？如此就要引出軟實力這一概念。軟實力，是由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他認為軟實力是不必借助實際的威脅或有形的報償就能達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在西方政治學中認為只有政治經濟文化大國才有軟實力，而小國、弱國不存在軟實力。但是隋唐時代的情形并非如此，現在國際關系中的軟實力概念需要做相應的修改，以符合隋唐時期的國際環境。

        王教授認為隋唐時期弱小國家也有軟實力。弱小國家正因為缺少軍事等硬實力與大國對抗，更注重運用自身軟實力來與大國周旋，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故而國家無論疆域大小、實力強弱都可能擁有軟實力。所以王教授將軟實力定義為一種利用非暴力手段，引導出雙方或各方都能滿意的結果。

        與約瑟夫·奈教授關于軟實力的定義不同，王教授認為在亞洲古代，無論是運用軟實力的一方，還是受到軟實力影響的一方都要付出有形或無形的代價。中國實行的朝貢-冊封體制就是一種以不等價交換為代價的軟實力運用。弱小國家向大國表示的政治效忠也是一種軟實力的運用方式。正如上面所言，創業時期的唐高祖李淵都曾運用這種政治效忠式的軟實力應付突厥，以便創造出一種利于自己的國際環境，穩定剛剛建立的唐王朝。

        亞洲國家的君主在處理與唐廷關系時就曾經運用過這樣的軟實力。小國向大國表示效忠是一種低風險的行為。這種政治效忠多半是名義上的，這種行為既能避免與大國產生沖突，又能獲得可觀的軍事、經濟、文化援助。      

新羅的效忠

        新羅與唐的君臣關系是對這一軟實力運用的絕好例子。新羅在唐早期處于朝鮮半島的東南一角，是強敵圍繞的環境，北有高句麗，西有百濟，想要接觸中國非常困難。但最終統一朝鮮半島的恰恰是實力最弱，地理最偏的新羅，這正是源于新羅完美地運用其軟實力。

        新羅在與唐朝建立名義上的君臣關系后，極力拉近與唐王朝的聯系，并讓唐王朝相信新羅是值得信任的。為了討好唐王朝，新羅的君主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新羅的真德女王特地為唐高宗寫了一首五言贊歌《太平頌》，并親自織成錦送給高宗，表達忠心。新羅不斷推動唐王朝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彌補自身軍力不足的缺陷。在唐王朝的支持援助下，新羅先后吞并百濟、高句麗，統一半島。從這一例子來看，新羅在強敵環繞之下，巧妙運用自身軟實力拉攏唐王朝，達到自身目的。

        

        十二世紀朝鮮歷史學家金富軾所著《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中說：“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之使，相續不絕，常遣子弟，造朝而宿衛，入學而講習，于以襲圣賢之風化，革鴻荒之俗，為禮義之邦。又憑王師之威靈，平百濟、高句麗，取其地郡縣之，可謂盛矣。”這段話透徹地說明了新羅如何運用軟實力，說服唐王朝采取軍事行動，為新羅統一半島鋪平道路的。而統一了半島之后，新羅迅速乘吐蕃在西方興起的契機與唐王朝決裂。      

多重效忠的南詔

        弱小國家軟實力的第二個表現形式是多重政治忠誠，即當時弱小的國家同時或先后向不同大國表示政治忠誠。這些弱國是夾在區域性強國中的，為了自保自存，不得不設法對自己威脅最大的國家加以平衡與限制。做法之一就是與一個強權結盟來抗衡另一個強權，同時隨情況調整自己的立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云南的南詔國。

        云南地區在650年到710年期間，唐王朝與吐蕃都試圖向云南擴張。當時云南地區有六個地方勢力，其中五個倒向吐蕃，只有最弱的南詔向唐王朝效忠。712年，唐廷冊封第四位南詔首領皮邏閣為臺登郡王，公開支持南詔。在唐王朝的默許與支持下，南詔于735年吞并其他詔國，建立南詔國。

        與新羅一樣，南詔一建國就與唐王朝反目。因為建國之后的南詔希望向云南的東部地區擴張，但此時這一地區的部分已經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隨之就爆發了唐與南詔的沖突。為了與巨大的唐帝國抗衡，南詔的首領倒向了吐蕃，尋求保護。752年，南詔首領接受了吐蕃的封號“贊普鐘”，拋棄了唐廷冊封的臺登郡王號，同時自認南詔是吐蕃的一部分。

        

唐王朝的軟實力

        唐王朝對軟實力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培養外國君主對唐文化的仰慕，以期達到通過文化認同在政治上親近唐王朝的目的。唐王朝為了外國使節、僧侶、學生到中國學習提供了許多便利，在這種有意為之之下，唐王朝希望培養一批親唐的政治人物。

        唐王朝的軟實力為東北亞，如朝鮮、日本等，帶來了變革性的進步。他們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以唐王朝為范本，經濟文化也帶有許多唐文化的色彩。故而許多中國、日本學者認為當時形成了以唐王朝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圈，王教授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并沒有考慮到周邊國家為何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國的文化體制。

        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君主仰慕、消費唐文化，并不意味著在國際政治中他們服從唐廷的權威。引進唐文化，只是外國君主提升本國文化，構建自身政治體制的一個手段，與他們對唐廷的政治立場并沒有必然聯系。     

權力中心論的產生

        同時，外國君主并不接受唐王朝軟實力最重要的內容——權力中心論，在當時而言則是唐朝中心論。相反外國君主借鑒了唐王朝表述的權力中心論，在本國強調統治權的排他性。王教授認為權力中心論，實際上并非是源自唐王朝，四鄰國家在本身發展過程中也已經產生，但通過借鑒唐王朝的表達方式加以系統化。不同部族試圖完成統一進程中早就形成了的自己的權力中心論，認識到這點對我們了解亞洲多極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義。

        史料中記載在西漢時期，日本列島有百余個小國，但是到了東漢就減少三十幾個。通過這個簡單的數字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列島正在經歷通過武力兼并建立早期國家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各部落的首領萌發了以自己部落為基準的權力中心論。

        到五世紀，倭這一部落強盛起來，在一定程度上統一日本列島。因為當時日本并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故而通過自朝鮮傳入的中文來表達日本的權力中心思想。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古墳時代的大刀上“大王”、“天下”之類的銘文，這些都是經由漢字來表達自身的權力中心論。可見權力中心論并非是從中國傳過去，而是日本本土也產生的一種政治意識。

        

        這種自發的權力中心論在高句麗也可見到。高句麗的長壽王在414年為其父長樂王談德立紀功碑，即著名的好太王碑，其中就用了“天帝之子”、“恩澤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這種權力中心論的話語，彰顯高句麗自己的正統性。正是在這種權力中心論的驅動下，高句麗建立了一個比較大的國家，涵蓋朝鮮半島北部及今天東三省一部。

小帝國主義

        同時，這些國家還發展出自己的小帝國觀念。唐王朝有自己的大帝國觀念，而東亞的小國家也發展出了自為中心的小帝國觀念。例如新羅當時就視渤海國和日本為其臣屬國，日本視高句麗、新羅、百濟為外藩，視唐朝為遠藩。但從史料出發，這些國家并沒有存在真正實質性的臣屬關系。

        亞洲國家各自都有權力中心論，分別影響了他們的國際行為，特別是與唐王朝的關系，多數都是利用唐王朝。權力中心論在亞洲的發展，也是當時亞洲地緣政治呈現多極化的一個意識形態基礎。有趣的是，這些國家從來不在公開的情況言辭挑戰唐王朝的地位，同時也并不盲從唐廷。在主動接觸唐廷的過程中，它們主要是滿足自身政治文化的需要，而非完全向唐廷稱臣。

        在唐朝的官員看來，這些外國使節覲見朝貢，就是服從唐朝的權威，并不會深究這些國家的真正動機。四鄰國家與唐廷的文化交流與政治制度借鑒不是一個單方向的從A到B、從有到無的過程，而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政治過程。周邊國家的君主決定什么時候從唐吸收什么，這些都不是唐王朝所能決定的，是周邊國家根據自我需求的自主行為。

        隋唐時代的亞洲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并不是唐廷一枝獨秀的稱霸時代。唐王朝是國際社會敬畏的一股勢力，但隨著四鄰國家在勢力上與唐王朝的差距逐步縮小，他們與唐王朝形成了一種復雜的相互依存的關系。唐王朝有時候有求于周邊國家，如請回鶻軍隊平亂；周邊國家也常常有求于唐王朝，如新羅、南詔。

        在王教授看來，唐王朝最鼎盛的時候也無法憑借一己之力控制亞洲地緣政治走向。唐王朝希望憑借朝貢-冊封體系在亞洲形成一個靜態有序的國際秩序，但事與愿違，國際秩序體現的是一種無序流動性。隨著周邊國家的實力變化，這種所謂的秩序一定會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