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文瀾大講堂?錢塘公眾歷史第四期講座在杭州圖書館報告廳舉行，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法國史研究專家呂一民為聽眾帶來題為“抵抗還是合作——二戰期間法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命運”的講座。

        呂教授首先介紹了“既遠又近”的法國與中國的關系。除了兩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經濟、政治、文化交往之外，在通俗文化方面法國對中國的影響也有典型事例。例如，膾炙人口的中國兒童歌曲《兩只老虎》，經歷了二三十年代“打倒列強除軍閥”以及五六十年代“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歌詞變換，而溯其源頭，這首歌最早來源于法文兒歌“雅各兄弟（Frère Jaques）”。隨后，呂教授切入正題，首先分析了再次面對世界大戰之際法國各界的心態。

       

再次面對世界大戰的法國

        一戰爆發時，法國全國上下群情激奮、斗志昂揚；至二戰爆發，法國人抱持的態度則與一戰時大相徑庭，人們都盡量回避戰爭、躲避戰爭。呂教授認為，一戰爆發時法國全國上下的昂揚斗志，與普法戰爭爆發后一戰爆發前第三共和國政府對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感培育密切相關，并且當時的法國人心中普遍存有對德復仇的情感。

        19世紀后期，長期擔任法國教育部長，有時是總理兼教育部長的法國著名政治家、教育家茹爾費理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特別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三條原則：一、世俗的，即使學校擺脫教會控制；二、免費的，即在小學實行免費教育；三、義務的，亦即強制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費理時期以來的小學教育成功把愛國主義情感培養融入到教育之中，其間，許多當年的法國大牌學者積極參與，貢獻巨大。

        例如，當時法國地位最高、人稱“整個法蘭西民族的歷史教師”的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拉維斯，親自撰寫了小學生歷史課本或小學生愛國主義義務課程讀本。在相關課本《愛國主義義務》中有這樣的文字：“戰爭雖然不是多半要發生的，但卻是可能的。正因為這樣，法國必須保持武裝，時刻準備自衛。雖然它有一個同盟者和一些朋友，但首先要靠自己。保衛法蘭西，就是保衛我們生于斯的土地，這是世界上最美麗富饒的土地。保衛法蘭西，我們的一舉一動，要像祖國好兒女一樣。我們要履行對我們祖先應盡的義務。許多世紀以來，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創建了我們的祖國。保衛法蘭西，我們就是為一切國家的人民而工作，因為法蘭西自大革命以來，已經在世界上傳播了正義和人道的思想。法蘭西是最公正、最自由、最人道的祖國。”

        及至二戰爆發，情況與一戰相去甚遠，法國人的士氣極其低落。當時不僅普通法國老百姓，甚至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都不理解為什么還要進行新的大戰。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特別是1930年代在法國盛行的和平主義對此影響深重。當時鼓吹絕對和平主義思想的法國哲學家和作家阿蘭便認為所有戰爭都是罪惡。呂教授以為，當時法國盛行的和平主義思潮外衣之下，法國公眾對戰爭的恐懼實際已經達到“集體怯懦”的程度。

        如果說，后人現在一般認為法國總理達拉第、英國首相張伯倫“因為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而永遠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那么，我們還應當知道的是，無論是達拉第還是張伯倫，當他們簽署完協定歸國時，卻都像凱旋而歸的英雄一般受到國人歡迎。呂教授在此指出，在一戰中吃盡苦頭的法國人不愿再來一次浴血奮戰，誠然可以理解。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懂得一個歷史教訓：當一個國家面臨一個像希特勒這樣侵略成性、嗜權成癖的敵人一心想要毀滅或者奴役它時，為了生存，打一場戰爭有時是十分必要的。

“奇異的潰敗”及其后果

        由于二戰法國是被迫參戰，所以盡管法國于9月3日下午五點向德國宣戰，實際上卻是宣而不戰，相關媒體亦只能用“西線無戰事”之類的措辭來報道相關消息。因此，一些法國人將這樣奇特的戰爭場面稱為“奇怪的戰爭”。

        

        在“奇怪的戰爭”期間，駐守在馬其諾防線的士兵幾乎無所事事，為此，當時的政府和軍方因擔心官兵太過無聊，為他們組織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如劇團演出、放電影甚至是舞會。當時的法國總理還給駐守在馬奇諾防線的官兵分發了一萬個足球。毫無疑問，這樣的局面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在1940年5月10日，德國軍隊在西線發起全面進攻。德軍發起的這次進攻標志著“奇怪的戰爭”結束。當時法國處在第三共和國時期，因而它也意味著第三共和國喪鐘被敲響。在德軍凌厲的攻勢下，法軍節節敗退，盡管法國陸軍曾經威名遠揚，但在此次戰爭中卻非常不經打。

        在法軍節節敗退時，法國老百姓被迫開始逃難，法國很多地方出現了逃難浪潮。1940年五、六月間的逃難浪潮給法國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它也在精神方面為停戰打下了基礎。據1940年出生于尼斯的法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回憶，他的童年記憶最多的就是害怕、提心吊膽、逃難和沒完沒了的轟炸。這樣一種經歷，使當時一些法國人，產生了“自棄”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帶著寬慰的心情贊成停戰。

        在此背景下，時任副總理、一戰中的凡爾登英雄，年過八旬的貝當元帥取代保羅?雷諾出任政府總理。貝當接任總理后，第二天中午就發布廣播講話，宣稱必須停止戰爭，體面地尋求停止軍事行動的方法。6月20日貝當正式向德國請求停戰。

        6月21日，德法雙方在貢比涅森林的小車站雷通德開始停戰談判。這個小車站正是一戰結束時，法國方面接受德國方面求和的場所，即法國總司令福煦元帥乘坐的專列所停靠的車站，當年德國人就是在這個車廂中向法國方面乞求停戰。一戰結束時，法國人特意在此豎立了大理石紀念碑，上面刻著“罪惡而驕橫的德意志帝國被它企圖奴役的自由人民擊敗，于1918年11月11日在此屈服投降。” 當時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20年之后，這一曾讓他們揚眉吐氣的地方竟然成為使他們再度蒙受國恥的傷心之地。希特勒有意識地把接受法國求和的地點安排在這里，而且本人親自出席談判。

        德國方面在會談開始時宣讀了一份宣言，其中寫道選擇此地乃是為了“用一種糾正錯誤的正義行動來永遠消除法國歷史上并不光彩的一頁和德國人痛恨的歷史上的最大恥辱”。希特勒聽過這份宣言后就離開了，離開車廂時他還興高采烈地跳起了小步舞，非常得意。不過類似的報復做法，法國方面也采取過。眾所周知，普法戰爭結束后，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曾經在凡爾賽宮著名的鏡廳宣布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立。所以在巴黎和會時，作為東道國的法國有意識地把巴黎和會開幕時間定在1月18日，把簽訂和約的地點放在凡爾賽宮里的鏡廳。就此而言，二戰結束之后，德法兩國領導人力推法德和解并取得重大進展，確實意義非凡。

        根據停戰協定，整個法國一分為二，分別劃為占領區和自由區，占領區由德國直接管。理論上維希政權對占領區仍保有一些權力，但這些權力實際上受到各種各樣來自德方的限制。另一方面，自由區由維希政府統治。貝當政府首都原設立在波爾多，但現在屬于占領區，所以不得不遷到維希——一個溫泉療養勝地，很小的一座城市。所以貝當政權統治下的法國被稱為維希法國。盡管貝當一再宣稱要力圖實現德法之間平等的“合作”，但在旁觀者看來，這即便不是貝當之流的異想天開，也至少只是他們的一廂情愿，因為納粹德國需要的只是傀儡，絕非平等的伙伴。

        讓法國人堪以告慰的是，與維希法國相對的，還有一個抵抗的法國。在此期間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戴高樂(De Gaulle )，他發出了著名的“六?一八號召”。在艱難的抵抗過程中，戴高樂的個人威望不斷提高，這固然主要是由于戴高樂個人的努力，但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也功不可沒。在一些法國影視作品中，一些當年參加抵抗運動的法國人在接頭時常常會拿著兩根釣魚竿作為接頭暗號，在此，法語中“兩根魚竿”deux gaule(s)恰恰是戴高樂名字發音的諧音。

合作還是抵抗：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

        在戴高樂領導的一系列海外抵抗活動發展壯大的同時，法國本土的抵抗運動也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逐漸得到發展。德國占領時期，普通法國人的基本狀況是既不積極反抗，也不主動合作，隨波逐流、茍且偷生者居多。德國占領巴黎期間，法國人照樣去塞納河游泳，老人照樣去盧森堡公園消磨時光。一如大多數同胞，法國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之際也面臨著“抵抗”還是“合作”的選擇。更有甚者，這一選擇不僅決定了他們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而且亦決定了他們當時和后來的命運。

        當時一些法國知識分子選擇為維希政權效勞，甚至直接為德國當局效勞，進行所謂“合作”。呂教授認為，對于這些“合作”并不能一概而論，而且每個人選擇的出發點都各不相同。不過，有一點可以說是共同的，即或多或少對第三共和國或社會現實感到不滿，力求改變現狀。其中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例如“法蘭西行動”的首領莫拉斯，他曾經認為只有君主制才能制止法國的衰落，拯救法蘭西。此人在19世紀末德雷福斯事件爆發時就已很活躍，他所創建的法蘭西行動組織及其報刊《法蘭西行動報》在當時的法國影響甚大，而且，他還很善于拉攏一些有能量的人，使其成為自己的追隨者。早年的追隨者中便有被稱為巴黎“最擅長罵街的筆桿子”——萊昂?都德，也就是《最后一課》作者阿爾豐斯?都德的兒子。還有一位法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撒旦的陽光下》的作者貝爾納諾。

        

        呂教授特別強調，在維希政權統治時期，法國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從二三十年代時較多地欣賞、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變為此時更多地欣賞和仿效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與納粹德國沆瀣一氣。一些人極為欣賞納粹德國集權體制的高效和德國（男）人尤其是軍人的陽剛之氣，并以此反襯法國的衰敗和陰柔。

        德國人奧托?阿貝茨在拉攏法國文人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經常組織法國知識分子在德國進行訪問，還安排法國一些作家在德國出書，拿高額版稅。此外，在德國占領軍和維希政權的支持下，法國的右翼知識分子再次掀起了反猶排猶的惡浪。其中，曾以《在漫漫長夜中的漫游》蜚聲文壇的塞利納表現尤其突出。

        與“合作”的知識分子相對，有一批選擇“抵抗”的知識分子，或拿槍，或拿筆，積極投身抵抗運動。其中包括著名歷史學家、年鑒學派兩大創始人之一馬克?布洛赫，他在二戰爆發之前就在巴黎大學執掌經濟史的教鞭，二戰爆發之后盡管年事已高，依然積極參加游擊隊。不幸的是，二戰快結束時，他被蓋世太保逮捕并殺害。而雷蒙?阿隆和加繆當時則分別參編《自由法國》和《戰斗報》。

        還有一小批后來投身于抵抗運動的知識分子在維希政權上臺之初卻對其寄予厚望，并因此成為貝當鼓吹的“民族革命”的推動者。他們在戰爭初期與后期的表現可謂判若兩人。這類知識分子以著名的《精神》雜志主編艾瑪紐埃爾?穆尼埃為代表。他還力圖把維希政權用來培養精英的干部學校——于里阿格學校辦成抵抗運動骨干的培訓基地。

        在1940-1941年間，還有一批法國知識分子選擇離開淪陷的法國，走上流亡之路。其中有以布勒東為代表的超現實主義作家群體、社會學人類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著名天主教思想家雅克?馬利坦、著名作家圣瓊?佩斯等。

        二戰結束后，這些知識分子面臨著不同的命運。在這一過程中，法國知識界對清洗附敵分子，特別是附敵知識分子的態度頗為引人注目。就全國而言，當時“很多地區籠罩著恐怖氣氛。處處發生檢舉揭發事件，清洗進行得倉促而無節制。胡亂捕殺的案例難以估量，內政部宣稱處決了約一萬人，其他方面估計為二萬到十萬人。共和國專員好像大革命時期的地方官，巴黎政府對他們沒有什么權威，也不了解真實情況。此外，不能把清算一概歸結為政治原因，清算中往往夾帶著個人恩怨或家庭和家鄉的積怨宿恨，無論共產黨員負責人或戴高樂派都難以制止這種做法”。（米蓋爾：《法國史》）由于法國不少右翼知識分子，尤其是公開投靠納粹德國的法西斯知識分子在二戰期間或為維希搖旗吶喊，或公然充當德國占領軍的幫兇，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法國知識界留下了一個后遺癥，即如何處理知識界中的敗類——附敵知識分子。

        1944年9月9日，《法國文學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由60多位知識分子簽名的《法國作家宣言》，要求“正確處罰騙子和叛徒”。一周后，該報在第5版刊登了一份作者名單，同時宣稱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成員們不想與列入該名單者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職業往來。其中寫道：“無論哪一家報刊，如果發表了由某一位態度或文字在淪陷期間曾給壓迫者以道義或物質支持的作家署名的作品，我們將拒絕與這些報刊或出版社合作。”不過，圍繞著確立清洗對象與如何清洗，全國作家委員會內部也充滿了激烈的爭論與斗爭。

        呂教授指出，戰后，曾經在二戰期間選擇“抵抗”的知識分子利用戰爭時期的表現而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資本，但實際上，他們當中某些人的“抵抗”功績存在一部分夸大的成分，并未到達他們自己所宣稱的地步。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對自己當年的一些不光彩行為極力回避。薩特等就是突出的例子，盡管薩特在二戰期間參與抵抗的作為實際很有限，但他及其追隨者充分地利用了他的相關表現。

        

        與此同時，選擇“合作”的知識分子則因此程度不等地受到懲處。其中一個突出例子就是很有才華的文學家羅貝爾?布拉齊拉克，他于1944年9月15日被捕。盡管在審訊時有莫里亞克、瓦萊里、克洛岱爾等著名作家寫信證明其有突出的文學才華，法庭仍宣布此犯有通敵罪，并且沒有可以減刑的情節，依法判處槍決。判決之后，莫里亞克為首的63名作家、藝術家吁請戴高樂看在布拉齊拉克的父親一戰中為國捐軀的份上，免其一死，但這位雖極富文學才華卻劣跡斑斑的作家，還是在1945年2月6日被處決。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附敵知識分子的態度逐漸緩和了下來，一些與布拉齊拉克的行徑差不多者因此得以逃脫同樣嚴厲的懲罰。

        呂教授在回顧戰后法國知識分子的清洗運動時認為，這場運動在法國知識分子史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因為正是由于大批曾為維希政權乃至納粹德國效勞的知識分子受到清洗與鎮壓，法國右翼知識分子元氣大傷，這又導致法國知識界左右兩翼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迎來其“輝煌的三十年”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