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研究冷戰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對外戰略的人來說，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1904～2005)1946年2月22日從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給國務院發送的“長電報”,無疑是必讀文獻之一。甚至有人認為，凱南的“長電報”是美國外交史上影響最大的電文。

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因為研究凱南遏制戰略思想的緣故，曾先后多次閱讀這封不同尋常的電報,最初看的是該電文的中譯文節選,后來則閱讀了該電文的英文全文。最近因為修改一本舊作，我又從《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中把這封電報翻了出來,并且對照從數字檔案中獲取的該電報副本的影印件，以及結合較新的研究成果與其他文獻資料，重新加以研讀，并將它翻譯成中文。

在此過程中，我有一些想法和感悟，于是寫下這篇小文，希望能澄清長期以來有關凱南“長電報”的某些誤解或誤讀，至少是我認為的誤解或誤讀。

一封有瑕疵的電報

眾所周知，凱南的“長電報”是一份極為重要的美國政府機密文件，它極大地影響了戰后美國對蘇聯戰略的調整，也根本改變了凱南個人的命運。但是，這封超長的電報由于草擬和發送都過于匆忙，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瑕疵，研究者在閱讀的時候需要加以注意。

1946年1月下旬，美國駐蘇聯大使艾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離開莫斯科回國，使館二號人物、公使銜參贊喬治·凱南以代辦的身份行使館長職權。這為長期研究蘇聯問題、被稱為美國外交界頭號“蘇聯通”的凱南，提供了可以經常和直接向國務卿發送電報、陳述自己觀點的機會。

凱南后來回憶說，1944年哈里曼大使把他調回到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只是要他負責管理使館的日常工作，以便自己專注于同美蘇領導人進行溝通，實際上哈里曼并不希望凱南介入有關美國對蘇政策的事情。由于凱南不認同羅斯福總統的對蘇政策，加上哈里曼也不贊同或者不愿意支持他的想法，所以實際上他在使館過得很郁悶。然而，哈里曼離開蘇聯，給凱南提供了一個可以直接與華盛頓溝通從而表達自己想法的絕好機會。

凱南在回憶錄中稱，他在1946年2月中旬接到國務院的一封電報，電報要求他對蘇聯不愿意參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行為動機進行分析。但是，從美國國務院已經解密的文件看，實際情況應該是1946年2月13日國務院給凱南發送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對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演說進行分析。

1969年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收錄了凱南“長電報”的全文，凱南在電報開頭就稱，該電文是對1946年2月13日(電報原文誤寫為2月3日)國務院第284號電報的回復。該文件集的編者特地給凱南的“長電報”加了一個注釋，解釋說1946年2月13日的國務院第284號電報尚未公開，該電報要求凱南就斯大林演說所體現的蘇聯對外政策新動向進行解讀。所以，美國外交史學家丹尼爾·亞金(Daniel Yergin)認為這便是凱南發送“長電報”的起因。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區選民大會上發表了一個演說，這個演說在美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美國國務院官員討論了該演說，認為這是“戰后蘇聯政策之最重要、最權威的指南”。國務院歐洲司東歐處處長埃爾布里奇·德布羅(Elbridge Durbrow)則聲稱該演說表明“蘇聯回到了1928年斯大林的孤立政策”。他們希望聽聽當時被認為是“首席蘇聯事務評論員”的凱南對該演說的看法。于是，馬修斯讓德布羅起草一份電文拍發給凱南。凱南的“長電報”便是對馬修斯和德布羅電報之答復。

然而，迄今為止，1946年初美國國務院發給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的電報尚未全部解密，所以也極有可能是凱南曾經收到過多封希望他分析蘇聯行為動機的電報，其中包括一封要求他分析蘇聯不愿意參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電報，不一定是他本人記憶有誤。

不管怎樣說，國務院的咨詢電文頓時使凱南精神振奮，盡管他當時因感冒、發燒和鼻炎而臥床休息，但他還是決定迅速給國務院回電，把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對蘇想法和盤托出。

凱南后來回憶說，自己覺得這是個極好的機會，必須讓華盛頓理解蘇聯的行為動機與美國的對策，而不僅僅是用幾句話解釋蘇聯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態度。于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秘書多蘿西·赫斯曼(Dorothy Hessman)打字記錄，草擬了一封電報。這封電報因為太長，所以分為五個相對獨立的部分，于1946年2月22日晚上向華盛頓發送，電報密級為“機密”。

該電報雖然一份機密文件，但一些新聞記者很快便獲悉了它的內容。1946年4月1日的《時代》周刊就披露了電文的主要內容。在1951年出版的《福萊斯特爾日記》中，該書編者根據已故海軍部長和首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爾(James Forrestal)所保存的“長電報”原件，用了好幾頁的篇幅非常詳盡地概述了該電文的內容。“長電報”全文被收入1969年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中。

“長電報”來得正是時候，同當時在華盛頓占上風的強硬派要求改變美國對蘇認識和對蘇政策之主張是相吻合的。因此，這封電報深受華盛頓當權者的青睞，凱南也因此青云直上，成為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收到“長電報”后不久，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James Byrnes)便給凱南拍電報，稱“長電報”的分析“十分精彩”。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認為該電報十分重要，并將它復制多份給軍隊中的高級軍官和政府要員參閱。一時之間，“長電報”似乎成了“美國決策人的圣經。”

由于福萊斯特爾的極力推薦，1946年4月，凱南被調回華盛頓，出任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主管對外事務的副院長。國家戰爭學院是美國在戰后新組建的軍事機構，凱南在那里的主要任務是給中高級軍官和外交官講授戰略學。凱南講授的課程非常受歡迎，聽課者中就有福萊斯特爾本人。

也是在福萊斯特爾的推動下，1947年初新上任的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又授權凱南籌建國務院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該機構于1947年5月初正式成立，凱南為首任主任(4月底被任命)。政策規劃室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政府制定較長期的對外戰略。也就是說，“長電報”使得凱南躋身決策圈子，成了“說話算數”的人。

值得指出的是，這封超長電報，因為寫作和發送都比較匆忙，所以有明顯的日期舛誤、文字遺漏等問題。我找到了這份電報副本的影印件，該電報標注為17頁，其中第13頁和第15頁分別都是一頁半，打印在兩頁紙上，實際上一共是19頁，的確是一封很長的電報。

我對照電報副本的影印件和《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收錄的電報全文后發現，該電報存在一些明顯的瑕疵。“長電報”除了把2月13日國務院第284號電報的日期誤寫為2月3日之外，還在多處明顯地漏寫了文字，使得一些句子不太完整。

有“長電報”中文譯者認為，后來解密的“長電報”之所以缺少文字，是因為那些文字尚待解密而被故意涂掉。但其實這只是因為這封電報的寫作和發送都過于匆忙，凱南和他的秘書沒有細致校對電報稿而已。

另外，《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中的凱南“長電報”有一個數字編號，即861.00/2-2246,這是后來美國國家檔案館給該電報加的十位數存檔編號，而不是電報編號，“長電報”的電報編號應該是511,即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第511號電報。

 一封沒有8000字的電報

這封被稱為美國國務院歷史上收到的最長電報18到底有多少字呢?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封電報都被認為有8000字，在中文出版物中一直被稱為“八千字電報”,我本人曾經也使用這一說法。實際上，后來有人去數這封電報的字數，發現它其實只有5540個字。

因此，“八千字電報”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應該予以糾正，改稱“長電報”或“長電文”。

“八千字電報”的說法的源頭很可能就是凱南自己。凱南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回憶錄中說，那封電報“大約8000字”。他在1985年發表在《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中也依然寫道：“自己記得那封電報大約8000字。”于是，“八千字電報”的說法流行甚長、甚廣，很長時間都沒有人去數這封電報的字數。

至少是一直到凱南去世的2005年，凱南欽定的其傳記作者、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在當年出版的兩本著作中也還是這么使用的。加迪斯在這一年出版的《冷戰》一書中寫道：“國務院給大使館發了好幾個要求分析蘇聯外交政策的指示，凱南急匆匆地寫了一封‘八千字電報’。”他在同年出版的《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評析》(修訂版)中也寫道：“在外交史上，難得有單獨一人在單獨一份文件內，設法表述如此強有力和如此能說服人的思想，以致立即改變了一國的對外政策。然而，這就是凱南1946年2月22日從莫斯科發出的‘八千字電報’的效應。”

其實，早在1986年，就已經有美國歷史學家明確指出，凱南的這封電報只有5540個字。但是，這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該書中文版于1991年出版，也沒有在中國學界糾正“八千字電報”的說法。只是在2005年凱南去世之后，“長電報”實際上沒有8000字、只有5000多字，才逐漸成為相關研究者們的共識，特別是作為凱南研究最權威的學者加迪斯承認自己多年來誤用了“八千字電報”的說法。

加迪斯在2005年以后就不再使用“八千字電報”的說法了。比如，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后來獲得普利策獎的凱南傳記——《喬治·凱南：一位美國人的一生》,就使用了“長電報”(long telegram)的說法。加迪斯還特意在這本書中解釋說，自己過去在好幾本書里還有課堂上都誤用了“八千字電報”的說法，直到后來尼古拉斯·湯普森(Nicholas Thompson)數了這封長電報的字數之后，才知道這封電報實際上只有5000多個字。

筆者也是于2007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參加一個有關冷戰時期美國大戰略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時候，第一次聽與會的加迪斯教授在點評拙文時說，凱南的這封電報只有5000多字。筆者在此之前也是一直使用“八千字電報”的說法，但在那次會議之后就改稱“長電報”了。而且在那次會議之后，筆者也去數過這封電報的字數，發現它的確不到6000字。

我沒有去考證“八千字電報”的說法最早是什么時候在中國出現的。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我在北大選修戰后國際關系史課程的時候，使用的教材是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國際關系史》下冊，該書使用的就是“八千字電報”的說法。這本教材寫道：“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代辦喬治·凱南拍了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報給國務院，為美國對蘇聯采取的強硬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1947年他被破格提升為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7月他又以X署名，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進一步闡述‘八千字電報’的內容。”該書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國際關系史教科書，在中國的影響極為巨大和深遠，此后中國出版的相關書籍，特別是國際關系史教材，基本上都沿用了“八千字電報”這一說法。

直到最近，國內很多出版物還在使用“八千字電報”的說法。比如，2019年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中寫道：“美國駐蘇外交官凱南發出‘八千字電報’,指責‘擴張’和推動‘世界革命’是蘇聯行為的根源。”另外，還有一本中文著作提出一種新的說法，稱凱南的這封電報“英文單詞共5500多個，譯成漢語更是多達8000字”。然而，我最近把凱南的“長電報”翻譯成中文，電腦字數統計清楚地顯示，該電報中譯文超過10000字(大約10800字)。因此，不管是算英文單詞，還是算中文單詞，“長電報”都不可能是8000字，“八千字電報”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

由于“八千字電報”的說法出現在中國很多出版物、特別是教材之中，加上前面提到的加迪斯2005年出版的兩本書都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以及另外一名美國著名冷戰史學者梅爾文·萊弗勒(Melvyn P. Leffler)1992年出版的冷戰史經典著作《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也有了中文版，估計“八千字電報”的說法今后一段時間還會在中文語境中繼續被使用。

從2007年開始，我本人一直在自己的課堂上給學生糾正這種提法，也在發表的相關文章中改稱“長電報”。但是，要從根本上停止誤用“八千字電報”這個說法，還需要同行們長期的、共同的努力。最近幾年，凱南的“長電報”又不時被提起。筆者想現在也許正是我們摒棄“八千字電報”的說法、改稱“長電報”或“長電文”的一個好時機。

是“武力的邏輯”,還是“力量的邏輯”?

凱南“長電報”的最主要意義在于它闡述了后來被稱為“遏制”戰略的對蘇政策主張。但是，凱南在該電報中所使用的一些文字很容易讓人誤解，其中就包括“logic of force”到底應該是“武力的邏輯”,還是“力量的邏輯”?我認為應該是后者。

凱南在“長電報”中試圖像醫生診斷病人的病根一樣，客觀冷靜地分析蘇聯的行為動機，并提出美國的應對之策。該電文對蘇聯行為動機的分析，實際上便是長期以來凱南對蘇認識之表述。

凱南認為，蘇聯官方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及其行為，是俄國傳統的不安全感的產物。他說：“克里姆林宮有關世界事務的神經質的看法，根植于俄國傳統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個和平的農業民族，在遼闊的平原上與兇悍的游牧民族為鄰并努力生存，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隨著俄國同經濟上更先進的西方進行接觸，又增加了它對西方更能干、更強大和更好地組織起來的社會之恐懼。后一種不安全感與其說是在折磨著俄國人民，毋寧說是在折磨著俄國的統治者；因為俄國的統治者一貫認為，自己的統治在形式上是相對陳舊的，在心理基礎上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經不起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和接觸。由于這個原因，他們總是害怕外來滲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們直接接觸，擔心一旦俄國人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外國人知曉了俄國內部的真相，便會導致某種后果。”也就是說，俄國歷史上始終存在的不安全感，是蘇聯的行為動機或者行為根源。

至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凱南看來，它主要是為蘇聯天生的不安全感、在國內維持“獨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據，以及充當蘇聯擴張勢力、同敵手作斗爭的工具。電文指出，俄國統治者學到的謀求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為了徹底毀滅同它競爭的國家而進行耐心的、殊死的斗爭，絕不同敵手達成妥協或協議。為此，蘇聯要大大提高其實力，包括“最大限度地”發展軍事力量；在一切被認為適時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擴大蘇聯的勢力范圍；向殖民地與落后國家滲透勢力，“擾亂和抑制”西方在這些地方發揮影響，爭取同可能起來反對西方各權力中心的國家發展官方關系；利用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工會、青年團、婦女組織，以及宗教、民族、文化團體與機構，破壞西方大國的民族自信心，削弱其國防力量，增加其社會的不安定和挑起各種形式的不和；采取一切手段使西方大國相互爭斗，等等。

“長電報”在分析蘇聯行為動機之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美國所面對的蘇聯是這樣一個“政治力量”——“它狂熱地堅信，它同美國之間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協。它堅信，如果蘇聯政權要得到鞏固，那么搞亂美國社會的內部和諧，破壞美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以及損害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權威，這種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

同時電文又指出，雖然蘇聯如此敵視西方，但是它同德國不一樣，它既沒有系統的規劃，也不從事冒險的活動，如果遇到強大的阻力就會輕易地退卻；同整個西方世界相比，蘇聯還是一個比較弱的力量，因為蘇聯體制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包括權力交接、東歐的負擔，以及蘇共在俄國廣大人民群眾中已失去感召力。也就是說，蘇聯這個“政治力量”雖然可怕，但是西方能夠對付得了。

凱南在電文中提出的美國的應對之策，實際上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闡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內容，盡管他尚未使用“遏制”一詞。他認為，美國應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要理解蘇聯政權行為之實質，并讓民眾了解真實情況，把同蘇聯的關系建立在“現實和實事求是的基礎上”。說白了就是，美國應當認識到蘇聯對西方的“威脅”及其同美國勢不兩立的現實，改變戰時同蘇聯友好合作的不現實的關系，把它當作敵手而非朋友對待。

與此同時，凱南在電報中也特別強調，“蘇聯政權同德國不同，它既沒有規劃，也不會冒險。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計劃行事的，它不會冒不必要的風險。它對理智的邏輯(logic of reason)無動于衷，但對力量的邏輯(logic of force)高度敏感。由于這個緣故，當它在任何一點上遇到強大的阻力時，都可以輕易地退卻，而且它經常這樣做。因此，如果對手擁有足夠的力量(force)和表明準備使用它，那么幾乎用不著這樣做。如果正確地處理形勢，那么就不必進行有損威望的攤牌”。

這段話所表達的實際上就是“遏制”思想的重要內容，也就是說，凱南在“長電報”中已經清楚地表達了他后來所說的“遏制”思想，盡管當時他沒有使用“遏制”這個概念。

但是，“長電報”中的這段話之含義是不甚明確的，大概這便是凱南的表達風格，也是日后人們對“遏制”含義解釋不一的重要原因。文中“力量”一詞英文為“force”。“force”的基本意思是“力量”,包含軍事力量和非軍事力量，在特定場合中也可以專指“武力”。

我認為，它在“長電報”中的含義應該是前一個。理由如下：第一，通讀電報全文會發現，文中沒有一處明確提出以武力或軍事手段抵制蘇聯“威脅”,相反，電文明確表示：“這個問題是我們有能力解決的，而且不必通過一場全面的軍事沖突來解決。”

第二，“長電報”在談到美國的對策時很強調非軍事力量的作用，即美國及其盟友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增強西方世界的自信、活力與團結。電文中說：“這是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匯合的地方。凡是解決我們自己社會的內部問題，加強我們人民的自信、紀律、士氣和集體精神的每一項果斷有力的措施，都是對莫斯科的一次外交勝利，其價值可以抵得上1000份外交照會和聯合公報。如果我們在自己社會的缺陷面前不能拋棄宿命論和漠不關心的態度，那么莫斯科將從中得到好處。”

但是，“長電報”的確沒有說清“force”只是或主要指非軍事力量或政治力量，這極容易產生歧義。正因為如此，1991年11月，筆者在給喬治·凱南的信中，曾就“長電報”上述這段話問他本人怎樣解釋文中“力量”一詞。凱南在1991年12月20日給筆者的回信中說，他主要指的是“政治力量”(political force)。

第三，縱觀凱南一生的言論，他雖然不否認軍事力量在抵制蘇聯“威脅”中的作用，但是他一直特別強調遏制的政治手段。因此，把“force”譯為“力量”是較合適的。1983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關系史參考資料》下冊中的“長電報”節選的中譯文把“force”譯成“武力”,這無疑是不準確的，會讓人產生誤解。同年出版的《國際關系史》下冊也有類似的表述：“凱南認為……美國必須擁有足夠的武力，并準備使用武力，才能避免‘攤牌’”。

后來，“長電報”全文的中譯文被收錄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中文專著，47以及2010年出版的一部文獻選編48中。但是，那本專著的作者把“logic of force”誤譯為“邏輯的力量”,那部文獻選編則和1983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關系史參考資料》一樣，也把“force”譯為“武力”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本譯著也是如此。我認為，這不符合凱南的原意，對中國讀者有誤導作用。我20世紀90年代初寫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就是在對照閱讀“長電文”的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的時候，感覺把“force”翻譯成“武力”是有問題的，所以才斗膽給凱南寫了一封信，并得到他的回復，證明我的懷疑是對的。

因此，我認為，凱南在“長電報”中所說的是“力量的邏輯”,而不是“武力的邏輯”。

幾點感想

重讀凱南的“長電報”讓我產生以下幾點感想。

首先，從事學術研究切不可人言亦言，學者一定要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和懷疑精神。一封實際上只有5540個字的“長電報”在過去幾十年里都被稱為“八千字電報”,根本原因在于人們都輕信凱南及相關學術權威的說法，而很少有人提出質疑，或去數數電報的字數。

其次，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做歷史類的課題研究，閱讀一手文獻資料極為重要。只要細心閱讀凱南“長電報”的全文，特別是看該電報副本的影印件，其實就很容易發現其中的瑕疵，以避免誤讀。再結合閱讀凱南本人的其他著述，也可以比較清楚地理解，他在“長電報”中所說的“logic of force”絕非“武力的邏輯”。當然，閱讀一手文獻資料并不能保證讀者對文獻的解讀一定是準確的，同樣也可能產生誤解。

最后，國內相關教材的編寫者，一定要與時俱進和吸收國內外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也需要以一定的一手文獻資料研究為撰寫教材的基礎，否則就有可能以錯誤的信息誤導學生，影響極大。與此同時，譯者在翻譯文獻的時候要極為慎重，讀者閱讀中文譯本的時候也要保持警惕，時時懷著質疑的態度，對譯文不可盲信。當然，最好是能夠閱讀原文，因為最好的翻譯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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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重讀喬治·凱南的“長電報”，刊發于2021年《美國研究》第2期。“澎湃”經授權編發,為閱讀方便略去注釋。張小明，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