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章開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他獨辟蹊徑，在辛亥革命史、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諸多學術領域均有開創性貢獻，著述宏富。他從事教育工作65年，并擔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6年，育人無數，廣受尊崇。

2015年6月，十一卷本《章開沅文集》面世。文集完整呈現了章開沅先生自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至榮退前的主要學術成果，包括隨筆、序跋、訪談，涉及學術研究、教育管理、社會思考、文明對話等。章先生為文集撰寫的自序平實動人，記述了自己治史閱世的人生經歷與矢志不渝的學術情懷，追懷了當年與史學前輩的談書論學和君子交誼。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經出版社和作者授權刊發。

      

解放前夕，革命為我選擇職業

今年正逢米壽，應該盤點一番自己的生平，這套文集的出版就是在集體幫助下的自我盤點。

我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整整65年，但這并非出于自己的選擇，終生與史學結緣純屬偶然。

1946年9月進入金陵大學就讀，原本報的志愿是農業經濟系，因為這是金大的王牌專業，卜凱早已成為知名教授，而我此前曾經在教育部辦的計政人員專修班讀過將近一年的會計專業。沒有想到金大的正式錄取書卻把我撥歸歷史系，個中情由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也 從未申請轉系，因為歷史系有好幾位良師，他們都對我熱心教誨，我不好意思說對史學不感興趣。實際上我的課余時間多半用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 損害的》，并努力閱讀與印第安人相關的文學作品。

我未能完成歷史系本科學業，因為1948年11月進入中原解放區參加革命。原想經過短期培訓即奔赴前線，最好是當個戰地記者，不料卻被當時設在開封的中原大學視為理論人才，就留在校部政治研究室中共黨史組。是金大歷史系肄業的學歷害苦了我，從此再無任何機會戰場殺敵。

1949年6月隨中原大學南下，在武漢繼續從事干部短期培訓工作。稍后中原大學分設政治、財經、教育、文藝等學院，我被劃歸教育學院，仍然從事中共黨史與新民主主義論的教學工作。1951年暑假，又隨教育學院與已經改制為公立的華中大學合并（以后改名為華中師范學院，后又改名為華中師范大學），并且正式成為歷史系教師。最初仍然是教中共黨史等政治課，直到1954年才開始擔任中國近代史本科教學的主講老師。

因此，我常說，是革命為我選擇了職業，而職業又使我從家族的歷史走向中國的歷史與世界的歷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職業像包辦婚姻，通常應該是先戀愛后結婚，我卻是先結婚后戀愛。我是在擔任歷史課老師以后，才逐漸增長了對于史學研究的興趣。不過，1956年以前主要還是應付課堂教學。試想，一個只讀完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要獨立地為大學本科生，甚至為在職中學歷史骨干教師開課，而且經常是每周3門課(歷史、政治、教育三個系分頭上)，總共13個 課時，那是多么勉為其難。當時，也沒有一部完整的教材可供憑借，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只有上冊，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也只有一半，此外則為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少量參考書，陳恭祿、蔣廷黻的教材則已作為反動書籍封存。幸好華師歷史系系主任田家農到中央黨校學習，胡繩為他們系統講授中國近代 史，有一個較詳盡的教學提綱，田家農趕緊為我寄來一份，我就按照這個提綱編寫簡要講義，印發給學生參考。當時中央強調“厚今薄古”，課時的分配上中國近代 史與中國古代史門當戶對，結果是中國古代史為課時不夠發愁，而中國近代史卻深感課時過多，沒有那么多內容可以搪塞。至今回想起來，我仍時有愧疚。幸好1948年我在南京一所私立高中兼任過世界史課程，多少有點教學技巧，所以無論是本科生還是中學在職老師都還愿意聽我講課，這才不斷增強繼續教學的信心，并且擠出一點時間進行結合教學需要的課題研究。

學術生涯轉折：辛亥革命研究與北洋史料征集

中國近代史是個年輕的學科，如同當時國內其他年輕同行一樣，初期的研究也是趕潮流，熱心參加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并且花費很多精力研究太平天國的性質與土地制度。直到1960年以后，才真正把精力轉移到辛亥革命研究，特別是張謇研究。196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在武漢隆重召開，對我的學術生涯來說這是一個重大轉折。此前我與外地 同行學者交往極少，可以說是僻處鄉野，孤陋寡聞。正是通過這次盛會，我不僅聆聽了許多著名前輩學者的教誨，并且結識了一批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青年俊彥，我們從此風雨同舟，共同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營建奉獻終生。

正是在此次會后，華師領導念我多年苦戰在教學第一線，從來沒有享受過出外進修的優厚待遇，慷慨地給我兩年學術休假，讓我借此訪師問友進一步提高學術水平。當時，北大與近代史研究所對我都很有吸引力，北大是經過侯仁之親自聯絡，邵循正滿口答應接受；近代史研究所則是由于范文瀾曾經掛名當過中原大學校長，劉大年等已把我看作勢在必得的“自己人”。但沒有想到更為熱心的卻是曾任華中師院院長的楊東莼，他在征得華師黨委同意后，于1963年春天正式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名義，把我借調赴京協助征集北洋政府時期資料，而北大與近代史研究所只不過是經常聯系單位。

從1963年春天到1964年10月，我名義上是協助征集北洋史料，但實際上這方面可做的事情并非很多，無非偶爾陪同章士釗與其幾位北洋時期的同僚漫無邊際地閑聊而已，真正有價值的史料還是他們自己過去已經發表的憶述。坦白地說，這一年多時間我主要是研究張謇，利用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即《趙鳳昌藏札》)和此前在南通市市委檔案室搜集的《張謇未刊函札》等相關原始文獻，對照《張季子九錄》、《張謇日記》等已出版書籍，做系統的史料長編與部分箋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礎上寫成20多萬字的傳記初稿，這就是遲至1986年才改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一書的原坯。

北京之旅使我大開眼界，我不僅得以充分利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與近代史研究所的豐富藏書，而且得以經常向許多學識淵博的師友問難切磋，這將近兩年的進修比我讀個學位的收獲更大，可以說影響了我整個學術生涯。

北京史學界的“朋友圈”

在朋友圈中，首先要感謝李侃與龔書鐸。我剛到北京時，為接待重點“北洋老人”(如曾毓雋、鄧漢祥等)，陪同他們住在全國政協臨時性招待所(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招待所租用的兩層樓)，與北京史學界仍然比較隔絕。只有李侃特別熱心，因為此前他已與總編金燦然商定，把我與祁龍威等都列入中華書局的重點扶植青年學者計劃。燦然雖然生病住院，仍召我面談一次，多所垂詢并給以鼓勵。所以每逢星期天，李侃必邀龔書鐸一起來看我，多半是在附近的玉淵潭公園紫竹院品茶、抽煙、神聊，中午就在院中活魚食堂進餐。當時物價便宜，一餐飯加上二鍋頭還不到一包中華煙的價錢。那時星期天難得清閑，不談國家大事，更不談聲色犬馬，主要是談書論學，自得其樂，我從他們那里獲取許多學術界的最新消息。大約半年 以后，“北洋老人”多已回家，李侃遂按原計劃安排我住進中華書局潛心治學撰述。中華書局書庫本身就有豐富收藏，有些是還來不及整理出版的大型書稿，如《梁啟超年譜長編》，對我寫作提供極大方便。加以當時集中力量校訂二十四史，全國史學大家都聚集在公主墳中華書局幽靜的原址，作為年輕后輩，請教問難更為方便，其中唐長孺、王仲犖都成為我的忘年之交。正是在中華書局，特別是籌建中國近代社會歷史調查委員會期間，我才真正開始融入全國史學界。

李侃豁達大度，急公好義，有古君子風。他明明知道我的張謇傳稿在來北京以前已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簽約，但毫不計較，只要求為“歷史知識叢書”寫一本《武昌起義》就算交差，而且還給以優厚的稿酬。1964年10月，我因撰文評價李秀成惹禍，中宣部通知全國重點批判，中華書局對我的扶植計劃亦告夭折。但李侃對我的友情始終如一，就在我回武漢接受批判并且又患黃疸肝炎之際，他仍不斷寄來北京上好小米，供我作為中醫藥丸的添加劑，使我的肝功能迅速恢復正常。

李侃比我參加革命早，原先曾在東北局宣傳部任機要工作，以后來北京調入中華書局任近代史編輯室主任，成為金燦然的得力助手，與中宣部的幾位老領導關系也比較密切，也正因為如此，“文革”爆發他就作為中宣部“黑線人物”橫遭批斗，我的另一好友戴逸也因《論清官》一文得禍，大字報鋪天蓋地。華師歷史系有一位曾在北京進修的“造反派”教師，看見這些大字報后聯想到我與李、戴關系十分密切，認定我是隱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線人物”，甚至把我們在紫竹院把酒論學也視為暗授機宜的“黑會”，公開在大會小會發難，借助所謂群眾聲勢逼迫我“徹底交代”。但是， “文革”十年，我們這些老朋友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承擔，從未牽扯別人以圖“立功贖罪”。此所謂道義之交，自有堅守的做人的底線，所以“紫竹院黑會”的爆炸性新聞也就無疾而終。與此相類似的著名編輯還有《新建設》的王慶成，《光明日報》的蘇雙碧，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他們都是我推心置腹、放言無忌的密友，我們也都“好漢做事自己擔”，從未諉過他人或牽連上級領導。這是我們心知肚明聊以自慰的一點小秘密。遇上這些懂行貼心的好編輯，是我學術生涯的極大幸運。

“文革”之后： 理念、方法、路徑與風格的變化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文革”總算走到盡頭。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自發悼念好總理，聲討“四人幫”，盡管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王慶成仍然給我寄來周總理的著名遺像，我掛在床頭日夜思念，熱淚濕透枕巾。“四人幫”垮臺，普天同慶，京師螃蟹漲價暢銷，李侃等高陽酒徒更是 持螯盡歡。對于我們這一代曾經的“民主青年”來說，“文革”的結束等于第二次解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并且自上而下提倡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新學風。學術界與其他各行各業一樣，人民備受壓抑而又積蓄已久的積極性像埋藏地下的泉水一樣突然噴涌而出。這是我一生精力最為旺盛而 成果也最為豐碩的時期，1981年繼合編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陸續出版了《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辛亥前后史事論叢》等專著，并在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表了許多論文。從1979年秋天開始，我又多次應邀前往美、歐、澳、亞許多國家與地區開會、講學與訪問。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加州3所大學連續任教與研究共達3年以上，在促進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特別是在辛亥革命研究領域的中外學術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并且結識了一大批風義之交與良師益友，正所謂“環宇豈無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緣”。

“文革”前后，我的學術理念、方法、路徑與風格發生很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在教學與研究工作中非常強調社會環境、社會群體與社會心態的闡析，也比較注意區域研究(如江浙)與個案研究(如張謇)。有些人以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國同行或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才發生如此明顯變化。其實歷史唯物主義本來就很注意對社會環境(特別是經濟結構與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以社會運動作為整體對象，并沒有局限于單個的人物與事件。日本有的學者認為我是大陸學者中較早也較多把社會學方法引入歷史的研究者，其實這要感謝已故的老師馬長壽教授，他在金大作為歷史學家開社會學通選課，自然會在我這個歷史系學生身上產生深遠影響，所以我對社會學的某些理論、概念與方法早已略有所知。我還要感謝另一位已故老師王繩祖教授，是他在動蕩不安的校園為我們開設湯因比史學介紹講座，使我們對這位大學者的思想體系興味漸濃。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引進西方學術新知形成熱潮時，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反而有故人歸來之感。

回顧既往，我在多年史學實踐中并非簡單借用社會學的概念，而是確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點：一 是比較注意分析個人、群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系；二是把研究的重點置于個人與階級的中介——群體之上。其實這兩個特點從張謇研究即已開始顯現，只不過長期 受“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難以自由揮灑而已。我們這一代學人生不逢辰，青少年時代基本上在戰亂中度過，特別是我自己竟連大學本科都未讀完，因此就學術根基而言，實乃“先天不足，后天失調”。新中國成立以后，政治運動甚多，上山下鄉頻繁，很多時間都浪費了，連“勤可補拙”都難做到，何況又常以文字得禍，屢遭無妄之災，自然難以學有大成。盡管由于歷史的機緣謬膺學科帶頭人之選，但自己究竟有多少學術底蘊，內心經常為此惶恐。我從來不敢以“人梯”自喻，因為缺 少必要的學術高度，只能為年輕的后輩充當鋪路石子，或者是披荊斬棘的前驅。

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很快就從業已成為國際顯學的辛亥革命研究先后轉入商會研究與中國近代化研究；90年代以后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與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而最終又從基督宗教研究擴大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我從不趨時跟風，但卻難免喜新厭舊、淺嘗輒止之譏，頗似一個流浪成性的行 者，經常漂泊在沒有航標的江海。我并不認為這是多大的失誤，因為自覺只有這樣才能為后繼者探索新路，擴展更大的學術空間。但也正因為如此，我的治學從來沒有駕輕就熟的輕松，經常是“八十歲學吹鼓手”，必須從頭學起，從頭做起，永遠都在艱難的探索之中。我很高興，我所開辟的這些領域大多后繼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

為我這樣學無大成的老人出大型文集，內心深感惶恐與歉疚，因為害怕如古人所譏刺的“災梨禍棗”，流于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但作為學術史而言，一部完整的論著輯錄，也許可以供后世的研究者更便于檢索。我忽然又想起晚清張維屏的那首詩：“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今古愁。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與宇宙乾坤、文化長河相較而言，吾輩普通學人豈不正如一株野草，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春草的多情也無非是自作多情，既無耀目光華，更非國色天香。但小草作為具有生命的植物亦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小草的生命意志何等剛 毅，何等充盈，它用億萬群體的集體蘇醒，萌發出漫山遍野的新綠，一片又一片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顏色。詩人以春草自喻，既非故作謙抑，更非妄自菲薄，而是對世事對人生已有更深層的領悟，其實也是徹底的自我解脫與更高的精神追求。我常以此詩題贈年輕學人，現在就作為文集自序的結語。